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陈佳勇的新书名字叫《金农的水仙》。
作为这本书的责编，我曾一度担心这个书名过于小众，于是跑到小红书上做了个调查：你知道谁是金农吗？
不出所料，大多数人不知道谁是金农，一位名列“扬州八怪”之首的清代书画家。
我把调查结果反馈给陈佳勇，那意思是让他改书名。陈佳勇回了一条微信：“玩小红书的不知道金农很正常，你应该再去拍卖平台调查一圈。”虽然后面跟了一个龇牙大笑的表情包，但我感觉他多少有些不服气。
仗着跟他还算熟，我争辩道：“我们的书是卖给路人读者的，不是卖给行家里手的。”
陈佳勇安慰我说：“放心，‘金农’这两个字会吸引懂行的人买单的。”
鉴于他有好多铁杆朋友，此前经常上百本地支持他的新书，我好像真的被他这句话安慰到了，幻想着有几个识货的大佬，分分钟就把首印包圆了。
当然，《金农的水仙》讲的是当下的故事，里面涉及一幅金农水仙图，写到了艺术品拍卖，窥探了“财务自由”人士的内心世界，更不动声色地再现了人性的复杂和世事的无常。
陈佳勇·饮食•男女套装
《金农的水仙》《爱吃的我们没烦恼》
做書首发
40岁出头的陈佳勇是新世纪初最早一批崭露头角的“80后”作家，目前身处艺术品拍卖行业，由他来写这个故事再合适不过了。
然而，在讲这些之前，我想先说说18岁的陈佳勇，以及我们后来的相遇。
02
1999年秋天，陈佳勇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大一新生，他的通行证是一张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证书。彼时，我刚升入初中二年级。
两年后，我被保送至本校高中部。升入高一前的那个暑假，学校搞了个类似夏令营的集训，我们这些保送生可以自由出入学校的微机房玩电脑。
大概是看我们整天沉迷于上网，有一位身兼校长办主任的语文老师在微机房里提醒我们：你们多看看书啊，韩寒的《三重门》，一个高二学生写的长篇，还有新概念获奖作文，现在很火的。
那应该是我第一次听到关于新概念作文的信息，此后陆续读了不少相关作品。
可能是因为第一届和第二届大家比较懵懂，反而比较纯粹，有很多文章成为“80后”一代读者心中的“经典记忆”。韩寒的几篇杂文就不用说了，还有刘嘉俊的《物理班》、徐敏霞的《站在十几岁的尾巴上》、宋静茹的《孩子》、刘莉娜的《风里密码》，当然也有陈佳勇的《来自沈庄的报告》。
“新概念”里的文章，八成是写少年人自己的生活和心境，是向内转的；陈佳勇的文章其实跟韩寒的有点像，可能是因为他们写的都是“杂文”，是把目光投向外部的，但陈佳勇比韩寒温和。向内转的文章，怎么看都是青春的，带着孩子气的；向外转的文章，只要语言老到，有独立见解，多少就有一种少年老成的意味了。
虽然陈佳勇只比我大六岁，但因了他的文风，总觉得我们不是同代人。
这就是陈佳勇留给我的最初印象。
在北京工作期间，有两年我经常会去国家图书馆借书，有一次居然把陈佳勇的散文集《在北大散步：胡四的故事》借回去，且一字一句看完了！
其实不奇怪，因为我个人也比较喜欢逻辑思维的推演。此外，我是把胡四的故事代入陈佳勇自己的故事来看的；因为偶然得知陈佳勇当上了北大中文系学生会主席，我想看看这家伙到底都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这就有点偷窥和八卦的心态了。
陈佳勇除了在大学期间出了两本散文集，没有长篇小说的产出，大概率是去过一种安定且富足的普通人生活了（相对“韩、郭”来说）；而我，一个搞儿童文学和童书出版的，在北京漂了七年后去了杭州，大概率是不会再跟陈佳勇有什么交集了吧（本来也没有想过有什么交集）。
然而，生活出现了有趣的转折。
在杭州，我遇到了《三重门》的责编袁敏老师。
03
我这篇文章虽然表面上是《金农的水仙》编辑手记，其实还应该加一个副标题：记和“新概念”两位故人的相遇，兼怀“80后”一代的青春。
“故人”其实有点说不通，对于陈佳勇和袁敏来说，我只是单方面认识他们，他们并不知道我的存在；虽然在我心里，这两个名字就像我某一段成长路上的路标。
直到有一天，我在杭州接到了一个陌生来电。
对方说：我是袁敏，浙江图书馆想请你去做一场面向孩子的讲座，你有空吗？
我一听是“袁敏”，满口答应下来：有有有，去去去。
那可是“袁敏”啊，这个名字在当年的很多“80后”少年作家和读者心中，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
从北京到杭州之后，我隐约听到过袁敏老师早些年已离开作家出版社，回到了故乡杭州，通过竞聘，执掌纯文学大刊《江南》主编的帅印。
所以听到“袁敏”这个名字时，我没有蒙圈，而是在第一时间确认，是那个袁敏，照亮我少年时代的袁敏。
而我呢，到杭州一年之后，幸运地得到了中国作协的一个儿童文学大奖，袁老师就此知道了我的名字，辗转要到了我的联系方式。
这次建立联系之后，我和袁老师有了第一次正式见面。一来我很想见见自己少年时代的偶像，二来袁老师自己对童书出版也很感兴趣，很想写点儿童文学。
我们约会的地点在杭州的中国茶博物馆，里面有不少可以喝茶的店铺。
我带给袁老师的见面礼是一套两本的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袁老师说这些样书她离开北京时就没再保留了；但我之所以想把这套书送给袁老师，是因为这是我从孔夫子旧书网上淘到的签名本，在A卷的扉页上集齐了当时《萌芽》编辑部的签名：赵长天、桂未明、傅星、李其纲、周佩红、胡纬莳……
集齐这些签名的时候，这本书的原主人该是多么心情雀跃啊，那些年少时的热情终究还是遗失在了岁月深处……
袁老师看到这些签名的时候很感慨。
袁敏为本文作者签名留念
此后我们合作了第一本书，不是典型的童书，而是把一篇写支教校长的纪实文学做成了童书的样貌。袁老师成了我的作者，我成了她的责编，多年以后，我们的角色竟然发生了如此神奇的变换。
在杭州待了四年后，我转战上海。
那是2020年六月的最后一天。
同年六月底，陈佳勇也正式回归上海。
04
2003年，陈佳勇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进入《新闻晨报》做记者，一年后转战广电影视行业。2014年，他离开体制内，出任某头部影视上市公司副总裁，过上了“上海—北京”两头奔波的双城生活。
当我2020年见到陈佳勇时，他已经离开影视业，进入艺术品拍卖行业。
他用两个字来形容自己的状态：上岸。
我想，传说中的影视寒冬应该是真的了。
从2003年到2020年，对于陈佳勇来说，是远离写作的十七年。
他用一个字来形容自己的这种选择：扔。
他在本科毕业时就想好了，他要把自己扔进生活，扔进社会，亲身体悟，才最直观，最生动。
我是最近为写这篇编辑手记做功课才意识到，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保送重点大学的录取名单，仅有的七名幸运儿中，陈佳勇是排在第一位的。
他应该从来没有想要放弃过写作。
十七年后的2020年，当我们在上海袁敏老师组的饭局上相遇，他送我的见面礼是一本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老板不见了》。
很高兴，陈佳勇能用文学的方式梳理和讲述他的十七年。
用他的话来说，如果没有这十七年的经历，他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样一部“关于在中国如何做生意”的小说。
如果文学真的有所谓的“为人生”和“为艺术”，陈佳勇的作品无疑是“为人生”的。
仔细想想他写过的每一个字，出过的每一本书，无一虚妄，无一不隐含着人生的轨迹。
最新的一本长篇小说《金农的水仙》亦是如此，因为投身艺术品拍卖行业，才有了借拍卖的壳去讲故事的可能性。
《金农的水仙》 陈佳勇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九久读书人
05
陈佳勇的小说，光看书名的话，未必会引起文艺青年的兴趣。
《老板不见了》，听起来像商战小说。
《金农的水仙》，是用金农水仙图穿针引线，貌似在说官场。
其实陈佳勇不是要写商战，也志不在揭露官场，而是兴致勃勃地写人，尤其是写青年人在商界的漫游和探险，以及在官场边缘地带的小心窥视。
陈佳勇说，他就是喜欢写这种“即时的当代生活”，因为他对现实社会的运行规律有兴趣，也有体验，而用虚构的小说故事记录当下生活的典型特征，是挑战，但值得去做。
同为“新概念”出身的小饭，最近对媒体说过一句话，大意是，陈佳勇是我们这群人当中，路走得最稳的。
这句话耐人寻味。
但我想，陈佳勇是小饭们的一面镜子，照出的是另一种人生。它不是沿着写作、学术的道路走下去的人生，而是把自己扔进火热的大千世界的人生，且成功了。
这个“成功”很重要，如果陈佳勇没有成功，那么小饭们也未必会说他“稳”。
然而陈佳勇的小说会告诉你，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成功，成功也伴随着痛和无奈，连接着慌张与害怕。
从这个意义上讲，陈佳勇的小说是无比坦诚的，他几乎是把自己的成长经验和盘托出了。
06
虽然把小说跟现实对应起来很愚蠢，但我还是想说，《老板不见了》里的大四学生林子昂，《金农的水仙》里的“财务自由”人士张冬心，显然有着作者陈佳勇的影子。
《金农的水仙》里有个细节。
老先生赵云中生前偏爱“扬州八怪”之首金农（号冬心先生），死后留给孙子赵金农和外孙张冬心一人一半古董字画。其中有一张金农水仙图是“老充头”，假画，给了外孙张冬心。结果表哥赵金农觉得这张金农画跟自己的名字有关，有特别的意义，想让表弟张冬心把画让给自己。
其间，各色人物充满机锋的对话且不去说它，单单是平息这场家庭风波的结尾就让人感叹作家对人情世故的深刻洞察。
回家的路上，张冬心的母亲回想起刚才饭桌上的一幕，自己的哥哥（赵金农的父亲）一辈子支支吾吾，今天居然敢拍板定调，帮着张冬心说话，于是问儿子：“冬心，你是不是吃饭前跟你舅舅说过什么了？”
张冬心轻描淡写道：“没有说什么，我就是昨天到他家里去了一趟，提前把贺寿的礼物给他送过去了。”
母亲追问：“你送了什么？”
“舅舅不是属鼠的嘛，我就送了他一只千足金的小老鼠。还好他是属老鼠的，他要是属牛的，我可送不起金牛啊。”
你看，陈佳勇的小说就是如此，非得把这些对话细细引用来，才能知其味，要是只讲个梗概，那就滋味全无了。
小说后面还写到了张冬心去外地接受检察院案件问询前后的一系列行动安排和心理活动，真正是把一个知世故、有谋略、懂分寸的青年形象写活了。
但你不会讨厌这个人物，因为你能感觉到那个青年的身体里还藏着一颗少年的心。
这很像陈佳勇本人，尽管故事是虚构的。
读这样的小说，你会深深体会到，“80后”作家漫长的青春期并非永远过不去，一代人终究要长大成人，但总有些什么是恒定不变的。
07
《金农的水仙》是我从事编辑出版工作15年来做的第一本精装书。
陈佳勇跟我提出想做精装本的愿望时，我没有立马答应他。一是出于成本考虑，二是出于我个人对精装本的理解——难道不是只有经典之作才配得上精装吗？
我也没问他为什么想要做精装本，可能是看到现在市场上精装成了小说的标配，羡慕？
不过，当我看到他为《金农的水仙》造的那幅假画后，我决定这次尝试一下精装。
前面提到书里写到了一幅金农水仙图，这幅画不但在小说里是假的，而且世界上原本就没有这么一幅画，是陈佳勇杜撰出来的。
陈佳勇乐此不疲，居然请朋友临了一幅金农其他的水仙图，还杜撰了题款——不仅拟了诗文，还刻了一模一样的印章，甚至还进行了做旧处理。
为《金农的水仙》造的假画
为了完整地呈现这幅假画，美编把它设计在了内封上，配以有粗糙纹理的特种纸，好像真的复制了这幅假画，把它弄假成真了。
拿到样书之后，效果出乎意料地好，我对自己做的第一本精装书很满意——不是为了精装而精装，而是巧妙地利用了装帧和纸张的特质，使得设计跟文本更加契合。
但这不是我和陈佳勇合作的第一本书。
08
我是个童书编辑，我做了本成人书。
这是我原本拟的编辑手记的题目，不过不是写《金农的水仙》，而是想写《爱吃的我们没烦恼》。
《爱吃的我们没烦恼》 陈佳勇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九久读书人
那是我责编的陈佳勇的第一本书，也是我人生中做的第一本成人书。
我试图找出做童书和做成人书的差别，讲述身为童书编辑的我如何克服做成人书的困难。可惜对我来说，一切都很顺利，做书并不是难事。
那篇编辑手记迟迟没有出来。
直到写这篇《金农的水仙》编辑手记，我才意识到，其实我并不想写什么劳什子的编辑手记，我可能只是单纯地想怀念一下我的青春，那些有新概念作文陪伴的好时光。
也许，我还想炫耀一下我遇到了从那些好时光里走出来的人。
袁敏，陈佳勇，我那么幸运地跟他们相遇了，还有了出版上的合作。
再就是，通过梳理这些，我更看清了陈佳勇的意义，对于我个人的意义，对于每一个成长中的青年的意义，对于“80后”一代的意义。
那也是阅读的意义。
09
最后我想说的是，陈佳勇是优秀的，但他不完美。
比如他从小就是一个胖子，很难控制自己的体重。
前不久他告诉我，他18岁时就已经180斤了。
那时候他还年轻，拍照片也还是好看的，清新的。
2000年，19岁的陈佳勇
陈佳勇控制不了体重是因为他真的很爱吃，不夸张地说，他有一种好吃的天赋。他对每一种吃过的美食，每一家去过的饭店，都有着过人的记忆力。
而且他能把那些关于吃的记忆和故事，用准确生动的文字表达出来，传递给你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
所以在写这篇《金农的水仙》编辑手记时，我忍不住多提一句《爱吃的我们没烦恼》，那是陈佳勇的另一个面向。
如果这两本书搞个组合，就叫“饮食•男女”吧。
是的，《金农的水仙》是有男人和女人的故事的。
——又怎么会没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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