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定要去，我这辈子不一定能解放台湾，但一定要到最前线去看一看”。
这是元帅们一次特殊的“集体活动”，我国的十大元帅中足足有七位到场，而未能亲临现场的朱德元帅在事前也曾多次表态，言明自己想要和大家一同前往，只不过最后被众人费尽心思拦了下来。
要知道各位元帅平日里皆是身居要职，难得有机会能共同出行，而当时七大元帅却聚居在厦门一隅，他们是有什么计划吗？是要对外开战还是部署防御？
其实都不是，七位元帅只不过是为了去听一场“特殊”的广播。
“第一，弃暗投明者，大陆会保证安全；第二，不打、不骂、不体罚；第三，不没收个人财产；第四，有伤病者给予治疗；第五，想回家者发放路费；第六，投诚有功者发放奖励”。
平缓却富有深沉情感的声音从广播中传出，原本因为七大元帅的到来而极为忐忑的戴鸿雁，也慢慢在熟悉的工作中找回了节奏。
七大元帅也不言语，就那么静静地坐在一旁聆听广播站里回荡的“六大保证”。
这段为时只有三分钟的播报并不长，可是却已经在金门地区响彻了十年，而保守估计其重复次数在当时也已经超过了48000遍。
实际上不仅是戴鸿雁，当时整个两岸的民众对于这段话都可以说是耳熟能详。
这究竟是一支怎样的部队，以至于数十年如一日地在炮火中播放广播？他们是如何履行自己的使命的？七大元帅又为何要齐聚胡里山广播站听那“六大保证”？
这是一支驻扎在厦门角屿岛的部队，他们肩负着独特的使命，那就是“对台心战”。
在我党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后，蒋介石所率领的国民党军队被迫败走台湾，而由于当时复杂的局势，我党如果对台湾地区进行武装征服可能会造成较为严重的损失，也正因如此，“对台心战”正式诞生了。
什么叫做对台心战呢？
顾名思义，其实就是针对台湾地区的心理战术，而具体的实施手段就是在厦门角屿岛地区建立广播站，每天不断向对面播放劝降宣告，一方面是想让台湾民众认清台湾政府只会倚靠美国的真面目，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瓦解台湾军队的斗志。
在抗美援朝的过程中，志愿军缴获了一批先进的广播器材，而当这些器材被搬到厦门角屿岛上，也就正式发挥了作用。
由于角屿岛与金门部分地区直线距离不到两公里，所以我党在该岛上建立的对敌广播组，很快就取得了奇效，让蜗居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不堪其扰，甚至真的有不少人听了我军的“劝降公告”后主动来投。
国民党方面迅速意识到了局面的严重性，为了挽回军队士气不得不与大陆地区展开攻心宣传战。
国民党先是从日本进口了大量的先进喇叭，然后又特意在荆门马山地区成立了马山广播站，每天主要的工作就是与我军广播组打对垒。
我军的广播组是出于促进民族统一、捍卫国家主权完整的角度来招降的，因此自然是底气十足。
而位于台湾地区的国民党虽然没有这份底气，却也有他们自己的伎俩手段——他们很快就察觉到了角屿岛环境极为恶劣，因此对部署在岛上的广播组展开了“利诱”。
“利诱”的内容不必多说，就是我军广播组投降后，台湾方面会给予怎样的财物、地位等等，无非是国民党方面老一套的金钱腐蚀、拉拢人心的手段，我军广播组凭借着坚定意志根本不会上当，可角屿岛环境的极度恶劣是客观存在的麻烦。
角屿岛环境恶劣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呢？简单来说就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弹丸之地。区区0.2平方公里的总体面积促使其根本没什么物资供给。食物、淡水以及药品等等东西都需要靠船只来进行补给。
由于岛屿面积太小、局面动荡，所以上面根本就无法库存大量的物资，因此对船只补给频率的需求也非常高。
风平浪静、天气晴朗的时候也还好，可一旦起了疾风骤雨，当时的船只根本就无法在暴浪中完成航行，而岛屿上的人自然就只能省吃俭用、忍饥挨饿。
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那片荒凉岛屿上还诞生了具有地方特色的“角屿粥”。海水本就极为咸涩，再搭配着粥煮开之后，其味道简直是难以下咽，可角屿岛上的部队却能面不改色地吃下去。
没水喝、没饭吃就靠着角屿粥勉强度日，而就算这样台湾地区的利诱也没能成功。
实际上，当地环境的艰难还远不止如此。
前面提到了角屿岛本身距离金门地区非常近，这是优势但同样也是弊端。
当金门地区驻扎的反动政府发现利诱无法奏效之后，紧接着就开始了武力猛攻，不断对岛上地区实施炮弹轰炸，而我军的广播站小组虽然也可以予以还击，但受限于狭窄的地形，终归是要承受国民党部队所造成的巨大威胁。
每当爆炸来临，广播站小组的成员们就只能背着繁重的设备一次次转移。转移的过程自然不是每一次都能成功，这就代表着，我军的广播小组还要花费更大的力气来修整广播。
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我军广播小组究竟该如何开展工作呢？
国民党的炮火冲击给我军造成了一定麻烦，但是广播小组很快就摸索出了国民党火炮规律以及应对措施。
由于夜晚会有效阻隔金门国民党部队的视线，所以我方的喇叭时常会在夜间播报。国民党如果想要找到喇叭的位置，就必须先对我方投出照明弹，获得视野之后才能进行精准打击。
而在照明弹发射到火炮上膛发射的过程中，往往需要两分钟的准备时间，这时候只要我军广播组的成员眼疾手快，将喇叭及时转移，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就这样，无论是国民党实施利诱还是威逼，都无法对我军的广播小组形成有力打击，长此以往下来，双方也就维持在了一个奇特的平衡中，那就是双方都播放喇叭，并且都会朝着对面喇叭播放的位置开炮。
据以前的前线广播电台广播员陈菲菲的回忆，当时她和同事们会在每天晚上的七点开始播音，一直到第二天早上的七点。
而在这个过程中广播站经常遭对面炮火的袭击。
她表示，有一次地面的广播线路被炸成了十多段，所有的同事见此情景都急忙抓紧时间抢修，但刚回到碉堡，又一发炮弹就在抢修处炸开。
而这样的情况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司空见惯了。
不过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场心战攻势中，我军的广播小组始终都占据着优势。
一是我军立场坚定、士气恢宏，每当遭遇炮击之后可以及时应对过来并完成反击；二是我军贯彻了“游击策略”，在对抗的过程中具有良好的机动性，喇叭极难损毁；三则是台湾终归是中国的一部分，持久的对峙中台湾方面态度也逐渐软化。
就这样，以戴鸿雁为代表的角屿岛广播站工作人员们，一方面忍受着艰苦的条件，另一方面又承担着炮火的威胁，在极度恶劣的背景下顽强斗争，并且最终成功促使很多在台士兵向我军投降，而正像当时的广播员吴世泽所说的那样，
“敌人的炮火越猛烈，说明我们的广播效果越好。部队教育就是越前线、越艰苦、越光荣，最艰苦的地方最光荣。”
直到1962年的夏天，当时依旧是广播员的戴鸿雁突然得到了通知，“来自中央的领导”将会前来视察。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在第2天登上岛屿的“领导”居然是我国的七大元帅，就连陪同保卫的都是公安部部长大将罗瑞卿！
明知道有如此大的风险，我国的七位元帅为什么还亲身奔赴前线呢？
其实这源自于七位元帅、乃至于亿万中国人的一个共同夙愿，那就是让台湾回归中国。
就像朱德元帅所说的那样，他们一生征战、最终于一片废墟之中建立起了新中国，而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彻底收回台湾，让台湾地区被国民党长期盘踞。
以当时复杂的国家形势来看，中国想要收回台湾，不仅要攻克国民党、甚至还要摧毁美国在这其中设置的多番阻拦，这相必将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1979年1月1日，我们首先停止了对大小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另外广播也减少了讲话的次数，连讲话的调门也逐渐降低，并最终于1991年4月24日沉默了。
如今的海峡两岸已经再看不到硝烟弥漫，你来我往的紧张局势，原来厦门这边的军事重地也已经变成了美丽的环岛路。
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份子、最终也必定会回归大陆的怀抱，只是对于当时的诸位元帅们来说，他们不一定有机会亲手来弥补这个遗憾，因此他们才一定要去到那里，“听一听”、“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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