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混乱的时代对于人民是灾难，但对于思想文化的发展却或许是沃土。民国时代便是如此，其造就了一位又一位思想文化界的名流，胡适之就是其中一个。
要说胡适这个人，在历史上具有极大的争议性，有人将他捧上神坛，也有人对他批评有加。但在这里，我们不讨论胡适的人格是非，单来看他与毛主席的恩怨纠葛。
要说胡适与毛主席，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他们一个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另一个是资产阶级文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理想追求。
但在最初的时候，胡适和毛主席的分别还没有这么大，甚至于毛主席还一度对胡适十分仰慕，并待之以师生之礼。
让时间回到百多年前的北京，彼时正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的时期。这时，你若是问一个青年学生最喜欢读什么杂志，那一定会得到“当然是《新青年》”这样的答案。当你再问“那你最敬佩谁”时，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你：“胡适和陈独秀。”
在那个时代，胡适和陈独秀就是有着这样的影响力，即便是毛主席也对此完全认同，他曾在后来对埃德加·斯诺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我的楷模。”
当年毛主席在东山高小读书的时候，经常看《新民丛报》，于是对梁启超产生了仰慕之情，将康梁二人引为自己的人生导师。
但等到毛主席来到长沙，他的眼界得到进一步开阔，很快便对康梁二人的局限性有了深刻认知，旋即追求更前沿的新思想，仅比自己大两岁的胡适成为他新的思想引路人。
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毛主席在恩师杨昌济的帮助下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工作，也就是当图书管理员，每月八块大洋。
毛主席看重的，自然不会是这笔薪酬，而是从此可以零距离接触自己的灵魂导师，以及从此可以在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阵地接受思想滋养。
彼时，胡适正在北大当教授，他也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学校里给他每月开出了两百大洋的薪水，可见对他的重视。
每当有空的时候，毛主席一定会去旁听胡适的课，他还曾和萧三一起专程拜访过胡适，也曾邀请胡适参与新民学会的报告会，这种种行为都让人不难看出毛主席对胡适的仰慕。
在人生的关键节点上，胡适也曾对毛主席给予过建议。那是在1919年前后，一大批新民学会的成员想去国外勤工俭学，毛主席本来也是要去的，但临走了他却反悔了。
之所以临时反悔，除了母亲患病不能远出之外，毛主席同时认为既然是求学，那在什么地方都是无所谓的，不一定非要去国外，把国内的事情搞明白更为关键。
毛主席为此还咨询了胡适，而胡适也很支持他的想法，他还写了一篇名为《非留学篇》的文章，表示了对毛主席“多研究些问题”态度的赞成。
不得不说，胡适与毛主席的眼光都十分独到，如果毛主席当年去了法国，也就不会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样的千古文章，中国的革命还不知道要经历多少曲折。
此后的毛主席就一直在做着实际的工作，他创办过文化书社，重点销售胡适及其老师杜威的著作；他还创办了《湘江评论》，而胡适对此鼎力支持；后来毛主席要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胡适也给予了帮助。
总之，在真正的革命高潮到来之前，胡适与毛主席的关系是十分亲近的，他们亦师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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