当经济增长未能普惠大众，其潜在的负面效应迅速显现，警示着发展之路需均衡前行。

2022年12月7日，我国宣布全面取消新冠疫情的各类防控限制，标志着为期三年的“动态清零”政策告一段落。国际国内众多企业领袖一度满怀信心，预言中国将迎来“报复性消费”热潮，驱动众多商家信心满满地扩张投资，加大市场布局。

然而，自解封以来至今，一系列社会经济议题——消费紧缩、中产阶层经济压力加剧、青年就业难、通货紧缩隐忧、职场“35岁门槛”以及薪资骤减现象——相继成为公众热议焦点，轮番占据网络舆论的风口浪尖。

期望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仅仅一步之遥。公众情绪由初期的乐观憧憬急转直下至深重的忧虑，彰显出社会心理的剧烈波动：曾经的高涨期待有多强烈，当下面临的失望与焦虑便有多沉重。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中产界定之惑】

北师大于2019年的研究报告揭示，月收入逾5000元者约7000万人，此群体旋即被舆论贴上了“中产”的标签。基于这一乐观预设，众多大型企业，包括阿里巴巴、星巴克、山姆会员店等内外资消费巨头，纷纷调整战略，旨在迎合并促进这一看似日益壮大的中产群体的消费升级需求。然而，经济发展轨迹并非始终昂扬向上。

【数据背后的隐忧】

时至今年首四个月，个人所得税总额为5007亿元，同比下滑7%，尤其前两月跌幅更是达15.9%，至3262亿元。个税的减少，为中产阶层经济压力增大的现状提供了有力佐证。自2019年至2024年，五年间中产群体不仅未见显著扩容，反而显露收缩趋势，与当初的乐观设想背道而驰。

【消费降级：宏观经济的寒意】

宏观视角下，我国GDP增速自2018年的6.6%降至2023年的5.2%，今年预期虽有微幅回升，但仍难掩消费市场与中产结构的双重压力。微观层面，就业困境、收入减少乃至增长停滞，无一不在凸显经济结构深层次的问题。经济学家们普遍呼吁，经济增长动力应转向国内消费，减少对外贸和投资的依赖。

【消费降级：个体选择与宏观经济的反馈】

消费降级作为市场个体的普遍行为选择，直接映射到宏观经济层面，表现为消费市场的整体低迷。这不仅是居民购买力的直接反馈，也是对经济前景不确定性的集体反应。

【复苏乏力之谜】

经济复苏动力不足的根源错综复杂。可能是需求侧的消费意愿减弱，或是供给侧的投资与生产活动受到抑制，亦或是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剧，以及内部结构调整的阵痛。每一环节的微妙变化，都可能是影响经济回暖步伐的关键因素。

图片来源于网络

除了房价下跌影响到家庭资产占比中最重的一环导致消费缩减之外，更多行业的不断凋零，也进一步影响到人们的消费信心。

2021年，针对教培行业的双减策略，也让大量校外教培企业亏损或倒闭。我国教培行业从业者高达千万人，尽管在看不到的地方，依然有大量的小型教培机构或个人存在，但在明面上，这个行业失去了数千亿美元甚至更多的可能。

如果把新冠病毒作为一个时间节点的话，哪怕是在2024年的今天，我们的很多数据依然没有回到2019年同期。

尽管在新冠病毒解封后，的确有一些报复性的消费存在，但更多的消费“失去了就是失去了”，几乎再也找不回来。

一个人一个月理一次发，一天吃三顿饭，失去的消费场景是无法弥补回来的；哪怕是在解封后的今天，一个人也不会因为解封，就多理一次发，多吃一顿饭。

失去的消费回不来，而消费信心就是在这样的长周期性下，慢慢被消磨殆尽的。

相较新冠病毒期间经济活动的停滞，在解封后经济的反弹当然会有，但反弹不是回到之前的位置，失去的东西，或许永远也找不回来，这不仅仅是指心理上的，经济上的也同样如此。

一个人的消费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当消费开始放缓和低迷的时候，人们的就业和收入就会受到影响，这两者之间彼此影响互为因果，叠加房地产的下行，共同导致了今天的消费降级和中产返贫。

房地产在其中的作用，堪比就业和消费。

过去由于我国投资工具相对较少，加上资产不能自由进出，因此更多人选择买房和储蓄，因此家庭总资产中房子的占比一直很高，高达70%，而随着恒大和碧桂园事件的影响，房价普遍下跌之下，家庭资产总值不断缩水，财富效应缩减之下，消费支出低迷也在情理之中。

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消费偏好一旦形成固化，可能就再也回不去了。

例如今年五一期间，尽管我国旅游人次和消费总量创新高，但具体到人均消费上，人均六百多元的消费额，依然不及2019年同期。

当人们习惯了以更节省的状态来应对生活，那么对宏观经济来说，无疑是致命性的，现代商业社会建立在消费之上，当人们消费支出开始放缓的时候，危机也开始酝酿。

随着国内的天花板不断开始显现，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选择出海，寻找更广阔的天地。

其中拼多多和字节跳动的出海成绩是最亮眼的，当然在国内智能手机厮杀最惨烈的那几年，传音手机也在非洲开辟出了自己的赛道。

公司出海是不得已的行为，但对国内的消费者而言，出海往往只意味着公司的收益，这种收益很多时候也很难反哺到国内经济上。

最关键的可能还是社会公共保障体系的建立，这几乎是宏观经济的基石。

图片来源于网络

当前经济增长的放缓与消费市场的瓶颈，其特殊性与挑战性前所未见。当民众的不确定感与不安情绪蔓延，亟需一个坚实的社会公共保障网作为依托，以支撑消费信心并鼓励探索创新。遗憾的是，我们在这一领域的构建尚显不足。

对未来的忧虑，聚焦于养老、保险、失业等关键领域，它们直接影响着公众的储蓄与消费决策。当下，不少人将我们的处境与90年代的日本相提并论，担忧我们正步入类似的经济停滞期，而实际情况可能更加复杂严峻。

消费动力不足，折射出收入增长乏力与就业机会稀缺的问题。每年数百万计的高校毕业生面临就业难题，国家的应对策略显得尤为紧迫与有限。这是一个循环困境：消费萎靡限制了收入增长，反过来，收入不足又制约了消费能力。症结所在，或许在于过去四十年经济飞速发展累积的财富未能充分惠及民众。那么，庞大的财富究竟流向何方，成为一个亟待解答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