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在台湾刑场之上，刘光典烈士牺牲后的遗容呈现，画面里他仰卧在草地，嘴巴微张，双目圆睁，这般惨状着实令人痛心不已，潸然泪下。
“等全国解放了，你爸爸就回来了。”刘光典妻子王素莲一直安慰孩子们这句话，然而直到现在，他还是没能回来。
1922年，刘光典出生在辽宁旅顺，原本生活就难过，15岁那年父亲还去世了，家中一下子失去了顶梁柱，刘光典只好到药店当学徒。
即使生活很难，但他一直没放弃读书，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赫尔宾铁道工学院，后来又到北平辅仁大学深造，不仅专业优秀，还学会了英语、日语等几门外语。
与王素莲结婚后，刘光典开始做医药生意，很快就赚到了钱给家人带来优渥的生活。
但社会还处于动荡之中，1946年刘光典在上海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洪国式，毅然加入中共东北社会部大连情报处，成为一名交通员。
那时中共地下党的生活十分拮据，为此刘光典将做生意存到的1000美元和十两黄金都交给了组织，日常的工作和生活所需都是依靠刘光典。
在做三大战役的情报工作时，为了不引起国民党的怀疑，他带着女儿前去交接情报，好在都平安交接。为了支持他的工作，王素莲也跟着他辗转在各地，他们的小儿子就是在情报站出生的。
三大战役胜利后，国民党败退台湾，为了解放台湾党中央决定向台湾派进两个大系统，一个是蔡孝乾领导的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另一个是李克农领导的隐蔽战线。
然而我党当时在台湾并没有建立电台，只能先派交通员亲自去取情报，刘光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两次进入台湾取情报。
1949年12月25日，刘光典从香港乘船到达台湾取回了国民党在台湾的军队情况、台湾气象密码、台湾西海岸国民党驻军和港口守军情况等绝密情报。
这一次的成功鼓舞了我党，次年1月，他再次接到通知去台湾取情报。这一次仿佛猜到自己的结果，他给妻子王素莲留下一封信，信中说道：“我最多一两年后回来，如果到时候我没有回来，我会用‘刘芳’这个名字刊登寻人启事，你们看到这个消息就能找到我。”
王素莲将这封信当做宝贝疙瘩一样保存，却不知刘光典到了台湾后，就暴露了身份，国民党到处通缉他。
将所有的资料都处理后，为了躲避追捕，他和战友王耀东逃往深山，住在海拔一千米之上的小山洞里，这个洞长宽仅有半米，洞长一米一，洞高一米七，他们在洞里身子都直不起来，只能吃野果充饥。
他们过着野人的生活，但只要遇到台湾同胞，他们就努力宣传我党的思想，宣传我党的政策。
“隐匿山中，掘地为穴，过着原始人一样的生活，仍执迷不悟，从事反动宣传，可见其思想受毒之深！”这是国民党对于刘光典的评价。
藏匿3年后，地下党员胡沧霖被捕，不堪折磨供出了刘光典和王耀东的位置，国民党马上出动大批人员满山抓捕，最终刘光典二人不幸被捕，被关在台北军发出监狱中。
在监狱中，国民党再次见识到了共产党员的硬骨头，无论如何威胁施压，刘光典始终不肯说出任何情报。
1959年，国民党在军事法庭上对他判处死刑，将刘光典押送到台北新店安坑刑场，即使胸前挂着牌子，手上被紧紧捆绑，但他丝毫没有惊慌，眼神平静。
后来找到的照片资料呈现了他被处决的画面，临死前他仍然大义凛然，仰卧在草地上，嘴巴微张，双目圆睁，仿佛怒视着面前的人。
这样一个为国家为党鞠躬尽瘁的战士，死后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悼念，反而有人直呼“死得好”。
原来当时刘光典被捕后，国民党派出一个与刘光典身形相似的特务到香港发表了“叛党”言论，很快“刘光典叛变”的消息就传到了他的单位，单位就此认定了这个事情。
刘光典“叛变”后，王素莲的身体变得很差，她始终不相信刘光典是这样的人，组织上开始派人监视他们的生活，将他们从原本条件还不错的房子搬到了破旧的小屋。
可惜很快她的身体就熬不住，去世了，关于刘光典到底有没有叛变的疑问一直存在。
1986年，在台湾做了13年牢的地下党员回到大陆，带回来了一旦国民党杀害烈士的名单中记录着刘光典的名字，组织上以“刘鸿梁”的名字将他追认为烈士。
在他小儿子刘玉平的努力下，终于找到了刘光典在台湾留下的资料，搞清楚了刘光典根本没有叛变的事实，还了他清白。
刘玉平姐弟将父亲的骨灰一部分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另一半仍然留在台湾，等祖国统一那天再合在一起。
“有苦不说，有怨不报，有气不撒，有困难咬牙坚持，有荣誉不争，这就是党的隐蔽战线战士的家风”刘玉平始终记着母亲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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