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她是来自德国的外籍姑娘，是活跃在东方战场上的女战士，是八路军唯一的一位外籍女少校。
她不是共产党员，却将自己奉献给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工作了近二十年，她称中国为她的“第二故乡”。
那么，这位外籍女军官是谁呢？她在中国又有着怎样的经历和贡献呢？
逃离纳粹魔掌，投身革命战场
她就是反法西斯女战士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泽·施瓦茨。她出生于德国，自小学习成绩优异，曾就读于柏林大学，攻读历史和语言学。
安娜虽是德国人，但她却在别人十分崇敬希特勒时，勇敢站出来持反对意见。1935年时，安娜结识了中国留学生王炳南。
王炳南的公开身份是一个大学生，而他实际上是一名共产党员，真正的工作是要集合德国及周边国家的一些留学生，建立抗日小组。
两人都是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所以在共同的信仰与追求下，两人也渐渐互生好感，结为了夫妻。
此时的德国已不再太平，到处都是纳粹分子，他们四处搜寻各个进步人士，安娜与王炳南的处境变得愈发艰难。
恰在此时，王炳南接到了中共中央要求他回国展开工作。安娜也觉得跟随丈夫去往中国的话，更适合展开工作。
于是在1936年2月，安娜整理好行囊，跟随丈夫一同来到了陕西西安。由于王炳南的父亲和杨虎城是至交。
中共中央就派王炳南去做杨虎城的思想工作，安娜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习汉语与中国文化。
西安城里，一位身着旗袍的“洋媳妇”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她的出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尤其是当她怀有身孕却依然积极投身于抗日宣传工作时，更是让人钦佩不已。不久后，安娜与王炳南陪同杨虎城一同前往了上海。
在那里，他们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更加坚定了杨虎城将军逼蒋抗日的决心。
安娜本就是个十分热心肠的人，学习能力又很强，她也因此结识了许多记者朋友和各国作家。她的社交能力让她在异国他乡也能游刃有余地开展工作。
安娜在中国的这段时间的功劳是不容小觑的，由于她的特殊身份再加上丈夫王炳南的身份地位，中国的真实情况得以冲破封锁，让世界人民看到。
1937年初，安娜来到了延安，在那里，她有幸见到了毛主席、周恩来等领导人，与他们的交流让她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她表示，自己不是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而是一个参与者。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安娜辗转于上海、武汉、重庆等地，为中国革命事业奔波操劳。她顾大家顾不上小家，含泪将孩子送回丈夫的老家托人照看。
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和战争的残酷现实，她毫不退缩地跟随周恩来、王炳南等人加紧转移。
在关键时刻，她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运送宋庆龄支援的药物和医疗器械。
当时，这批物资需要从香港运往内地，途经印度地区。由于安娜的特殊身份以及与宋庆龄的相识经历，她成为了最合适的人选来负责这次运送任务。
安娜一口答应，担任起物资的运送工作。面对海关的纠缠，安娜表现得十分冷静，沉着应对。而她也不负众望，将这批物资平安地运送到了广西龙州。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安娜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广泛的人脉关系往返奔波于各地。
将这些来自世界各国的志同道合的人士支援的物资，平安地送往抗日根据地。她的付出和贡献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八路军唯一一位外籍女少校
1939年，分别两地的夫妻两人终于得以再次相见。由于革命的需要，不久后，周恩来给安娜安排了一项新任务。
此次行动需要安娜前往贵阳一趟，接收药品物资。为了此行更加顺利，还给了她一张军用通行证。
安娜也被任命为八路军少校军官，这也是八路军有史以来第一位外籍女少校。当天，安娜就同其他几名战士一起出发了。
果不其然，当晚便有警察来查房。在看到安娜拿出的证件后，对方忙说一句：“对不起”就退了出去，不再找他们什么麻烦。
这批物资也在接收后，顺利送往重庆。没多久，安娜收到了宋庆龄的来信。
虽然有些危险，但还是希望她可以冒险一试，弄清楚华北敌后根据的医疗物资情况。
随后安娜与几名八路军战士向晋察冀边区进发，一路上的艰难条件可想而知，安娜从不因自己的外国友人身份搞特殊，同其他人一样，不骑骡子，为了填饱肚子，啃硬馍充饥。
在行进的过程中，安娜浑身长满了虱子。起初，安娜很是苦恼，但脑子里想到了主席说的：“只有长过虱子的人，才算是真正的中国人。”
安娜的烦恼情绪一扫而空，这么说下来，自己也算是一个中国人了！她的学习能力也很快。
曾在德国学过一些简单的救护知识，现在在八路军部队中，跟随行军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一路上，一些的简单的疾病、伤口，安娜都能处理。
安娜到了晋察冀这边后，实地考察了这边的情况，发现这边的医疗情况十分艰难，药品稀缺，随即赶忙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宋庆龄。
安娜也收获颇多，对八路军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这是事情如果放在别人身上，早就不知道说了多少遍“没有办法”了。
但在八路军这里，不管当前是什么情况，当前面临着哪些困难，八路军总会说：“有办法！”
在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来华访问时，还是安娜利用自己的特殊关系，介绍中共代表和尼赫鲁秘密会面。
1941年，蒋介石蓄谋已久，反诬新四军“叛变”，皖南事变爆发。为了让皖南事变的真实情况公布于世，安娜利用自己结交甚广的交际圈，将皖南事变的真实情况奔走相告。
在安娜的帮助下，周恩来秘密抵达了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的住所，将真实情况如实讲给了卡尔。
卡尔一刻也不敢停歇，急忙将这件事报告给了英国政府。英国政府也随即对蒋介石严重警告。
之后周恩来还会见了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周恩来明确指出了事变的真相以及带来了后果等一系列情况。
在英美政府以及舆论的干预下，蒋介石也不得不收敛。
宋庆龄的得力秘书
安娜与王炳南之前的感情在一次日本之行上，出现了裂痕。一天，安娜偶然遇到了自己在柏林大学读书期间的日本老同学。
两人久别重逢，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这位日本同学就邀请她跟随自己前往日本游玩。
安娜并未过多思考，也没有事先向组织请示，便欣然跟随。然而，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安娜的这一举动无疑为她带来了诸多非议和嫌疑。
更为严重的是，她的丈夫王炳南也因此受到了牵连。为了不影响丈夫的工作和前途，安娜毅然决定离开王炳南的身边，转投到宋庆龄身边工作。
宋庆龄本就对安娜十分欣赏，加之又想将安娜留在自己身边工作。恰好得知了安娜的苦恼后，便将她安排到自己身边担任秘书工作了。
随后重新建立了“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组织募捐、物资、医疗器械等送到抗日根据地。
安娜也积极投身到这场募捐活动中，在这场慈善晚会中，积极推销酒品，也为此次的募捐得到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她的努力为抗日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有时，宋庆龄碍于身份，不便出现。安娜就邀请了几个朋友在家中举办一个小型舞会，来满足宋庆龄爱跳舞的心。
安娜与宋庆龄之间的友谊也日渐深厚。两人如同知己一般。
安娜会为宋庆龄烹饪德国美食、购买古典音乐唱片；而宋庆龄则会为安娜的孩子购买玩具，两人经常一同出门散步、放松心情。
安娜为中国革命事业奔走操劳，就不乏会被国民党特务盯上。她与其他人不同，其他人遇到这种情况会想法设法摆脱掉这个“尾巴”。
而安娜发现自己被跟踪后，不仅不畏惧，反而勇敢地转过身来斥责对方。常常怼得对方羞愧难当，甚至直接掉头就走。
抗战胜利后，安娜与王炳南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长时间的分离和疏远让两人之间的情感逐渐淡化，最终他们选择了离婚。
这并没有影响安娜对中国革命事业的热情和支持。新中国成立后，安娜继续在中国工作了六年之久。
她最终还是选择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德国，并在东德定居下来，在一所学校担任老师。
由于常年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导致她在上课时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引起了校方的不满，校方认为她亲共。
于是在她职业生涯中，她受到了排挤，也遭受到了许多的麻烦事。这些压力让安娜喘不过气，于是她移居到了西德。
在德国的这些年里，安娜并没有忘记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和工作。
她将自己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写成了一本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用文字记录下了那段难忘的时光。
这本书不仅让更多人了解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也见证了她对中国深深的眷恋和热爱。虽然身在德国，但安娜的心始终与中国紧密相连。
她的儿子王黎明因为学业问题没有与她一同前往德国，但宋庆龄一直对他关怀备至，常常写信询问他的近况并表示愿意提供帮助。
直到1979年，安娜终于有机会再次回到中国这个她心心念念的“第二故乡”。
晚年的她依然活跃在各种关于中国的事务中，写书、写材料、接受电视台采访等，用她的行动和声音向世界传递着中国的声音和故事。
结语
安娜的一生充满了对中国的深情厚意和不懈追求。在德国的岁月里，她并未忘记那片曾经让她热血沸腾的土地。
安娜虽然身处异国他乡，但她的心始终与中国紧密相连。她不仅是中国革命事业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
她的一生，是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无私奉献，也是对人生价值的深刻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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