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省通江县城东80余里的地方有一个名叫王坪的小山村，这里依山傍水，古树参天，一年四季鸟语花香，景色迷人。
在群山环绕之中，山坡密林深处坐落着一座规模宏大的红军烈士陵园，里面长眠着25048位红军先烈，其中有17225位无名英雄，是全国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
缓步走进陵园，有一座大型墓碑格外引人注目，墓碑身长两米，矗立在两米高的墓台之上，碑后面是一座大型红军烈士集体墓。
不过，引人好奇的是这座墓碑上面镌刻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却倒立悬挂，与我们平时所见的党徽有着极大的不同。
早在1951年时，四川当地的百姓从一块冬水田里挖出了这块墓碑，也曾对上面的党徽标志有过疑问，后来在当地政府的过问下，没有经过任何修改，原封不动的放在了这座烈士陵园中。
斑驳的碑面，饱经七十年风雨侵蚀，依旧屹立不倒，向世人讲述着它不同寻常的过往！
在如此庄重肃穆的红军烈士陵园中，这块具有历史意义的墓碑上的党徽为何会倒立悬挂？它是何人所建？这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
拨开历史的迷雾，时间回到70多年前的那场伟大而又壮烈的土地革命战争。
1931年11月，鄂豫皖苏区的第四军和第二十五军在湖北黄安县七里坪镇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
红四方面军成立初期，在徐向前的指挥下，趁蒋介石新“围剿”尚未准备完毕之际，相继攻克黄安、潢川、商城等重镇，部队发展到两个军、六个师又四个独立师共4.5万人的主力部队和近20万的地方武装力量。
而红四方面军所控制的鄂豫皖苏区也形成了东起舒城，西到平汉铁路，南达黄梅、广济，北至潢川、固始，坐拥4万平方公里，350万人口的广袤土地。
面对发展如此迅速的红军，蒋介石坐不住了。
1932年7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纠集30万大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成为第四次围剿战争的一部分。
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挥，让原本就兵力悬殊的红四方面军雪上加霜，虽然红军战士顽强抵抗，但是寡不敌众，相继丢失大片土地。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保存实力，主动撤出鄂豫皖苏区，退入关中地区，跨过秦岭，越过大巴山，攻占川东北的通江、巴中等地，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
经过十个月的浴血奋战，红四方面成功在四川、陕西交界处站稳脚跟，作战部队一度发展到10万余人，苏区人口达到五百万，川陕苏区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就连毛主席都称赞其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
不过，强盛的背后是敌人的觊觎和担忧。
红四方面军所处的地区正是四川军阀刘湘的地盘，红军的快速发展极大地触动了军阀的利益，刘湘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
1933年9月，刘湘击败刘文辉，结束四川长期战乱的局面统一全川，成为“四川王”。
次月，他就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纠集地方反动武装多达110个团，20余万人的部队，对红四方面军所在的川陕根据地发动“六路围攻”，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企图在三个月内消灭红军。
面对川军的大规模围攻形势，红四方面军总部根据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通江会议精神，采取“收缩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分东、西两线与敌作战。
惨烈的战斗一触即发，双方投入兵力多达三十余万，注定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长期战，后勤和医疗救援成为重中之重。
作为红四方面军最主要的救援力量，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在战争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1934年春天，在总部采取“诱敌深入”方针部署下，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由鹦哥咀迁往通江沙溪的王坪村，将院部设在了“伪国大代表”、地主头子王笃之的庄园中。
王坪村地处大巴山区腹地，依山傍水，山林茂密，处在群山包裹之中，是一处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要地。
自从“反六路围攻”战斗开始后，红军将士在前线抛头颅洒热血，为保卫苏区而流血，设在王坪的后方总医院则承担起救治伤员的重要任务。
然而战斗的惨烈远超所有人的想象，英勇负伤的战士不计其数。
平时，总医院内有伤员三千余人，但在“反六路围攻战”最为紧张的阶段，医院一度有五千多位伤病员急需救治。
由于敌人对川陕根据地的围剿和重重封锁，使得总医院难以建立完整的医卫体系和稳定的医疗机构。
医疗物资的匮乏，环境的恶劣，严重影响着医生对伤员的救治。
但是这一切没有难住为红军战士提供坚强后盾的医护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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