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的“退学”是指学生在校期间成绩不合格或违反学校的管理规定，从而学校会对该学生作以“退学”处分。一般情况下，这种退学的贬义性远大于褒义性。
可是早在1974年，某大学生却主动申请退学。他的成绩优秀，同时并未违反学校规定，申请退学不仅得到父母支持，还传遍整个中国，甚至引起周恩来总理的注意与特批。在此之后，全国各地都以该名学生的“主动退学”举动为标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切都源于一次“走后门”。
走后门
“走后门”作为社会中的普遍现象，包括但不限于：走后门给自家孩子谋个学区房的名额、找医院熟人为病人安排特殊照顾等，通过不正当手段而达成个人目的。
“走后门”的行为虽然算不上可耻，但是也放不得明面上分说。对于普通群众来说，“走后门”无疑是他人侵犯了自己的公平权利。而作为“走后门”得到关照的人来说，无疑得到了“格外”照顾。
被“照顾”的钟志民从小在部队大院生活，过着十分富足的生活。20岁那年，他无法再忍受当兵的辛苦，多次给父亲打电话，希望通过父亲的“暗箱操作”帮自己上大学。其实，此时的钟志民已经走过一次后门了。
他中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瑞金县沙洲坝公社百花园生产队。从小在富足的环境中长大，农村生活的艰苦令钟志民苦不堪言。仅在这里待了三个月，钟志民就利用家中父母的关系去参军。而参军名额就是挤掉了另一个青年农民得到的。
1972年，由于特殊原因被迫停顿的大学招生工作重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蠢蠢欲动的钟志民再也不能压抑自己对大学生活的向往，他暗暗决定：一定要离开这里。
可是自己如何才能从这里逃离呢？同如今的高考制度不同，若想在当年成为一名大学生，必须要由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三者缺一不可。此时的钟志民自知靠着以上三种方法上大学的机会微乎其微，于是他将希望都寄托在自己父亲——钟学林的身上。
钟学林是分管干部工作的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行政九级干部（十三级以上为高干），妻子是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的正处级干部，二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恪尽职守。
接到儿子电话的钟学林，起初并不同意钟志民的请求。因为他此前就为儿子“暗箱操作”过，再来一次实在说不过去。何况夫妻二人又都是行政干部，这么做岂不是“知法犯法”？
就这样，本该基层推荐、各层审批的流程，钟学林只需要打一个电话就能将钟志民送进南京大学中。不得不说，“章法”的重量在此时轻如鸿毛。
开学前，钟学林问儿子，“上大学以后你有什么计划？想学什么专业？”他胸有成竹地说：“我想去政治系学哲学，我想系统了解自然知识、社会知识，而哲学是这些问题的总体认识。”
钟父见儿子心中颇有打算，他十分欣慰。对于他们这样的人家来说，从政发展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若儿子真能在大学中学有所成，日后仕途发展必然超过自己，那么此次“走后门”也是值得的。
钟学林嘱咐儿子说：“此次你有上大学的机会，并不合章法。在大学生活中，你定要认真、谨慎，不得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深知其中要害的钟志民立马应允，他憧憬着开学以后的美好生活。
同年4月，钟志民只身来南京大学报到，顺利地成为政治系哲学专业的一名学生。他对这里的一切充满好奇，期待着大学生活的自由与精彩。同时，谨慎的他在兴奋之余依然没有忘记父亲的嘱咐。
钟志民留心到，班级一共30多名同学，他们都是在部队中表现优异，从而被推荐审批到大学中的。而自己是“破格”录取进来的，因此更要好好表现，才不会辜负父亲对自己的帮助。
事实上，钟志民在这些同学中，的确表现出色。他做事勤恳、为人谦逊、功课认真。这样的好学生哪个老师会不爱呢？作为班级中的尖子生，钟志民的表现很快就引起班主任胡福明的注意。
胡福明时任南京大学政治系党总支书记，他刚从五七干校调整回来，此次带领的哲学班是回来之后教育的第一届学员。从下放劳动到回归本职工作，胡老师的心情同这届大学生一样激动。
经过一段时间交流，胡老师发现同班同学的知识水平参差不齐，于是让班里的学习委员谷嘉旺利用课余时间为大家补习。热心的谷嘉旺经常与班级同学分享学习方法、交流心得。一来二去，钟志民与这名学习委员相处得很熟络。
钟志民了解到，谷嘉旺是老三届的知青，因为文笔好被公社书记推荐来到大学。同他相比，自己的身份显得有些不明不白，每当谷嘉旺或其他人询问自己的家庭背景时，钟志民总是打岔更换其他话题。
一来二去，大家都不再追问钟志民的出身。早就对同学们有些了解的胡老师在得知到钟志民的“神秘”以后，心中已经有了几分答案，出于现实情况考虑，胡老师并未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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