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离开毛主席，第五次反“围剿”就失败了？

前三次反“围剿”在毛主席和朱德的指挥下，红军大获全胜；第四次反“围剿”在朱德和周恩来的联手指挥下，红军也打了大胜仗。唯独第五次反“围剿”，“左”倾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很快就夺了毛主席在红军中的指挥权，就连朱德和周恩来也被剥夺了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中央红军在“左”倾中央的指挥下，屡战屡败，接连遭受惨重损失。

反“围剿”形势的恶化表明，想要在苏区内打破“围剿”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渺茫了。1934年5月，“左”倾中央核心领导人博古在《红色中华》发出“我们要保卫土地、自由、苏维埃，直至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最后一口气！”这是“左”倾中央极具代表性的特点，除了高喊脱离实际的豪言壮语，对扭转战局已经无能为力，只能私下考虑实行战略大转移了。

3个月前，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埃伟特就已经向共产国际报告，我们近期前景不妙，包围圈越来越小，敌人兵力在接近向我地区突破的一些地方。3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就曾提出以主力在中央苏区“西南部或东南部突围”的设想。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提出在敌人逼近中央苏区腹地、内线作战不利的情况下，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

“左”倾中央的撤离计划和共产国际的一贯思路是吻合的，1931年初，共产国际就指示中共中央，现在就采取措施在湘西南和黔桂交界地区筹建辅助区是适宜的。同时务必更加重视在鄂湘川交界地区建立第二个主要根据地。1933年3月，共产国际又强调，在四川、陕南，以及尽可能在新疆方向开辟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

很显然，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左”倾中央未来的行动规划产生巨大影响，当第五次反“围剿”遭受严重挫折后，考虑战略大转移就顺理成章了。1934年6月16日，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目的首先要保存有生力量和为其发展创造新的条件，以便在有利时机对日本和其它帝国主义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展开广泛的进攻。这表明，共产国际同意了中共中央战略转移的计划。

对于中央红军即将展开的突围行动，方向几乎无可选择。北面是国民党政府的核心区，向北无异于自寻死路；东面是大海，也无出路；南面陈济棠虽不愿与红军作战，但他保境欲望强烈；而且，向南也会陷入宁粤夹击的危险之中；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向西。与此同时，国民党方面也在预判中共中央可能的动向，并调兵遣将，做好战略计划。

等到广昌战役失败后，“左”倾中央这个集体领导虽然继续坚持“短促突击”的运动防御，但此时“短促突击”已经变得越来越缺乏机动性，于是就越来越像国民党军队那样，更加重视堡垒的修筑，想要以自己的堡垒来对抗敌人的堡垒，与国民党军展开寸土必争的保卫战。这就使得红军把阵地防御战作为作战的基本方式，想要尽力抵御国民党军对苏区的深入。

此时，红军控制的区域已经越来越小了，到1934年6月，只剩下了瑞金、于都、兴国、赣县、会昌、石城、宁化、长汀等苏区中心区域的寥寥几个县。在这个节骨眼上，“左”倾中央这个集体领导作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为抵御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竟然兵分六路全线抵御，试图御敌于苏区的“国门”之外！

7月3日，国民党军占领了头陂，红军则在头陂东部天府山地区集结，试图一面牵制头陂方向的国民党军，一面牵制通向石城的另一重要通道白水方向的国民党军。国民党军决定两路会进，第五纵队攻天府山，再和由广昌向南的第十纵队会攻白水。天府山激战给予了国民党军较大打击，击毙击伤敌军400余人。

不久，敌军借助空中力量的掩护，打开了通向石城的第一道门户，红军主力前锋在白水西南的大寨脑一线构筑工事，准备抗击国民党军的进一步进攻。7月中旬，红三军团在此地以堡垒战术与国民党军周旋，但受到国民党军的炮火重创，损失颇大，堡垒的作用微乎其微。22日，国民党军攻占大寨脑、鸭子岭，兵锋直指贯桥、驿前一带的红军主力。

此时的红军遭遇极大困境，但国民党军的处境也并不乐观，且成了骑虎难下之势。蒋介石此时还担心粤桂势力从后面下黑手，表面上看起来气势汹汹，其实内心苦不堪言，想要怎样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好的结局。广昌战役后，红军损失越加惨重，这种严峻的形势迫使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的要求就更加迫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