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这个杀手不太冷》上映30周年，导演吕克·贝松也已经是年过六十依然长着几斤反骨的老头。一直以来，媒体总是愿意肯定他在商业上的成功，称他为“最好莱坞的法国电影人”，“法国最成功的商业电影人”，“欧洲的斯皮尔伯格”……不过，吕克·贝松自己似乎有更多的故事想讲。
1959年，一对奉子成婚的年轻人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简单粗暴地概括这对夫妇的恋爱故事，就是一个有魅力的渣男和一个恋爱脑少女的相遇。浪漫的粉红泡泡很快破灭，而这个孩子成了一段彻底失败的关系的象征，伴随他整个童年的，将是贫穷、孤独、家暴、流产、离异……唯独有一个“朋友”给了他巨大的安慰和滋养，那就是大海。四岁时，他决定造一艘船，带着他的小狗出海——他成功横渡了海湾，只不过半途被开着快帆船父亲拦截了下来。对这个从小闷声不响、只跟大海和狗说话的孩子而言，缺席的父母、平庸的学校教育和对大海的爱，共同促成了他后来的成功与失败。
吕克·贝松童年照
在学校，老师让读司汤达的《红与黑》、左拉的《小酒馆》，吕克·贝松转头就去了书店漫画区，看《丁丁历险记》《幸运的卢克》。他的学业一塌糊涂，但对艺术的兴趣在课堂之外不断生长，他开始痴迷唱片和摄影，看母亲说“你这个年纪看不懂”的电影，他渐渐明白，生命本身远比他被给予的更广阔。“每一天，我都比昨天更强烈地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将玻璃罩打破，冲出包裹。”
1976年，十七岁的吕克·贝松向母亲和老师同学宣告退学：“我要去巴黎，拍电影。”此时的他，不过是个无学历、无经验、无背景的“坏孩子”，做着毫无根基的电影梦。凭着一股蛮牛般横冲直撞的劲儿，他托关系、偷摸翻墙、假扮群演……想方设法进入电影拍摄现场。就在好不容易终于得到一个片场打杂工作时，十八岁的吕克·贝松被征召入伍，电影梦不得不暂停。
服役期间，吕克·贝松利用短暂的假期去戛纳电影节，装成电影节常客去蹭酒店自助餐，晚上睡车站长椅或海滩，把所有预算省下来买电影票，来自各个国家不同文化的电影让他大开眼界：
“电影是无边际的，你可以用任何语言表达任何事情。它好笑，观众就笑；它感人，观众就落泪。不分国度。假如哪天我能拍电影了，我就要拍给所有人看的电影。艺术应该是大众的。让那些拒绝我进入殿堂的精英滚蛋吧。”
十九岁这年，他真的拍出了人生第一部原创短片，一个关于大海的故事。正当他对自己的短片洋洋得意的时候，朋友的一盆凉水浇醒了他：“如果你没有想表达的，完全可以不创作。”于是，吕克·贝松烧掉了第一部短片的胶片，开始在各个摄制组打工，在片场学习的同时一直写作，找机会向电影公司递自己写的剧本，不断被拒，不断写，直到二十三岁那年，终于得以开拍自己的首部长片《最后决战》。
成功接连到来。《最后决战》拿下十三个国际奖项后，他的第二部长片《地下铁》成为了票房冠军，于是他终于有机会拍那个关于蔚蓝大海的电影。然而剧本阶段就遭遇了极大阻碍，他甚至差点失去这个故事的版权，电影公司也对这个故事没有信心：“关于大海的电影永远行不通！”
1988年，《碧海蓝天》成为戛纳电影节开幕影片，并且至今仍是吕克·贝松电影作品里观影人次最高记录的保持者。这一年，他二十九岁，电影之路才刚刚启程。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还将拍出二十余部电影，从《这个杀手不太冷》《第五元素》《超体》……到2023年的《狗神》，他没有停止创作，没有离开电影。
这是吕克·贝松跌跌撞撞走到成功殿堂的故事，一个“坏孩子”在这个世界找到坐标和方向的历程，由吕克·贝松自己记录在了他的首部自传《宁愿天真》中。
这部400多页的自传，就是一场信息量满满的坦白局，读者仿佛可以化身八卦记者，和这位人生履历颇为丰富的名导对话——
以下吕克·贝松的叙述内容引用自自传《宁愿天真》。
Q：您说父母带给您“狗屎般的生活”，你们当时的家庭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吕克·贝松：母亲的状态仅仅是活着。她从十五岁起就不再读书，十六岁就怀了孕……她还不知道自己是谁，只了解一点自己的少女心。他们没有任何基础，任何参考范本，任何稳定支持，只有破布做的心，棉花糖做的脑袋。我父亲总是打她，而她的日子都用来祈祷这一切的终止。父亲读的书不比母亲多，两人的对话总是以他砸在桌上的拳头收场。更别说他还开了一家健身房，体重接近100公斤……某个学年的中间，母亲消失了，我跟两个不认识的女人一起住在阿涅尔。后来才知道，母亲当时怀孕了。父亲希望留下小孩，母亲想要拿掉。管教一个小孩已经很吃力，她绝对不能再多承受一个。他们的谈话一如既往地以拳头结束，母亲进了医院，肋骨断裂、面部损毁、腹部肿胀。孩子的去留不再成为问题。阿涅尔的生活过后，我对自己承诺了两件事：永远不对女人动手，以及永远不沾一滴酒。现在我六十岁了，我守住了诺言。
Q：您还记得童年时期带给您电影启蒙的是哪部片子吗？
吕克·贝松：《2001太空漫游》。我缠着母亲，直到她带我去看这部电影。
“你这个年纪看不懂的！”她对我说。
我不在乎。我不是为了看懂才去看的，是为了感受。
这部电影彻底震撼了我，直到今天我都没能完全回过神来。
“怎么样，你看明白什么了吗？”走出影院时母亲问我。
“全部。”我大胆回答。
我明白的最重要的一点是，生命本身远比我被给予的更广阔。我还不知道什么是艺术作品，但感觉自己像一棵遇到甘露的植物，被一种力量驱动着成长。
Q：您在学校的学业一塌糊涂，是怎么选择了拍电影这条路的呢？
吕克·贝松：我确实没有一门成绩是好的。数学不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历史最为无聊，德国的地理关我何事。我质疑老师教的所有东西，时刻把“为什么”挂在嘴边。我想要知道，想要理解，我关心的才不是什么滑铁卢战役发生的时间，而是想弄清生活如何运转，生命如何找到意义，未来又该如何规划。可我从老师那儿得到的唯一回答就是：“学习去！”直到有一天，我彻底受够了，决定将这个悲惨处境做个了断。
我拿出一张纸，在中间画下一条竖线，左边写上我喜欢的东西，右边写上我讨厌的东西。有一点非常明显：我喜欢的，都是创造性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堪比达斯·维达说给卢克·天行者的那句话：“我是你爸爸。”
所有写到纸上的艺术门类我都爱，但最好有一样也爱我。我尝试过钢琴和吉他，可手指就跟摔跤手的一样。我跳舞像根棍子，唱歌像个烧水壶。我喜欢写作，可法语老师把我吓怕了，因为怕被指出拼写错误，我只好偷偷地写。建筑是我的热爱，可是建筑专业过长的学习期早就让我打消了念头。我喜欢素描和绘画，可惜没有继承祖父的天分。我也喜欢雕塑，但我不觉得自己能专注只做这一件事。我还喜欢上台表演，就是戏剧太装腔作势，我觉得无聊。我也很喜欢摄影，可是这种艺术太过安静，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那就只剩下电影，第七艺术。电影跟所有艺术都沾了点边，它要求你样样都知道一点儿，却无须是个专家。唯一的问题是，我对拍电影一无所知，甚至对电影文化也所知甚少。所以，在投入新旅程之前，我首先要做的，就是去看一次电影拍摄。
Q：您通过继父的朋友得到了一次片场观摩的机会，那次体验如何？
吕克·贝松：现场冲击太强烈了。演员毫无保留地落泪，技术员免费干活，每个人互帮互助，互相微笑。一切都为了一个目的：一部即将呈现给所有人的、贡献愉悦的电影。我被这种慷慨的原则迷住了。创造、给予、不计成本——这几乎就是爱的定义了。
电影即上帝，所有人都在此服务于他，直到死亡。我感觉自己找到了信仰，第一次坠入爱恋中。
Q：但一开始母亲对您要做电影职业并不赞同？
吕克·贝松：她对这种职业有偏见。她听过太多这个行业的光怪陆离了……我不问她的意见，也不问其他人的意见，只是告诉了她，“我明天不去学校了，我要去巴黎，去拍电影。”她的最后一张牌，是给我一个巴掌。因为我的不敬，因为我的不从。我的目光阴沉下来，母亲害怕了，可能是想起了父亲。但我不会像他那样暴力，我比他词汇量丰富多了。“希望这样你会好受一些，因为这是你最后一次扇我巴掌了。”
Q：在片场打工，常常需要处理各种各样的突发状况？
吕克·贝松：每天，我从凌晨5点奔波忙碌到午夜，对所有的要求都说“好的”，然后在比预期更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布里亚利看到一个古老的普罗旺斯村庄中央的一口喷泉。“哦！这喷泉要是还能喷出水来，效果会很好。”
我们在拍一个奶酪的广告，喷泉甚至不在故事脚本里。
“没问题。”我对布里亚利说道。他对我的回答报以慈爱的微笑。
“给你二十分钟。”雷吉斯补充道，他知道这个任务不可能完成，因为喷泉已经干枯了一个世纪。
我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跑起来了。我测量了喷泉和最近的水源—— 一家面包店门口的水龙头——之间的距离，40 米，两根20 米水管的长度。我跑遍附近所有的花园借到两根水管，又从摄影助理那儿偷了一卷胶带，将两根水管接起来。布里亚利定好了镜头的位置。我悄悄过去看了一下取景，然后将水管从喷泉后面绕过去，确保水管不出现在镜头中，最后连接起面包房的水龙头，水喷涌而出。至少从摄影机中看到的效果不错。我总共用了十二分钟，布里亚利高兴坏了。“你呀，会有出息的。”他既严肃又温柔地对我说。
Q：您在做一部电影的第一助理时第一次遇见让·雷诺，还记得当时的场景吗？
吕克·贝松：他身高一米九三，有着搬运工的骨架、鹰钩鼻和石斑鱼的眼睛。这家伙从身形上就让人印象深刻。沉默得简直就像个哑巴。我问他是否有照片，他从包里拿出一张拼贴的。毫无疑问，他很上镜。
“除此之外呢？你有表演经验吗？电影？或者戏剧？”我对面前这个不寻常的人实在感兴趣。雷诺还是一言不发，将我手上的照片翻过来。照片背面是他拍戏的经历。
“啊！这倒是……很方便。”我被眼前这个人的气场吓了一跳，不由得结巴起来。我答应会再联系他，然后和他握手道别。这家伙从头至尾也没说一句话，没有你好，没有再见。我被征服了。我跑到拉斐尔的办公室，告诉他我发现了一颗宝石。几天后，让·雷诺来到制片公司。他和拉斐尔谈了五分钟后，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他的神色不一样了。原来巨人也有脆弱的地方，也有感情外露的时候。
“我想为前几天的表现道歉，我知道自己很讨人厌，不过，这行业确实很艰苦，我只是想尽可能地保护自己。”他真诚得让人有些手足无措。就这一句话，他走进了我的生活。我还不知道他的生活是怎样的，可我已经能确定，我们都来自同一个星球，在孤独的海洋中拖拽着躯体前进。
Q：您的第一部长片《最后决战》拿了很多奖，但似乎有影评人质疑您抄袭？
吕克·贝松：我还记得，有一位评论家写文章列举了三部明显“启发”了我的电影。文章的语句非常深奥，通篇带着一种巴黎式的嘲讽，甚至暗示我“抄袭”了这三部电影。问题是，我从未看过它们。我当时的电影文化积累几近于零。
我被这篇文章激起了好奇心，于是借了一位朋友的录像机，租了这三部我“抄袭”的对象。三部电影都很好，尤其是塔可夫斯基的那一部，而我居然从来没看过他的作品。看完后，我依旧不明白，这三部电影明明和我的电影毫无共同之处，直到皮埃尔给了我答案。“本来就没有共同之处。那家伙胡说八道，扔出一些知名导演的名字，只想证明自己有文化而已。”我从这个角度再读了一遍文章，果然，一切都明朗了。这位评论家只是在显摆自己。不过，我还是谢谢他让我发现了塔可夫斯基。
Q：很多中国影迷知道警察乐队的斯汀，是因为《这个杀手不太冷》里他演唱的主题曲《Shape of My Heart》，不过您和斯汀的缘分还要更早？《地下铁》的男主角一开始定的是斯汀？
吕克·贝松：男主角的角色灵感来自斯汀。事实上，斯汀有意做一些电影相关的工作，他不介意从一位年轻导演开始……我用法国腔的英语给他讲述了《地下铁》的情节，一小时后，他告诉我：“我觉得可以，一起做吧。”
斯汀很好说话，可是我们的日期迟迟定不下来，我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斯汀直接给我打电话说他不能再推迟世界巡回演唱会了。他提出下次再合作，祝我好运。我很伤心，可他太有风度了，我找不到任何反对的理由。
Q：《碧海蓝天》拍摄期间，让·雷诺突然逃跑了？您是怎么劝说他回来的？
吕克·贝松：他在恐慌，他觉得这个人物是超人，也许只有神才能完成。我必须将他带回到地面上来，让他做一件无论是谁都能做到的事情。
“让，你知道怎么拍一个镜头吧？……一个镜头，就是有人喊开始，你演，然后有人喊停，一个镜头就完成了。你知道吧？”
“嗯，我知道，我知道怎么拍一个镜头。”
“所以，我们就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拍。你问我该怎么办，很简单，拍好一个镜头，然后换下一个！”
第二天，让回来训练了。
我们每天都在水里待六个多小时，三周的训练后，让已经能够自由下潜到40 米的深度，闭气超过三分钟。
“你永远知道大海什么时候需要你，什么时候不想要你。”恩佐在电影中说道。
让·雷诺成了恩佐·莫利纳里，大海成了他一辈子的朋友。
让·雷诺是我一生的朋友。现在，恩佐也因为他成了永恒。
Q：《碧海蓝天》在戛纳首映，正赶上您女儿心脏手术期间？《碧海蓝天》评分似乎并不理想？
吕克·贝松：二十位专家每天给出他们对电影的打分。打分从一星到四星，最高分就用金棕榈表示。《碧海蓝天》在所有栏里都是零蛋。这是戛纳电影节历史上第一次有电影拿到这样悲惨的打分。媒体枪口一致：《碧海蓝天》就是一坨屎。
带着这些“好”消息，我回到巴黎，陪朱丽叶去内克尔儿童医院。上午11点，她被送进手术室。我从未感到如此失败。上天不能总是这么残忍，这不合理。我的思绪开始偏离，进入想象，去到唯一能保护我的地方。那是独属于我自己的世界，一个有逻辑的、做好事就有回报的世界，可以和上天对话请它高抬贵手，哪怕只是一次的世界。五个小时的手术后，医生走出了手术室。他连外套都脱了，整个人大汗淋漓。他坐在办公室，拿出纸画了一颗心脏，解释手术过程。
我都不敢问那个自己唯一在乎的问题。“那么……这就是说……她能活下来？”我的喉咙都在发紧。
“她也许参加不了奥运会的链球比赛，不过，活到八十岁绝对不成问题。”医生还不忘说个笑话。
我的心一下子空了。像一颗气球突然泄了气，像冰崖坠入大西洋。只有眼泪自顾自地流……我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如果在，我感谢他，这是他第一次听到我的祈求。
总有一天，朱丽叶会看到我献给她的《碧海蓝天》。
哪怕我债务缠身，电影一败涂地，心也化为齑粉，但朱丽叶还活着，这就够了。
晚上，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眠。我试着将事情一一摊开，像是对过去三十年做个总结。这的确是场灾难，但我还活着，已经很不错了。
“如果可以重拍《碧海蓝天》，你还会这么做吗？”我想了很久。我用自己的真心拍了这部电影，毫无伪饰，用上了当时所有的经验和智慧。我觉得自己已经尽了全力，所以：
“是的，我还是会拍出一样的电影。”
“既然你没有任何可后悔的，那就去睡吧。”一个声音对我说道。
我对电影负责，却无法对其成功或失败负责。你想拍电影？你已经做到了。那么，闭嘴吧，好好感恩，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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