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先秦学者构建了一套由“物—心—声—音—乐—和”构成的礼乐体系。
先秦时期是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音乐理论逐渐完备，奠定了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基本框架，成为最早成熟的中国古典文艺理论门类之一。《礼记·乐记》是中国早期乐论的集大成之作。蔡元培《音乐杂志发刊词》说：“吾国言乐理者，以《礼记·乐记》为最古。”蒋孔阳《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说：“我国古代最早的文艺理论，主要是乐论。”
先秦学者构建了一套由“物—心—声—音—乐—和”构成的礼乐体系。物心论，是指外物与内心互动感发，音乐发生，并产生意义。《礼记·乐记》：“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即人类对世界的感知与应答，是早期人类文明最基本的手段和材料。人通过听觉、视觉、嗅觉、触觉、味觉感知世界，并能通过幻觉联系未来与过去的时空，从第一世界进入第二世界，形成知觉，进而影响价值与思想，最终指引行为。
音是人类对自然声响的重塑。《礼记·乐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又说：“声成文，谓之音”。人类从模仿自然音响中不断进化，将自然音响有序化、体系化、象征化，并用金、石、丝、竹等乐器表现出来，深深地打上了人类生活的印记。
乐（yuè）是听觉图腾，是祖宗崇拜的产物，演化为政治伦理，形成礼乐制度。《礼记·乐记》：“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又说：“乐者，所以象德也”，“德音之谓乐”。《论语·阳货》：“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lè）表示对中华礼乐体系的主动接受与维护。《礼记·乐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
和是中国礼乐体系的核心，含义丰富，层次分明。第一，神人之和。《国语·周语下》：“凡人神以数合之，以声昭之，数合声和，然后可同也。”第二，天地、阴阳之和。《吕氏春秋·仲夏纪·大乐》：“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第三，政治之和。《国语·周语下》：“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第四，音响之和。《国语·周语下》：“声应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平。”
人与神、器物与制度、观念与哲学紧密结合，构成了浑然一体的礼乐话语体系。儒家之和是“中和”，由政治伦理规定的“中”引申而来的“和”，是一整套自上而下的合情合理的社会秩序。儒家的乐是人乐，讲究平和、安静，重视乐调节情感的作用，进而陶冶人的品性，并最终构建一个和谐的人类社会。道家之和，是“平和”，是超然物我之外与天地相参的理性精神。道家的乐是天乐，讲究与天地万物同一，体悟生生不息，动静相兼，对立统一的大道，与整个自然环境相协调。
儒家提出“乐由中出”，主张践行“中”治，在各个层次、各个方面都要把握一定的度，以维系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中”与“和”相辅相成，“中”为外在律令，“和”为内在诉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极力主张践行先秦以来的中道，将带有浓厚原始宗教色彩的“中”赋予更多的理性内容，要求社会治理在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活动都要把握一定的度，以维系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社会风俗千差万别，个人情绪千变万化，要力图实现外在律令的“中”与内在诉求的“和”高度统一。
儒家的五声理论体系，表现了尊卑伦理关系，既是人格养成机制，也是阴阳五行学说，同时也是雅乐的配器、填词、谱曲原则，以实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理想。孔子认为，如果诸国都能用礼乐，就能维持整个周王朝内部的纵向关系与横向关系，从而实现天下的大治。荀子提出“夫乐者，乐也”，主张通过乐来调节人的情绪与行为，使人的品性向善的方面转化，实现天下大治。孟子提出“与民同乐”，敏锐地观察到小农体制已经成为各国的政治改革的主流，民作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民间音乐就与宫廷雅乐相融合。
墨子提出“非乐”，站在中下层阶级的立场上反对儒家礼乐，认为儒家礼乐“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道家老子提出“五音使人耳聋”、“大音希声”，老子认为对道的体认来自主体本身，而不是外在的感官。庄子提出“天乐”，认为儒家的礼乐是人乐，礼乐不仅不能让人得到最大的快乐，反而会使人丧失本心，致使人的本性与情感分离，从而不能体认大道。
在语言文字尚不发达、制度规范尚不健全、社会组织尚不庞大、信息沟通尚不充分的先秦早期，音乐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移风易俗，莫善于乐，通过音乐建立和维护整个社会统一的、宜人的法定秩序。与礼制、行政和法律比较起来，音乐更能贴近人的情感，更能改造的人的思想，更能改善人的品性，引导社会各阶层产生正确的认识和行为，从而实现天下的大治。
（作者为上海音乐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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