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家小型音乐场地停业了|乐队|停业|暖场|疯狂|音乐场地|音乐节|音堂

本文由 Split Works 创始人 Archie Hamilton 撰写

摘要: 育音堂 Livehouse（凯旋店）即将关闭。与 Shelter 一样，这里是我十多年来的音乐精神家园。

这周末会进行最后几场演出。如果你在上海，请替我去跟他们道个别。

2007-2024上海现场音乐的门面

2006年初，我刚到上海没几个月，在 SmartShanghai 论坛上闲逛（RIP），有人提到在龙漕路新开了一家 Livehouse。它是由新天地 Ark 爵士酒吧（这是上海第一家标志性的现场演出场地）前音响师经营的，名叫育音堂（龙漕路店）。

龙漕路的老育音堂

我的老朋友 Aric Queen（他在上海度过了短暂的时光，和我们一起参与了多个项目），正在筹划一个名为 “5 Dollar Shake” （没记错的话）的演出之夜，邀请了上海本土乐队 Banana Monkey, Sonnet 以及另一支我不记得名字的乐队。我们一行几人，坐上一辆老式的大众出租车穿过徐家汇，前往上海南站。我们被载到一排仓库的入口——那里相当昏暗，像是被废弃了，有些恐怖片的氛围。

在第三个仓库里，人们摩肩擦踵。有人抽着中南海8号香烟，有人喝着五块钱一瓶的青岛啤酒。其中既有好奇的中国人，也有年轻的外国人。

多年来，上海有许多这样的早期街头文化例子，直到（至少对我来说）2016年左右在永福路盛极而衰。在龙漕路的这一刻，是我第一次在中国看到这样的人群。那里有一种能量令人觉得某些事物正在萌芽。

最初的育音堂，内部是一个橱柜般的小房间，角落里有一个舞台，一个桶里装着实惠的热啤酒，价格可能比全家稍高一点（那个时候还没有60元一瓶的 Kronenbourg 1664 啤酒）。洗手间是隔壁房间的一个槽位，人们会蹲在那里抽烟聊天。乐队们大多也是吵吵闹闹、不拘小节。紧跟着北京刚开业的愚公移山，这里确实成为了上海的摇滚乐摇篮。

掌舵的是两位饱含激情的人物——新天地的OG调音师张海生和夜里戴墨镜，白天骑摩托的摇滚传奇老陆。这两位后来成为了我多年来最喜欢的上海朋友。

从2006年夏天起，我隔三岔五就会去一次育音堂，直到2007年 Brain Failure 演出后它关闭为止。可能是那个小工业区里的住户们不喜欢周一早上的嘈杂，也可能是当时的乐迷们发现了位于幸福路，位置更佳的 Logo Bar。不论如何，到了2007年初，龙漕路的育音堂就成了回忆。

幸运的是，张海生和老陆并没有闲着。在离开公众视野一年后（在这期间，我创建了 Split Works，与 Maximo Park, Sonic Youth, The Infadels 等乐队合作在中国进行了几场巡演，并在中山公园举办了我们的第一个音乐节，邀请了 Faithless, Talib Kweli 和 Ozomatli——许多参与演出的本土暖场乐队都与我结识于早期的育音堂），他们宣布会开设一个新场地，那里将成为我接下来10年的第二个家。

Jeff Lang, 2009

Handsome Furs, 2010

500人以下容量的演出场地对任何地方的音乐场景都是不容低估的。在2024年的此刻，我听到的都是标志性的、至关重要的音乐空间在全球范围内纷纷关闭的消息。比如本月，我刚移居的城市布里斯班的 The Zoo，英国巴斯的 Moles （2023年英国关闭的125个小场馆之一），以及现在的上海育音堂。生活成本危机、消费者偏好变化、企业兼并以及育音堂面临的动迁，都让这些店家难以生存。

而在2007年，情况正好相反。社交媒体还方兴未艾——你可以在 Facebook 上顺利地建立观众社群（当时在中国还能用），当你发出邀请，他们会积极响应。企业兼并还在初始阶段，还没有影响到除发达产业和音乐行业头部之外的地方。发掘那些创作不和谐、难以理解的音乐的乐队还是件很酷的事，乐迷们还想要聚在一起，就着便宜的啤酒、香烟一醉方休。票价还可以接受（乐队也不指望凭借几场演出就过上退休生活）。Pitchfork 等网站和博客专注于探索并受到欢迎，而不是成为 GQ 文化的附庸。“小”曾是“美”。全球各地的小型音乐场景里，都有着出于热爱而耕耘的人们，张海生和老陆就是这样的两个人。

我第一次去新的育音堂凯旋店是在2007年下半年。我在上海经常骑自行车，尤其是在晚上，当时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穿越法华镇和凯旋路之间的双层高架桥。

上海令人惊叹的立交公路网

楼下有三个主要空间——上方悬挂着一个巨大木制车轮的狭长的酒吧区；一个可以容纳约200人的主空间；以及一个你可以坐着喝酒的小侧室。主空间通向公园，至少有十年时间，后面都摆放着桌椅。许多个春夏秋甚至冬季的夜晚，我都在那里抽着烟，喝着大杯啤酒度过。在那个公园里我结成了几段终身的友谊。

场地中央有一个楼梯通往各种后台房间、洗手间（他们从外面搬进来的）以及阁楼上的办公室。我曾多次在那些房间里待到日出。我还记得在觉音乐节的演出后，我在那里与 St. Vincent 进行了一次记忆犹新的采访。

（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ElE_BfQ67s——第9分17秒开始）

St. Vincent 在觉音乐艺术节的演出, 2010

And So I Watch You From Afar, 2012

摄影：栾东

当时有一些疯狂的演出——一个原本不应该容纳超过250人的场地，在高峰期却挤进了多达600人。我记得有一场 Re-Tros 的演出，我不得不站在公园里通过舞台后方的窗户观看。还有2011年的 Handsome Furs 演出，感觉空气都被挤出了房间，但这感觉不糟糕。当场地如此热闹时，每次带乐队走下楼梯，穿过场地中央到达舞台都是奇妙的旅程。站在舞台边，看着人们为 Deafheaven 和 Japandroids 的表演疯狂；在一个周二的晚上，带着 Unknown Mortal Orchestra 去看 Heems，和鼓手 Riley（他戴着一顶带鹿角的帽子）失联了一整晚。我们最后见到他时，他正全速跑向天山公园。

Japandroids, 2013

Dan Deacon, 2014

Dan Deacon 巡演海报

最终（大概是在2012年），老板们做出了明智的决定，重新设计了场地的内部。原来的酒吧区变成了入口，两个内部房间合并成了一个容纳300人绰绰有余，400人则稍显逼仄的空间。此时，育音堂在上海已经相当有名了。

作为主办方，多年来我们在育音堂凯旋店举办了为数众多的演出（完整列表在底部）。我观看过的最好的一些演出都是在这个场地举行的，可以说2009年至2015年间，上海的音乐生态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领先地位，育音堂、Shelter、Mao Livehouse、Arkham、JZ 等场地都为这一生态做出了贡献。它们的重要性不容低估，它们作为充满活力的夜生活场景的基石，让上海在2012年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派对城市。张和卢（他们几乎总是在场地里）的辛勤工作和慷慨本性当然是这一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持低价和支持新人使得后来的大型场地、音乐节以及真人秀节目都能在这些辛勤工作的基础上蓬勃发展。

Mac Demarco, 2013

Metz, 2016

通常情况下，这种场景的生命周期总是有限的。这座城市变得越来越昂贵（呈指数级增长），开发商涌入，邻居们受够了喧闹的深夜派对（永福路和幸福路都是这两者的受害者）。少数人的不良行为毁了其他人的体验。当小吃摊、小贩和杂耍猴子成为Shelter每周六晚的场外固定节目时，很明显我们在那里的日子所剩无几了。张和卢一直与场地保持紧密的联系，他们在凯旋路的选址使得育音堂比其他场地运营得更久。但随着价格上涨（60元一瓶的 Kronenbourg，有人买吗？）、近年来在策划上的些许疏忽（质量参差不齐的本地乐队会提前几个月预定场地，我们无法再为确认周期较长的国际乐队安排演出）、育音堂音乐公园、Specters 的扩张，以及最近 XX 的扩张，再加上某些政策的变化，育音堂凯旋店注定和这个世界上很多影响和塑造了我和其他人的事情一样，成为一个重要的印记。

这样的空间对年轻人来说有着无法估量的重要性，让他们相聚、分享、欢笑、哭泣。随着我们越来越依赖网络，生活成本不断上涨，我们看到这样的空间越来越少。作为一个种族，我们似乎正走向分裂和愤怒而不是和解与相爱，这已不是稀奇事。支持你们当地的场地，爱那些努力运营它们的人。选择和平。

我要向 Morgan 、凡木、最棒的 Sophia 以及所有帮助卢和张在过去19年间让育音堂成为一个如此美好的地方的人们，致以敬意。

SPLIT WORKS 在上海育音堂凯旋店举办的演出

2009

Jeff Lang

Handsome Furs

Hollerado

Immaculate Machine

2010

Chiro of Young Believers

St.Vincent (JUE)

Trippple Nippples (J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