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在得知自己手下数百将领战败后都举手投降，气得拍桌子打板凳，而那些被俘的将军们进了战犯管理所还互相调侃：“你也来了？当初在南京国防部开会，大家也没凑得这么齐！”
老蒋屡战屡败，召集军事会议的时候，除了骂人就是甩锅，所以很多军官能躲就躲，生怕自己步了韩复榘的后尘。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王耀武还心有余悸地告诉沈醉：“一看是他气哼哼地站在那里，我的两条腿便一直哆嗦，我怕他当时枪毙我或把我带回南京处分。结果，他只瞪大眼睛狠狠地痛骂了我一顿。现在想起来我都有点害怕。只要他嘴里多说出两个字‘枪毙’，我就会一命呜呼了。”
王耀武说的“那一次”，指的是李仙洲兵败莱芜，五万六千人三天之内被解放军捉干净后老蒋亲赴济南“追究责任”，在机场就给王耀武来了个下马威。
其实李仙洲莱芜之败跟王耀武的关系不大，虽然李仙洲名义上归王耀武指挥，但真正说了算的是老蒋的嫡系、干女婿陈诚，老蒋先把王耀武骂得噤若寒蝉，就是不想让他说出陈诚瞎指挥的真相。
王耀武被我方多位领导评价为“明白人”，自然明白老蒋的真实意图，他一面向老蒋保证“坚守济南”，一面准备好了逃跑路线和便装，还释放了被关押的地下党和进步人士——他知道济南肯定守不住，如果顽抗到底，或者最后疯狂杀戮，最后肯定没有好果子吃。
王耀武的为人处世，跟我们熟悉的“吴敬中”有几分相似之处，对战局的分析也很精准，知道老蒋这条破船必然沉没，自己虽然不能干净上岸，但手上少沾一些鲜血，也就等于给自己留了一条活路。
王耀武在抗战中表现优异，内战时消极怠工，恰好是他大智慧的表现，这一点连沈醉也不能不佩服，尤其是王耀武特赦后享受的待遇，沈醉也有些眼红：“自1962年开始，溥仪、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等人，每逢‘五一’‘十一’都参加了头天晚上的国宴，其余的专员则轮流参加，而他们几位是固定的。”
王耀武的大智慧，沈醉是学不会的，很多时候，沈醉只是有一些小聪明，比如他在云南起义的通电上签字，并要求手下特务交出武器停止活动后，““他们很称赞我这一做法，并劝我拿出全部‘本钱’来。我就把徐远举、周养浩、郭旭、成希超交了出来。”
沈醉对自己的决定做出了解释：“卢汉控制了机场，他们已无法逃台，而且他们对昆明的情况根本不熟悉，若乱跑出去，弄不好就会被保安团抓住打死，还不如与我们一道参加起义。”
沈醉说得好像是替朋友着想，但是徐远举周养浩等人并不领情，因为他们知道沈醉“交出”这些人后，又悄悄通知几个跟他要好的人跑掉了，沈醉在回忆录中也承认：当时的《平民日报》社社长丁中江曾多次帮过军统干过脏活，还经常写文章吹捧军统特务，所以沈醉就假装托人向丁中江要钱，还故意把“请速交来人二百块银元”中的“速”字里的“束”写得很小，而把“走”旁写得特别大，拉得长长的，丁中江看了纸条后马上逃之夭夭。
沈醉能用这种方式通风报信，却没有让徐远举等人脱逃，他还觉得自己受了委屈：“钱取回的第二天，我就听说丁中江走了。我相信他能够脱险，因为昆明地形他都熟悉，而且还有个记者身份证。唯独对徐远举等人，我不敢轻易放他们走，因为他们杀人太多，民愤太大。所以这件事一直在折磨着我。我觉得对不起朋友。为了消除徐远举等人对我的愤怒，我常常把别人送给我的衣物和钱转送给他们，想求得谅解，可是，他们并不理解我的心情，见面依然讽刺我。”
据说沈醉后来跟徐远举、成希超、郭旭等人“重归于好”，周养浩跟他好像一直没有恢复到从前，周养浩特赦后不肯留在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也有不愿意跟沈醉再做同事的意思。
徐远举和周养浩罪大恶极，沈醉不放他们走并无过错，但是沈醉=极力“修复关系”，就有点画蛇添足了——虽然沈醉也算得上战犯管理所四个明白人之一，但是他跟王耀武相比，好像还缺了点什么。沈醉在自夸的同时，也承认自己只是小聪明：“在那一段时期中，只能说我是阴险、狡猾、残暴，所以能得到戴笠的信任。如果在那一段时期中，我要是聪明，便会弃暗投明。那时我要聪明，我和地下党打交道时就不会去破坏而会去保护。”
除了王耀武和沈醉，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还有两个“明白人”，但是跟王、沈二人相比，他们好像明白得晚了一些，其中一直在抱屈的陈长捷，最后也想明白了、学明白了，而且还成了对马列著作最明白的“学员（当时战犯已改称学员，互称同学）”，这一点连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文强也叹为观止：“《资本论》是不容易看懂的书，陈长捷能够密密麻麻地写下个人的一得之见。当他得知这位蓄意研究马列的晋军将领是保定军校六期毕业生第一名时，不禁对陈长捷愈发敬重。他研究了陈长捷的心理，发现他善于吸取战场上的教训，为了在人生的战场上成为永操左券的将军，陈长捷从“知己知彼”做起。这于文强是不小的启迪。”
陈长捷在天津犯了糊涂，进了功德林才变成明白人，他跟王耀武一样，都是1959年第一批特赦，而沈醉直到第二年年底才出去，那时候王耀武已经吃过好几次国宴了。
王耀武和杜聿明吃国宴的时候，肯定会想起战犯管理所的另一个明白人——文强。
有人说黄维也是个明白人，但是他跟文强相比，那可是远远不及，虽然两人都是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也都选择了留下而不是像周养浩那样去投奔老蒋而吃了闭门羹，但是黄维有些事情显然还没想明白，而文强则把什么事情都看开了。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我特赦出来后，廖运周也参加了我们的宴会，黄维一见他，鼓起两只眼睛，不跟他说话。我说：‘现在看起来，我们是错误的。过去的就过去了，各人命里一块天，不要到了这个时候还骂人家，还不理人家，他们有他们的道理，恩恩怨怨不要总记在心里，付之一笑就对了嘛。’黄维说：‘你付之一笑，我笑不了。’天下多少事，都是转眼间，跟做了一个大梦一样。黄维比我大三岁，他死了十几年了，我这个人还在。”
在笔者看来，文强才算是真活明白了，王耀武、陈长捷、沈醉跟文强相比，确实还有很大差距。
有一家报纸的总编曾经问过文强：“做一个人怎样才有意义？”
文强的回答，简直可以当作座右铭：“我体会有两句话：第一话是：生时问心无愧。我写日记的时候，都要想一想，这一天过得怎么样？是不是有损于别人？是不是问心无愧？第二句话是：死时不要有人指着我的头骂我。如果我死后提到我的名字就有人骂我，那么我的子孙听了就会很不舒服。将来有人提到文强，我希望他们会说，文强是一个善良的人。”
活着的时候问心无愧，死后也不会被人唾骂，身居高位能做到这两点的人还真不多，但文强好像做到了，他跨越耄耋直奔期颐之年，还觉得自己像年轻人一样，一天到晚不知道什么叫疲劳，不吸烟不喝酒：“这个幸福不仅在我个人的身上体现出来了，而且在我的子孙们身上也体现出来了。我很乐观，希望在感召着我。”
文强是真正的乐观主义者，他在战犯管理所，可不像电视剧《特赦1959》中的刘安国那样整天阴沉着脸，而是把“业余生活”也过得丰富多彩。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他刚被俘时，被送到山东与王耀武住在一起，大家自办伙食，文强负责做湖南菜，王耀武负责刷锅洗碗：“我每天在忙得很，当学习组长，又管墙报，管文艺，我们自己还成立了一个图书馆，我又在这里负责，过年过节，还写些纪念的文章。”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文强还跟王英光的历史原型姚伦交上了朋友：“我们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和看守员的关系搞得很好，后来，监狱长（应该是所长）换了人，这个人在俄国留过学，叫姚伦，现在从公安部也退休了，他和我两个人还在一起拍过电影，是很好的朋友了。”
文强和姚伦后来拍的那部电影叫《决战之后》，饰演文强的就是葛优——我们看历史照片就知道文强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帅哥，他不反对葛优饰演自己，是不是一种不拘细节的洒脱，在您看来，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真正的明白人，除了这四位还有谁？最具大智慧的是哪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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