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幸存者、百岁老人历经磨难依旧说：我很幸福|奥斯维辛|幸存者|库尔特|我很幸福|纳粹|集中营

这几年我过得很不好，无数次想过：活着究竟为了什么？虽然说，生命无意义，自己找意义；虽然说，生活就是起起落落，但当你身处深渊，你会很怀疑自己能不能爬得出去。

只有事过境迁才能云淡风轻，置身其中却是惊心动魄、万箭穿心。

因此，当你看到一位百岁老人埃迪，从童年的富足生活到失去双亲、剥夺所有、辗转不同集中营九死一生……他依旧说出“我很幸福”，你会相信，他说这句话是由心而发，掷地有声，没有矫情，没有鸡汤。

《我很幸福》这本书很短，一口气读完不禁久久出神：如果你是他，经历那么多磨难还能不能熬下去？你会不会怨天尤人，甚至后悔降临在这个世界上？你还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毫不夸张地说，埃迪踩中了历史上的无数“坑”，几乎所有最悲惨的命运他都赶上了。

容我慢慢道来。

童年富足

埃迪1920年出生德国莱比锡。父亲在“一战”时被德国当作非法移民拘留（使用波兰护照），发现他是精密机械工程师后派他去工厂干活，为战争制造重型武器。父亲战后留在德国，成家立室，一家四口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父亲从小就教导埃迪“施比受更有福”。埃迪记得小时候父亲总是邀请很多朋友来家里吃饭；每个周五晚上母亲都会烤很多面包，父亲把面包带到犹太会堂，送给贫困的犹太人。

他会对我说：“如果你足够幸运，有钱又有座漂亮的房子，你就有能力帮助那些没有钱的人。这就是生活的真谛，要与别人分享你的好运。”

德国“一战”战败，经济毁于一旦，他们切切实实感受到食物和燃料的短缺，通货膨胀很可怕。纳粹给了德国人民一个“解决方案”，也给世界带来了深重灾难。

1933年，希特勒上台，埃迪正好十三岁，参加了犹太人的成年礼。学校曾测试学生能力，认为他有天赋成为优秀的工程师，他也以此为目标。

埃迪初中毕业后升高中，但学校突然开除他了，因为他是犹太人。父亲为他做了假证件，以非犹太人、德国孤儿沃尔特•施莱夫的身份，去了一家很有名的机械工程学院学习。

冒充沃尔特•施莱夫的生活是孤独的。我不能告诉任何人我是谁，也不能向任何人吐露我的秘密——那样做就意味着我的犹太人身份暴露，我将陷入危险之中。我在卫生间和沐浴时必须特别小心，一旦别的男孩注意到我受了割礼，就完了。

年纪尚小却远离家庭，不能写信，只能偶尔打个电话回家，痛苦难以言表。父亲劝他要坚强：“我知道这很难，但总有一天你会感谢我的。”父亲没说错，埃迪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帮助他在日后幸存下来了。

埃迪十八岁被选为学校的最佳学徒，并邀请加入行会。这么年轻被行会接纳是莫大的荣幸，入会仪式那天他放声大哭，因为他是以孤儿沃尔特•施莱夫的身份拿到这个成就的，父母无法看到这一幕。

“水晶之夜”

毕业后，埃迪接受了一份制造精密医疗器械的工作。

1938年11月9日，他犯了年轻时代最大的错误，命运从此转了个弯。那天是他父母结婚20周年纪念日，他决定回家，给他们惊喜。

在学校封闭、安全的环境下，他无法接触报纸和广播，不知道反犹太主义正在席卷德国。

他回到家，大门紧锁，漆黑一片，他不知道家人已经躲起来了。他有钥匙，于是就在家睡觉了。半夜他被踹门声吵醒，十个纳粹闯了进来，把他打个半死，还捅死了他的小狗。

但他们的目的不是杀了我，而是揍我、羞辱我。第一轮毒打过后，他们把我拖到街上，让我亲眼看着我们家那栋有着两百年历史的房子被毁的过程——这曾是我们家几代人长大成人的地方。我在那一刻失去了尊严、自由和对人性的信任。我失去了活着的勇气。我从一个人降为了虚无。

这一夜就是“水晶之夜”，纳粹洗劫和摧毁犹太人的商店、房屋、会堂，因散落的玻璃碎片犹如水晶而得名。纳粹士兵、法西斯暴徒、普通公民都加入了暴力和抢劫之中。

埃迪无法理解，他在德国出生和长大，他为自己是德国人而自豪，怎么昨天还是朋友、邻居、同事，今天却被告知是不共戴天的仇敌？

当我想到那些以我们的痛苦为乐的德国人，我就想问他们：“你有灵魂吗？你有良心吗？”这是疯狂，真正意义上的疯狂，或者说是文明人完全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他们犯下了可怕的暴行，更糟糕的是，他们还以此为乐。他们认定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对的。有些人不愿意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犹太人是敌人，可就连这些人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暴徒。

埃迪被装上卡车，送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浑身是伤，又被送去医院。他问护士，如果他逃跑会怎样，护士问他有没有父母，他说有。

“如果你试图逃跑的话，只要走出前门十五分钟，他们就会找到你的父母，把他们吊死。”

埃迪被迫把逃跑的念头抛之脑后。伤势好转后，他又被带回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周围大多是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他认识了狱友库尔特，后来成为最好的朋友。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被围捕并关押起来，我们不是罪犯。我们是好公民，是勤劳、普通的德国人，有工作，有宠物，热爱自己的家人，也热爱自己的国家。我们为自己的衣着和社会地位感到骄傲，我们欣赏音乐和文学，我们享受美酒和啤酒，每天吃三顿丰盛的饭菜。

他们经常被殴打。每天早上，纳粹都会玩个可怕游戏：打开大门让两三百人自行出去，等他们走了三四十米后开火，然后把尸体送回家，给家人附上一封信，说他们试图逃跑，证据是他们后背的子弹。这是纳粹解决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人满为患的方法之一。

对于那些迫害我们的卫兵而言，纪律比常识更重要。如果一个士兵接到的命令是行军，他就会行军。如果让他们从背后开枪，他们会照做，而且从不质疑是对是错。德国人把逻辑当成一种宗教，而逻辑又把他们变成了杀人犯。

很快，布痕瓦尔德的囚犯明白一点：死亡是比活下去更好的选择。埃迪认识一个叫科恩的牙医，他被毒打到胃穿孔的地步，非常痛苦。他偷偷买了一个剃须刀片，精确计算出他需要割断哪条动脉、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死亡，并确保不会被救回，他“成功”自杀了。

在比利时被捕

有个纳粹士兵是埃迪在工程学院读书的同学，他想帮助埃迪，向指挥官说埃迪是出色的精密工具制造者，为埃迪担保。

纳粹问埃迪是否愿意为他们工作，要他签一份雇佣合同和一份声明，声明说他在集中营的日子过得很舒服。他们允许埃迪的父亲来接走他，待上几小时，然后再送去工厂。

1939年5月2日，父亲开着租来的车来接埃迪，父亲已经想好了出逃计划：他们开车去边境，让蛇头护送他们去比利时，母亲和他妹妹会跟随而来，一家人在比利时团聚。

他们到了布鲁塞尔，父亲已经在市中心租了一套公寓，但母亲和妹妹却被抓了，关了三个月才设法放出来。一家人还没团聚，埃迪就被比利时宪兵抓了。

他们这次逮捕我不是因为我是犹太人，而是因为我是一个非法越境的德国人。我简直不敢相信。在德国，我不是德国人，我是犹太人。在比利时，我不是犹太人，而是德国人。我赢不了，我被捕了，和其他四千名德国人一起被送进了埃克拉德难民营。

“敦刻尔克大撤退”

埃迪向比利时政府提出申请，为自己辩护。他被任命为机械工程师讲师，去了大学教书。平安日子没过多久，1940年5月10日，德国入侵比利时，难民变得不安全了。

一个叫布拉图的政治家组织大家撤离到英国，把他们带到敦刻尔克，碰上了“敦刻尔克大撤退”。他们恳求上船，船长说只接受英国士兵。有人脱去死亡的英国士兵衣服，穿上身，冒充士兵上了船，但埃迪做不到。

我只是无法拿走这个可怜孩子的衣服，随遇而安和足智多谋是一回事，但要偷走这个死去的可怜士兵的尊严是另一回事，而尊严则是唯一没有被战争夺走的最后一样东西。

他们被夹在德军和盟军之间，德国轰炸机在头顶呼啸而过。在混乱中，埃迪和大家走散了，决定自己步行去法国南部，寻找另一条逃生通道。

在法国被捕

在整整两个半月里，埃迪从日出走到日落，只能走小路，穿过小村庄，一路走到法国南部。

很多时候，我出发时天还没有亮，但村民们看到我时就会用法语喊：“你吃了吗？你饿了吗？”他们会邀请我进屋和他们一起吃早餐。这些都是贫穷的农民，日子也过得捉襟见肘，而且已经饱受战争的苦难，但他们愿意与我——一个陌生人——一个犹太人——分享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他们知道自己是在冒着生命危险帮我，但他们还是这么做了。即使这些村民自己也饥肠辘辘，他们仍把面包切成片让我带上一些。

到了里昂，由于难民太多，道路封锁了。因为德国护照，埃迪被以为是德国间谍，再次被捕，被送去法国西南部一个叫居尔的集中营，待了七个月。

法国维希政府释放德国战俘回去，埃迪是其中之一，他准备被送去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时，埃迪不知道奥斯维辛，但他了解纳粹，知道不能回到他们的集中营。

他决定在火车上逃跑，用偷来的一把螺丝刀和一个活动扳手，花了近九个小时才把两块地板松开，此时离过境点大概只有十公里，没时间了。他和另外八个人非常瘦，拼命扭动着身体钻过地板上的洞往外逃，像蜘蛛一样爬出去，紧紧地抓住火车车厢的底部。

终于，我从火车的运动和前面可见的灯光中知道，我们快要进入斯特拉斯堡了，而我们肯定会在那里被抓住。我大声叫其余的人松手，然后我们落到轨道上，尽量平躺着，紧贴着枕木。火车从头顶呼啸而过，我们用双手捂住头，因为我们很清楚车厢底部松动的铁链有可能会砸到我们，那样就会把我们的头盖骨像西瓜一样破裂。

埃迪用了近一周时间回到布鲁塞尔，去公寓没找到家人。他联系一个家庭朋友，得知家人都在布鲁塞尔郊外，他们一家四口终于团聚了。父母状态很不好，都遭受过警方毒打。这是短暂的温馨时光，尽管日子艰难，但一家人总算在一起了。

在比利时再次被捕

战争造成一切物资短缺，没有配给券就无法买到食物，而他们没有比利时国籍，无法得到配给券。

埃迪没有身份证，找了一份黑工，每晚去一家工厂维修机器，工作必须晚上保密进行。当时比利时实行宵禁，他用黑纸遮住所有窗户，有时要通宵工作。

他们隔壁有个犹太家庭，有三个孩子。有一天邻居夫妇被带走了，埃迪家收留了三个孩子。为了安全，埃迪父亲还在家做了一个隐形墙。

1943年冬天的一晚，埃迪出门工作，警方突袭了他们家，拘留了父母和妹妹。时间紧迫，他们只来得及把孩子藏在隐形墙里，自己却放弃了逃生的机会。

警察守株待兔，埃迪回家后也被抓了。

但小小的奇迹还是有的——尽管警察在公寓里等了一晚上，他们始终没有找到那些孩子。他们得以继续生活下去。另一个犹太家庭收留了他们，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很安全。许多年后，我与他们重聚——他们幸福长寿，一个在比利时，另一个在以色列。这都要感谢我父亲，他的勇气和机智救了他们。

在转移中，埃迪居然在车站遇到库尔特。库尔特身上没有证件也没有一百法郎，警察依照反流浪法逮捕了他，也要送往奥斯维辛。

送往奥斯维辛

1944年2月，他们到达奥斯维辛二号比克瑙集中营，父亲被分到另一边，上了卡车，埃迪后来才知这是臭名昭著的“挑选”。

在这里，囚犯们被分为男女两类，还被分为另外两类：一类是那些身体仍然强壮的人，他们即将被送到奥斯维辛做奴隶，劳动致死；另一类将被直接带到毒气室。

埃迪和其他人排队进入集中营，被带进小小的盥洗室。

埃迪在布痕瓦尔德见识过纳粹的把戏，这是纳粹要考验他们的忍耐力，把他们锁在这个黑暗、寒冷、狭窄的房间好几天，等他们精疲力竭就大喊“着火了！”“毒气！”等让他们惊慌的话，或者殴打一些人让他们惊慌失措、互相践踏。他们每人都拿到一张纸，上面有个号码，如果弄丢了这个号码就绞死。

埃迪、库尔特和两个男孩想了个办法，找个角落站着，两个守着墙，另外两个睡觉，然后交换，他们这样执行了三天三夜。

三天三夜尖叫声不绝，血腥味也挥之不去。当灯重新亮起来的时候，我们进来的148人中，有18人死了。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被踩得很厉害，眼珠掉了出来，挂在脸上。

埃迪从此成为奥斯维辛囚犯，穿上囚犯制服，手臂文上数字。

我的号码是172338，这是我现在唯一的身份。他们甚至剥夺了你的名字——不再是一个人，只是一个巨大的杀人机器上缓慢转动的齿轮。当他们把号码文在我的手臂上时，我就被判了一个缓慢的死刑，但首先，他们想要扼杀我的精神。

埃迪很快得知，父母被送去了毒气室，他成了孤儿。

突然之间，我失去了一切——我的家人，我的财产，还有我对人类仅存的信念。我只被允许保留我的皮带，对于我再也无法重温的生活，那是唯一的纪念品。

埃迪无法理解发生的一切，他从小到大都是一个自豪的德国人，为自己的国家自豪。希特勒怎么能制造出这样的仇恨，把文明人变成没有人性的僵尸，把他一起工作、学习、运动的朋友变成了敌人？

“死亡集中营”

奥斯维辛是死亡集中营，埃迪发现友谊是救星，教育是救星。

埃迪第一项工作是清理一个被炸毁的弹药库，徒手捡起爆炸的弹片。那时，埃迪不知道妹妹下落，父母已经死了，库尔特是他唯一的亮光。

我可以告诉你们，如果没有库尔特，就不会有今天的我。多亏了我的这位朋友，我才活了下来。我们互相照顾。当我们中的一个受伤或病得不能干活时，另一个就会去找食物并帮助他。我们帮助彼此活下去。在奥斯维辛，一个囚犯的平均生存时间是七个月，如果没有库尔特，我连一半的时间都挺不过去。

许多人走向电网结束生命，库尔特不让他走向电网。

奥斯维辛是一个活生生的噩梦，一个充满难以想象的恐怖的地方。但我活了下来。而这完全要归功于我的朋友库尔特。我只有再多活一天，才能再次见到他。即使只有一个好朋友，也意味着这个世界有了新的意义。一个好朋友可以是你的整个世界。

埃迪的第二项工作是挖煤，第三项工作室去法本公司做机械工程师。只要他还能干活，他就能活下去。他曾经三次被带到毒气室，看守看到他的名字、号码和职业，然后喊着把他带了出来。

我默默地感谢父亲，是他坚持让我学习了那些能救我一命的技能。他总是强调工作的重要性，他明白这是一个人对世界做出贡献的方式，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样社会才能正常运转。
除此之外，他还了解一些这个世界根本的东西。社会机器可能不会总是按照它本应该运转的方式运转。在德国，社会机器已经完全瘫痪，但它的一部分还在运行，只要我的专业技能不可或缺，我就会是安全的。

埃迪在法本公司负责维护两百台机器的高压空气管道。他的脖子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如果发现任何管道漏气，他就会被绞死。

每台机器有一人看护，埃迪想了个办法，制作了两百个哨子，每人一个，谁发现任何机器的压力开始下降就吹响哨子，他就跑过去修理它。他工作了一年，没有一台机器出过障碍。

更惊喜的是，他在工厂发现了他妹妹，他们无法和对方说话，不能让别人知道他们是亲人。妹妹负责切割子弹，要长期站在冰水之中，给身体造成严重伤害。

埃迪的工作也不轻松，他要爬上高塔才能指挥大家。塔顶非常寒冷，有一天他一定睡着了，有个看守拿石头扔他，在他头上划了很大的口子。他被送去医院缝了十六针。

经过医院一个房间，有个神经外科医生正在给一个纳粹高官做手术，埃迪大声说出他正在使用的机器，并说他知道怎么修理它。

医生来找他埃迪了，问他怎么知道这种特殊医疗机器的名字。埃迪说，他以前是制造它的。医生给了埃迪一份工作，为期三个月，设计和制造手术台，埃迪所受的教育一次次救了他。

有些囚犯通过举报自己人来获得恩惠。

有些人会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这是生存，我不同意。在奥斯维辛，适者生存，但不能以损害他人为代价。
我从来没有忘记什么是文明的。我知道，如果为了生存我必须变成一个邪恶的人，那么生存下去将毫无意义。

黑暗中也有一丝丝光亮，有些看守会偷偷给他食物，让他相信这个世界还有好人。

他们必须确认自己可以信任你，如果有人抓到他们在帮助犹太人，这对他们来说也意味着死亡。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一样害怕，这就是法西斯主义——一个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受害者的制度。

金德曼医生给了埃迪很有用的建议，让他下班就躺下休息，保存体力，“休息一小时等于多活两天。”

这是在奥斯维辛幸存的唯一方法，每多活一天，就继续专注于保持身体运转。有些人对一切都念念不忘，却单单没有活下去的意愿，没有为了多活一天而竭尽全力的意愿，这样的人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那些成天到晚为自己失去的东西——生命、金钱、家庭——而焦虑的人，他们也无法生存下去。奥斯维奇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生存。我们要么在这人间地狱中适应这种怪异的生活，要么无法生存下去。

“死亡行军”

1945年1月18日凌晨三点响起铃声，他们被告知要转移，步行去德国，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奥斯维辛死亡行军”。

有些人在行路的时候冻死了，另一些人因疲惫不堪而倒下。如果你倒下了，纳粹会把枪塞进你的嘴里，当场把你打死，问都不问一声。我们一直在雪地里往前走，仿佛永远走不到尽头。整个晚上，你都能听到纳粹处决我们的声音，砰，砰，砰。

没有食物和水，他们走了三天，库尔特说再也走不动了。埃迪想方设法藏好了库尔特，回去加入死亡行军。

到达车站，埃迪被赶上开往布痕瓦尔德的火车。有个裁缝让大家脱下外套，做成一条巨大的毯子，大家躺在毯子下面，只露出头。多亏这个裁缝，他们才保持体温，活了下去。

他们没有吃喝，渴了就吃口雪。火车经过捷克斯洛伐克，一些女人追着火车跑，向他们扔面包。再次表明，世上还有好人。

人的身体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机器，如果没有人类的精神，它就无法运转。我们可以几周不吃东西，几天不喝水，但如果没有希望，没有对他人的信任，能行吗？那会失败，会崩溃，我们就是这样生存下来的。通过友谊、合作，通过希望。

到了布痕瓦尔德第三天，党卫军问有没有人会制造精密工具，埃迪举手，他知道别无选择。

他在一家专业机械车间工作，被栓在那台用来校正齿轮的机器。链条有十五米长，刚好够他在机器周围活动。他的脖子又被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如果他犯了七个错误就会被绞死。

一天，工厂的负责人找他。负责人原来是他父亲的朋友，“一战”和他父亲同是战俘。负责人说不能帮他逃跑，只能给他额外的食物，但吃不完必须毁掉，不能让人发现。

从那天起，埃迪就发现机器里藏着额外的食物。但那时埃迪的消化系统已经严重受损，很难吃得下东西，一碗粥要加水稀释才能消化它。尽管饿到吃不下东西，这份善意还是给他新的力量，他告诫自己不要放弃，“有生命就有希望，有希望就有生命。”

他在工厂待了四个月，又被赶去另一个地方工作。两周后，他们又被转移了。德国战败已成定局，他们一天比一天虚弱，纳粹也一天比一天绝望，每晚都有看守逃走。

他们在公路行进，两旁都有排水沟，他从排水管看到了逃跑的机会。他随身携带两个用来腌制酸黄瓜的大桶盖子，又大又厚，大家都以为他疯了。

一晚，埃迪趁着天黑从公路跑下来，跳进排水沟，钻进排水管。他一进去就陷入冰冷的水中，又冷又累，把盖子放在一左一右就昏昏睡去。

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可当我醒来时，我两侧的木头上嵌满了子弹。右边的木头上有38颗子弹，左边的木头上有10颗。如果没有那些腌菜桶盖，我早就死了，变成了老鼠的美餐。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从来没有看到有人从那些管道里出来，因为当我们向前走的时候，党卫军会留在后面，用手中的冲锋枪朝那些管道里面扫射。

埃迪终于自由了，他拿石头使劲刮擦手臂的号码，直到鲜血淋漓。

他走了很久，来到一个乡间小屋前敲门，有个男人收留了埃迪，当晚睡在他家的干草棚里。第二天，埃迪找到了一个又深又暗的洞穴躲藏。溪水有毒，他一下子病倒了。他想不能再这样躲下去，手脚并用爬到公路旁，看到一辆美国坦克驶了过来，从而获救。

埃迪被送去医院，医生始终不肯把病情告诉他。他知道自己的状态很不好，当时只剩下28公斤。一天，他逼护士告诉他实情，护士说他有35%的机会活下来，已经很幸运了。

他下了决心，如果能活下来，他就离开德国，用余生来控诉纳粹对这个世界的伤害，他将非常充实地过完每一天。

劫后重生

他在医院住了六个星期，慢慢恢复体力。医院给他发了难民证和简单的衣服，他出发去比利时找家人，一路步行，有便车就搭便车。

到了布鲁塞尔，公寓还在，但里面的物品全不见了。战前他有一百多个亲戚，现在仿佛只剩下他一人。

他无处可去，在一个犹太福利机构开设的食堂待了一段时间，居然遇到库尔特。库尔特让他有了家的感觉，他又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难民中心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领取食物和配给，埃迪和库尔特说：“我们如果只依靠慈善，将永远无法取得成功。”他们离开队伍，去了职业介绍所。

库尔特是熟练的细木工，在一家工厂当上了工头；埃迪在一家为铁路制造工具的工厂做了领班。他们的生活逐渐改善了，付了一套公寓的押金，又买了一辆车。在布鲁塞尔安顿几个月后，埃迪找到了妹妹亨妮。

反犹太主义依旧根深蒂固，埃迪很难忘记周围的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对犹太人的迫害、驱逐和杀害。

在布鲁塞尔的时候，我有时觉得自己周围都是纳粹合作者。那些告发我父母的人——我永远也不知道是谁——可能就坐在咖啡馆我隔壁那张桌子旁，喝着咖啡。人们告发犹太人是出于仇恨、反犹太主义、恐惧甚至贪婪。许多家庭惨遭屠杀，因为他们的邻居觊觎他们的财富，并想在他们被驱逐后掠夺他们的财产。

1946年2月，库尔特结婚了；4月，埃迪也结婚了。

刚结婚的那阵子，埃迪不想跳舞，不想看电影，不想去人多的地方，他时刻提防。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活着，或者是不是真的想活下去。

一年后，妻子怀孕，一切发生了变化。埃迪找了新工作，拼命赚钱养家。大儿子迈克尔出生后，他觉得心痊愈了。

1950年，埃迪一家去了澳大利亚。他看到澳大利亚人喜欢汽车，就去一家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很快学会了修理和保养汽车。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他自己创业，办了个加油站和修车行。1966年，他干起了房地产推销员的工作，拿到了房地产经纪人执照，然后开了自己的房地产代理公司。

他在澳大利亚生活得很好，但内心深处总有悲伤。

我们受苦，我们死去，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一个疯子：毫无理由。那六百万死去的犹太人，还有无数被纳粹杀害的人，他们当中有艺术家、建筑师、医生、律师、科学家。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男男女女，如果这些专业人员能活下来，他们可能会取得非凡的成就，我一想到这些就感到非常难过。

说出来，讲下去

几十年来，埃迪守口如瓶，说出以往经历太痛苦了，他也想保护孩子不受伤害。

然而，许多年后，我开始问自己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活着的是我，不是那些惨死的人？起初，我认为上帝或者其他更强大的力量选错了人，我本来也应该活不了。但后来我开始想，我之所以还活着，也许是因为我有责任去讲述它，我有责任去帮助教育世人，让大家知道仇恨的危险。

埃迪很多年后才明白，只要心中仍然充满恐惧和痛苦，就不会获得真正的自由。

我有时觉得，我们当中那些这么长时间不讲述自己经历的人犯了一个错误，我们似乎错过了一代人，这代人本可以出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本可以阻止目前世界各地正在上升的仇恨，也许我们谈得还不够多。有人现在否认大屠杀，他们不相信大屠杀曾经发生过。你能想象吗？他们以为我们六百万人去了哪儿？他们以为我的文身从何而来？

2019年，埃迪上了TED演讲，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很多人被他的故事感动了，深受启发。埃迪意识到，他要分享的不是痛苦，而是希望。

他尽所能把他的故事讲下去，他替那些没有活下来的人，那些受了太大伤害、无法讲述自己故事的人讲下去。

讲述我的故事并不容易，有时会很痛苦。但我问自己，当我们都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这些幸存者都去世了，那会怎么样呢？我们的故事会淡出历史吗？还是有人会铭记我们？这个时代属于新一代的年轻人，属于那些强烈渴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人。他们将听到我们的痛苦，继承我们的希望。
一块地本身空空如也，但如果你努力种植一些东西，那么你就会有一个花园。这就是生活。有付出，总会有回报。不付出，就不会有回报。种出一朵鲜花是一个奇迹：这意味着你可以种出更多的花。记住，一朵花不仅仅是一朵花，它是整个花园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