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身上表现出来的落后性和破坏性，本质上是清王朝专制之恶，与西方殖民主义之恶，在农民身上的反射。
笔者既不同意完美化义和团，也不同意妖魔化，完美化是纵容弱者的愚昧之恶，妖魔化是纵容强者的压迫蛊惑之恶。义和团值得同情，但是不值得学习和弘扬，我们的这个民族只有告别对义和团的这两种极端化认识，才能说我们已经成熟、睿智起来了。
这是一个纯粹的历史话题讨论，不涉及对现实政治表达什么观点的意思。笔者对现实问题的立场一贯是鲜明的：反对任何极端民族主义，反对妖魔化外国侨民，以及他们在中国法律允许范围内的教育文化活动；主张中国与外部进行和平友好交往，以开放心态学习外来文明；支持国家和有关平台对极端民族主义言论的打击。只不过觉得当前人们对“义和团”一词的使用过度泛化和扭曲化，特写此文讨论。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义和团的评价经历了两个极端化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前，把义和团高度赞美化，说它是先进的反帝爱国运动，这时期义和团是不容任何批评的。改革开放以后，以李侃、李时岳、章鸣九、王致中等为起点，开始讨论义和团过去为人所忽略的落后性和破坏性，从学术上来讲是一个进步，丰富了对义和团运动研究。
不过到了新世纪后，大致以《冰点》刊登的中山大学某教授文章为起点，对义和团的讨论越来越脱离学术范畴，一些义和团史或者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之外，并且很有舆论影响力的学者，主宰了义和团讨论的话语权。他们出于社会思想启蒙或者表达某些政治观点的需要，对义和团历史的选择性剪辑重构，基本上全盘否定，乃至妖魔化义和团。义和团在社会语境中的含义越来越负面化，几乎等同于暴民、愚昧、排外的代名词。现在人们提起一个不好的事情，就会扣上“当代义和团”的帽子。
笔者完全赞同对义和团落后性和破坏性的讨论，但是不同意把义和团妖魔化（以及间接美化义和团所反对的那一方）。一些学者把义和团说的一文不值，绞尽脑汁讽刺挖苦，在他们描述下义和团就是一群活该就是被洋人屠尽的愚昧暴民，实在脱离了学者应有的公允持中和人性温情。今天妖魔化义和团，与当年完美化义和团一样荒唐，本质都是用政治正确代替学术。
第一, 忽略了天灾暴政下农民的极端艰难处境，造反起事全因是走投无路。义和团运动以山东、山西、河南、直隶为中心，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山河四省，这四省在19世纪末世灾荒最严重的地区。1855年黄河改道，夺大清河入渤海，由于大清河岸堤较低，黄河山东段屡次决堤、灾荒连绵、流民四起，为会党和秘密宗教崛起提供了必备的社会基础，所以，“义和团、起山东”，不是无缘无故的。
1887年黄河发生历史上最严重决堤，被冲坏的堤坝到了1889年才被修好，据后来历史学家推算，直接死难者就达150万-700万之间，导致了豫北和鲁西的赤贫化。1898年黄河又发生大规模决堤，从东明到历城黄河大堤8处崩溃，仅山东就有二十九州县被淹。1899年和1900年华北又发生了严重旱灾，山东91州县受灾，饥民数百万，毓贤在奏折中说，“树皮草根且尽”，“饿殍枕藉，倒毙在途”；河南济源一个县灾民即有近12万，“弥望千里，飞鸟尽绝，饥民百什成群饥民”，山西绛县一地饿死人数就达3万。所以，当时御史高熙韶奏折中所称“山东平原教案初起之时，实因连岁欠收，贫民无所得食”。
（义和团活跃指数与灾害指数密切成正比）
而晚清政权高度腐败，官方不但救灾不力，还不断增加赋税负担。以山西为例，道光二十年摊派到农民头上的田赋总额为不到200万两，而到了光绪二十四年已经超过400万两（宣统三年更达666万两），也就是说农民负担增加了一倍多（这期间山西总人口因饥荒减少了400余万）。山东省田赋定额为339万两，1895年后又加教案赔款90万两、“边防经费”90万两，另外杂税、杂捐开始泛滥，多数农户都到了破产边缘。中国人素来逆来顺受，起来反抗必然是日子实在无法过得下去了，但凡还有半口饭吃，谁去铤而走险？
第二，忽略了教会及国外势力的对中国民众的压迫，忽略了教会的侵略性质。抨击义和团的一方，其最根本的历史依据是，外国教会在华总体上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教会举办了慈善、卫生、教育事业，促进中国社会进步，中国反洋教是因为对现代文明愚昧无知，是一种落后反动。所以，义和团运动主要原因是文化的冲突，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
其实这是脱离事实的一种想象化历史解释。外国教会不可否认的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这有时间和空间的巨大差异。从时间上来讲，一战结束非殖民化浪潮后，教会越来越温和，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慈善公益事业，而时间越早侵略性越强；从空间来讲，英美新教教会在其管辖教区内积极作用大，而天主教会在其教区内的活动侵略性强。
首先说西方教会传教士中，抱有很强政治目的的殖民主义者很多，他们来华的驱使动力，本来就不是传播福音，而是进行文化扩张或殖民掠夺。马勇先生曾经指出，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并不安心于本职，“显然是以宗教外衣从事政治活动”，像德国安治泰、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等，“都曾向其故国竭力鼓吹过瓜分中国，要求其政府动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
其次教会藉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获得了治外法权，并且 将治外法权延伸到教民。这方面尤其是天主教会最为突出，因为天主教在本国即强烈干涉政府司法权，他们把这种观念又带到中国。而天主教会为了急于扩张，吸收的教民流氓无赖不在少数，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来山东旅行的时候，济南地区主教直言：“ 在接纳新教徒方面，原则有些放松，那些新受洗的人，大半不是好基督徒” ，恭亲王也曾经说，那些入教的人往往品行比较恶劣，是“中国人中的垃圾”。
（所以，我们发现教案几乎所有都跟天主教有关，比如1895年至1899年山东上报到总理衙门的59起教案中，有47起是关于天主教教会的，涉及新教教会的只有12起。山东巡抚李秉衡给总理衙门的咨文中说，德国天主教教会传教士 “阴险谬疾，贪诈凶横”，而新教教会的美国教士“颇知礼仪，安分少事，绝不与民竞争，百姓亦礼貌有加”。）
很多传教士和教民借着治外法权横行乡里、逃避赋税、欺压平民，所谓“仗教”、“吃教”的人不在少数，美国学者 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对此有详细分析。而清朝地方官在民教发生冲突时，几乎清一色偏袒教会，以求息事宁人。义和团运动中斗争矛头指向教民，也并非完全像一些学者所讥笑的那样，这是滥杀无辜、捡软柿子捏，盖因很多教徒绝非善类，仗势欺人也是司空见惯。
因此，中国民众与教会之间的冲突，绝非仅仅是文化冲突，主要还是现实利益冲突。我们以台湾学者 陈银昆先生对1860年至1899年之间的990起教案产生原因的分析为例，因文化冲突引发的案件只占6%，而社会秩序原因占39%，经济利益纠纷原因占22.5%。正像雷颐先生所说，外国教会与中国民众有文化冲突，更有严重的利益冲突。
教会及其所属的国家，更是接着教案去勒索地方政府，这些巨额赔款又最终落到当地老百姓头上，所以当地老百姓自然是怨恨有加。比如德国圣言会借着巨野教案，向中国政府勒索赔款19.8万两了，还要求当地政府拨付2.4万两白银在巨野、菏泽、郓城等7处，为教士各建住房1所，可谓造价非常昂贵，要知道那时候北京一个三进四合院售价不过3000两白银。德国并且以此为借口霸占胶州湾，将山东划定为势力范围。
比较而言，义和团事发之前，中国境内以德国殖民侵略最为急迫，以德国教会传教最为粗暴，这是山东教案最密集，反洋教情绪最高涨。所以，义和团产生绝非是用“盲目排外”，或“野蛮对抗文明”可以完全解释的通的，上述行为给老百姓的直接观感就是侵略压迫，有何“文明”而言？
第三，污名化义和团的那些人，以描述义和团运动中的封建迷信和暴力为乐，以义和团斗争手段之落后性，而否认其反抗之合理性。笔者认为这是不妥的，就像不能以一个人正当防卫措施是否得当，而否认其有防卫权利。防卫不当不值得鼓励赞扬，过失行为也必须接受法律制裁，但是不能因此就剥夺别人防卫权，说你不该防卫。
更重要的是，农民之愚昧、暴力又来自于哪里呢？还不还是清政府的愚民政策？农民自然只能以宗教迷信为号召进行反抗，民众只能对外部世界有偏差性认识。还不是因为清朝的专制恐怖政策？最后逼得农民只能激烈的反抗手段来表达意愿，以恐怖对恐怖。
总体来说， 义和团身上表现出来的落后性和破坏性，本质上是清政府专制之恶，与西方殖民主义之恶，在农民身上的反射。就像我们讨论孩子教育上所经常讲的，孩子行为是家长行为的反射，一个有暴力倾向的孩子，大概率背后有个有暴力行为的家长。 在庚子之乱中的各种荒唐非理性，始作俑者或根源不在于走投无路的农民，农民只不过是罪恶传递链条的最后承受者，施恶者造什么样的孽，最后农民就会以什么样的恶爆发出来。
笔者最认同 戴玄之先生（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南洋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分析：“义和团的大起，因素复杂巧凑。倘没有列强要瓜分中国的刺激，人民也不会仇外；纵有仇外之心，若无教士教民的欺凌，也不会产生群起排外的事件；纵有仇外之心,排外之事，若无天灾频仍，人民也不会有那样疯狂的行动；纵然人民疯狂反外，若无慈禧的奖励，也不会促成千古未有的奇变”。他特别强调慈禧为首的满清反动政府应该负有主要责任，外国侵略者负有次要责任，而“拳民是无辜的”。
（戴玄之先生的代表作《义和团研究》）
某些学者 一味去批评义和团，实质是批评了一个罪恶，而忽略了更大的罪恶以及罪恶的来源。忽略了清政府愚民的事实，专制压迫的事实，忽略了西方殖民者欺凌中国平民的事实，忽略了人民被强加的不堪忍受的灾难，而 把主要精力用在嘲笑造反者的姿势不够优雅，岂不可笑？这不仅丧失了历史学家应有的人性关怀，更是一种将价值观凌驾于事实至上的历史虚无。
第四，西方中心史观影响及双重标准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无不以宗教迷信为号召，无不伴随着暴力，单就距离义和团最近的太平天国运动来说，同样是以民间宗教为纽带，带来至少一亿人口的死亡，是庚子之难的百倍以上。就破坏性而言，义和团导致的死亡人数（估计50万至100万之间）远远不及白莲教、捻军、西北回民起义、云南杜文秀起义，奈何国内一些学者最痛恨义和团？奈何义和团被骂的最惨？
还是因为西方对义和团评价左右的因素。由于其他农民起义不以排外为目的，所以外国人并对他们的研究并没有太多意识形态色彩，并且太平天国借用了若干西方宗教元素，西方甚至对它一度很有好感，而义和团以外国人为斗争目标，所以在这场运动开始的时候，西方就以“野蛮对抗文明”来构建这种叙事，“黄祸”及傅满洲这些对中国人丑化符合之大流行，盖源于义和团。这种叙事一直影响西方史学界对义和团历史的研究，改革开放后又被部分中国学者所接受。
这些学者提醒要慎用民族主义，处理好与西方的关系这点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因为义和团排外，就对义和团格外贬低，体现了西方中心论下，对农民起义研究的一种双重标准：对农民起义好坏的评价，不以中国人损失为标准，而以西方的好恶为标准，我们死一些人算不了什么，最可怕与西方搞坏关系。
总之，就义和团的性质而言，首先我们应该肯定它是底层对暴政和非正义的反抗行为，才可以进一步讨论它的阴暗面。就它的历史作用而言，义和团既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起到了客观产生了积极作用。毫无疑问，义和团给腐朽的清王朝最后一击，庚子11年后清政府统治结束；义和团也表达了中国人民反抗殖民的决心，迫使西方放弃了瓜分中国的企图。
所以，无论是当时亲眼目睹义和团运动的人，还是后来学界对义和团的研究，还是不同程度肯定的居多，而全盘否定的为少。肯定义和团的不仅仅包括民族主义者，还有很多外国人或者有长期在海外经历、主张西化的人。比如从小生长于美国的容闳，与友人论时局时也说：“汝以为义和团为乱民乎，此中国之民气也。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说：“我就是义和团。我祝他们胜利。”孙中山在晚年仍旧坚信肯定义和团的立场，他说：“义和团的人格，与庚子辛丑以后一班媚外的巧宦和卖国的奸贼比较起来，真是天渊之隔，可怪他们还笑义和团野蛮。义和团若是野蛮，他们连猴子也赶不上”。今天的中国言论场，如果你为义和团客观说几句公道话，就被扣上“与狭隘民族主义共情”的帽子也是不正常的。
当下很多人把义和团与纳粹主义或当代网络极端民族主义划等号，笔者也是不赞同的。义和团的主张和行为与现代国家的右翼极端民族主义，具有一定的巧合性，但是有本质不同。 义和团仍属于弱者的底层反压迫行为，它的直接产生动因是受到外来侵害。而西方以法西斯为代表极右翼民族主义，是倚强凌弱，否认弱小民族生存合法性，对别人实施种族灭绝或侵略土地，二者本质不一样。
当代网络极端民族主义，具有严重排外倾向，但是这种倾向既有中国因遭受国际打压而产生的天然的民族义愤，也来源于信息失真、信息与现实的错位，而不是直接来自于受到在华外国人的压迫、侵害。它的斗争对象是“假想敌”，而义和团的反抗对象是现实中直接给他们带来伤害的人。所以，笔者非常讨厌把当下的排外言论行为说成是“当代义和团”，这是对义和团的污名化，也是对义和团历史的歪曲。
总之， 笔者既不同意完美化义和团，也不同意妖魔化，完美化是纵容弱者的愚昧、暴戾之恶，妖魔化是纵容强者的压迫、蛊惑之恶。义和团值得同情，但是不值得学习和弘扬，我们的这个民族只有告别对义和团的这两种极端化认识，才能说我们已经成熟、睿智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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