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延安，尽管生活艰苦，但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无数青年，仅在1938年5月至8月，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到延安的知识青年就有2288人，蓝苹就是其中一个。
蓝苹前两次来上海，都和徐明清有密切的联系，第三回来上海却找不到徐明清，原来她被叛徒出卖，被捕了。在上海关押了3个月后，被解往杭州，经过组织和陶行知多方营救，在1936年6月保释出狱。
徐明清回到上海后，很难在沪展开工作，敌人抓住过她，知道底细。东工委向上海临时工委要求借调一些干部过来，于是徐明清被上级派遣到西安去工作。买好火车票后，她听说蓝苹最近的状况不佳，瘦的像个吊死鬼一样，便在出发前去看看她。
找了一圈还没找到，打算上火车走了，火车快开了，突然一个脸色蜡黄的女人跑过来，正是蓝苹。她俩只说了几句话，就分手了。
徐明清到了西安后，担任西安市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这党内职务是保密的，公开职务是陕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园主任，过了一年后，蓝苹出现在徐明清面前，这时候的她，气色稍微好了一些。她惊讶蓝苹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蓝苹说是我党党员王洞若告诉的，她对徐明清说出了真正的来意——想要到延安学习，需要徐明清给她找个门路。
徐明清问她有没有介绍信，她摇摇头说没有，从包里拿出一本影集，上面贴着她演话剧、电影的剧照，说这是她的“介绍信”。
徐明清地位不容小觑，她和红军驻西安联络处工作的大姐邓颖超、花帅、危拱之、蔡树藩等人都很熟悉，安排蓝苹住下后，把蓝苹的情况向危拱之作了汇报，危拱之是花帅的夫人，她同意先带过来谈一谈，延安现在缺乏知识分子，蓝苹这个半吊子，也可以算半个知识分子。
之后，徐明清带她见了邓大姐，邓大姐正坐着办公，徐明清上前介绍，蓝苹收起一贯狂傲，恭恭敬敬地把相册递了上去，邓大姐翻看了影集，又看看蓝苹，说了一句：“嗬！电影明星啊！”
这是邓大姐和蓝苹头次见面，强大的气场震得蓝苹不敢放肆。
邓大姐日理万机，没多谈，说这样的事，是博古主管，临走前把那本相册留了下来。
蓝苹去了几次联络处，见到了博古，博古和她谈了一次话，进行了口头审查，蓝苹说她前夫哥是我党的人，也是他在青岛介绍她入党的。
最后博古批准她去延安，那天是在1937年的8月上旬。
她从西安搭乘了一辆运米的卡车，向延安出发。正巧碰到大雨，道路不通，等了好几天无法通车，只能改为骑马，找来了一匹马，蓝苹从未骑过马，小心翼翼爬上马背，用柳条鞭策，这匹马疯跑，蓝苹一路非常艰难地前进，总算到达了洛川。到了洛川，搭上了一辆卡车，终于在1937年8月底到达了延安。
蓝苹第一次见到了延安的宝塔山，见到了延河，见到了旧城墙，见到了南门上刻着“安澜”两字，心中无比激动。
但延安不是上海，既无酒红灯绿，又无香风扑鼻，只有喝着小米粥，头包毛巾，身穿蓝布衣服的陕北农民，没有自来水，只在浑浊的延河中洗衣，苍蝇飞舞的茅坑代替了抽水马桶，漫天风沙代替了舞厅里的香风。
蓝苹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居住，登记旅客的名字，蓝苹不再是蓝苹，她已经改成大名鼎鼎，臭名昭著的新名字——江青。
江青到了延安后，马上受到了严格的审查，最大的问题在于她的党籍。进入延安，党籍是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
负责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是宣传部的郭潜，他批驳了江青的党籍恢复申请，是因为没有证人，也没有介绍信，空口无凭无法相信，因此江青在招待所空等了两个月之久。
徐明清也调到延安来，但她只证明了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证明她加入过共青团，但无法证明她是我党党员，这使江青非常沮丧。
最终还是前夫哥出手了，他贵为我党的高级干部，在太原向总理、胡底、彭真汇报工作，顺路来到了延安，组织部门专门找他了解，黄敬写了证明材料，证明他是江青的入党介绍人。这个前夫哥是最权威的证明人，为她落实了党籍问题，这样，她在1937年11月，进入了党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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