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被隔离审查，撤职关押长达数年。而审理两案时，黄火青是“特别检察厅”厅长，他对丁盛的材料提出过质疑，认为证据不足。黄火青的意见是有影响力的，丁盛82年虽被认定为“从犯”，但免予起诉，只是开除了党籍并退出现役。应该说“策动武装叛乱”罪行与最终的处理结果，是有很大反差的。
这件事黄火青一直没有忘记。丁盛的案子落地后，除当事人外没有高级干部反对，此后十几年，真正主张给丁盛恢复党籍的领导，只有黄火青一人。丁盛是中央红军出身，他昔日的首长，有不少地位显赫。但1971年9月三叉戟飞机坠落后，四野干部们处境微妙起来，导致后期愿意为丁盛说几句话的人，基本上没有。
聂荣臻元帅不是四野首长，解放战争期间他一直在华北，代表着老中央红军的另一脉络。抗战时聂帅带过丁盛，对其能力评价很高。不过丁盛牵扯的事情特殊，聂帅对他的帮助也是“点到为止”，他帮丁盛提高了相应待遇，并指示总政治部妥善安置居住地。在聂荣臻等领导的关照下，九十年代丁盛夫妇顺利搬到了广州。
黄火青也是丁盛的老上司。他当热河军区政委时，丁盛是他麾下的军分区司令员，彼此很了解。黄火青对丁盛的优缺点，有自己的判断，结合已经掌握的材料，黄火青并不相信丁盛有原则性错误，只是言行太不谨慎，他很替这名下属感到惋惜。1998年，退休多年的黄火青决定“出手”了，特意把丁盛约到北京面谈。
此前丁盛已经申诉十余年，除待遇、居住地等现实需求外，一直无法解决党籍和名誉问题。黄火青是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家，他叫丁盛再来一次北京，并不是因为两人有旧情，就刻意地帮丁盛说好话、找关系。相反，丁盛一到黄火青家里，老首长就非常严肃地问了丁盛两个问题，都不好回答。
第一个问题，黄火青问：你在上海帮廖汉生安排住院，怎么人家过来了，你反而不叫着廖汉生一起谈，而要单独会见？
第二个问题是：你说之前自己不熟悉那三个人，在上海也不愿意见，那聊什么事情、什么话题，还能关着门聊上3个小时？
此时的黄老，虽然已是97岁高龄，但连续问出这样两个问题，可见思维逻辑仍然非常缜密，能够抓住要害和漏洞。黄火青之前是管法政口的，专业过硬世事洞明，如今他这样质问丁盛，并非心里真的有什么疑惑：一方面是想看看丁盛蛰伏多年后的认识程度，另一方面也是敲打、训诫老部下。
其实这一年丁盛也已经85岁了，一只眼睛基本失明，身体状况不好；既然召丁盛进京，黄火青就是希望设法促成对方的事情，不要留下遗憾。在老首长面前，丁盛听到这样的话题，仍然非常懊悔，表示自己根本没有参与所谓的阴谋，只是当天在延安饭店考虑不周，讲话时放松了警惕，才会被那些人钻空子。丁盛一直强调，自己是完全忠于党和人民的，但被人串供陷害了。
黄火青当年为何不支持给丁盛定罪？主要不是出于战友情，而是干法律工作的原则及经验。对丁盛最不利的证据，就是马天水等3人的证词，话是人讲出来的，但缺少必要的实证。这是黄火青质疑最多的地方，他工作的基本精神之一，包括“疑罪从无”。至于对老部下的了解、丁盛口若悬河、讲话没遮拦的性格，那最多只是辅助判断，黄火青是很理性的。
98年在黄火青的建议下，丁盛给中央写了国防工作建议，重点是针对印度方向，附件中加入了自己恢复党籍的诉求。在这份材料的最后，黄火青署了名字，旁边还加入了自己的意见，表示丁盛有功有过，建议军委恢复丁盛的党籍。但事情的最终结果是，丁盛的医疗待遇再次提高，党籍却依然恢复不了。1999年下半年，丁盛与黄火青相继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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