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月17日，成都有家报纸刊载了一篇文章，题为《180师，志愿军战俘吞下的最大苦果》。
文章虽然客观阐述了当年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期间第60军180师作战失利的情况，却在描述部分内容上采取了小说的春秋笔法。
比如文中写了彭德怀听一八〇师惨痛损失的消息后，大怒：
“把姓韦的给我抓回来！”
文中彭老总口中“姓韦的”指的就是当时任60军军长的韦杰。
韦杰将军的家人从报纸上看到这篇文章以后，也是很生气，立即通过渠道去反映了解这一情况，后来提供消息称，说是文章的内容取材自一个抗美援朝的老兵徐一朋的长篇纪实文学《错觉—180师朝鲜受挫记》。
可实际上，根据徐一朋的描述，他的文章中根本就没有提到过这一节。
很明显，这家报纸故意采用了这种说法，增加销量。
为了消弭影响，经过组织出面，这家报纸后来刊载了韦杰将军的回忆录，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对韦杰，及其亲属的道歉。
一
有关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特别是第180师失利的教训，之前我们也聊了很多，整体的过程与原因，大家也都清楚。
事实上，彭老总确实在战后批评过韦杰，但在多年后的回忆中，却把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列为自己生平败仗之一，并坦承自己在指挥中的失误。
韦杰将军后来也并未受到太大处分，1955年9月授衔时，仍然被授予了中将军衔。
不过，即便如此，在多年之后，社会上仍然有不少谣言流传出来。
有人信誓旦旦的称，180师被敌人“吃掉了”，彭老总大怒之余要枪毙韦杰，后来因为韦杰是少数民族干部，才得以幸免。
还有的说，韦杰抗美援朝回国时，被朝鲜授予了二等国旗勋章，是军级干部中唯一一个没有获得一级国旗勋章的指挥员。
当然，以上说法均属于以讹传讹。
事实上，整个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失利的不仅仅是180师，包括60军所在的第三兵团损失同样不小，甚至就连全军都有较大的损失。
失利的教训，无论是彭老总抑或是王近山、韦杰都认为，战役的作战动机是好的，但忽略了客观现实，过分轻敌，加上急于出击造成的。
1951年6月下旬一天，毛主席专门召见了从前线回到北京的韦杰，在听取了他的汇报后，深思了一阵也说：
"180师的事，各级都有责任。这次一八○师受损的原因很多，是上上下下的许多错觉和各种因素凑合在一块所造成的。"
韦杰将军虽然在战后受到彭老总批评，但后来志司召开军以上总结大会时，彭老总却主动承担了责任，不仅仅是如此，在志司后来召开的党委会上，包括向毛主席汇报中，彭老总也是持此态度。
当然，社会上后来又有谣传称，180师全军覆没，军旗被敌人缴获，原180师师长被枪毙。
原180师政治部青年干事梁玉琳（1988年授少将）后来予以一一驳斥，180师不是全军覆没，而是有4000余人突围，师长郑其贵也只是受了处分，1955年被授予上校，1963年晋升大校。
至于军旗被敌人缴获，也纯属无稽之谈，因为当时我军是以志愿军的名义入朝参战的，凡是带我军标志的东西都留在了国内，怎么可能被敌人缴获。
不过，在事后，180师主要领导干部也都受到了处分。
一、撤销180师师长郑其贵师长职务，隔离审查。
二、撤销180师副师长段龙章副师长职务，隔离审查。
三、180师参谋长王振邦记大过1次，原职留任。
当然，时任60军军长的韦杰后来也被调回国，当然在回国之前，韦杰是被朝鲜授予了一级国旗勋章，他是揣着这枚勋章回国的。
韦杰回国后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不久后出任高级函授系主任（正军级）。
二
韦杰一生包括郑其贵一生，其实都很少谈180师的事儿。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弥合的伤疤。
1976年，原180师政治部宣传干事、师党委机关报《战士生活》主编张城恒（第五次战役中被俘）专程到安徽六安干休所探望老师长郑其贵。
郑其贵一见到他，也忍不住有些伤感，时隔多年第一次打开话匣子：
“180师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部队，苦战山西，远征西北，千里行军入川，一个师在解放战争中歼灭国民党军6万多人；战士们浴血奋战迎来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用血汗和生命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朝鲜突围失利却无情地给180师指战员们的光辉历程抹上了一片阴影，在我本人心中留下了永远无法解脱的负罪感啊。"
尽管他们一生都不提这件事，但并不代表他们就忘记了。
郑其贵将军在天安门城楼上
韦杰的夫人郭毅很早就注意到了丈夫心头的郁结，她也知道丈夫一生念念不忘的就是当年180师失利的事儿，但她并不清楚，丈夫在其中所应当扮演的角色。
韦杰将军晚年身体每况愈下，身边的人都劝他要多休息，但他自始至终也没有听从。
1985年春节过后，韦杰带着中央下发的1号文件到广西，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跑了六个县视察，并密密麻麻的记录了记录了本子。
可韦杰将军那时毕竟已经是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这也导致了他原本就不容乐观的身体更加每况愈下。
同年8月，韦杰回到成都后，在女儿韦燕燕的陪伴下，将军到军区总院做了一次检查，不过让人没想到的是，就是此次检查过程中，医院发现韦杰患了肺癌。
医院建议韦杰到北京医院再做一次全面的检查。
郭毅在和几个子女商量后，本来打算瞒着韦杰，但韦杰却从他们慌乱的神情中，察觉到此次自己患病不一般。
“没想到我还能得这种病。”
韦杰自己倒是很看得开。
不过很遗憾的是，韦杰被送到北京治疗后，情况并没有好转，尽管医生拼尽全力治疗，可无情的病魔还是极大的摧残了他的精神。
郭毅很清楚丈夫心头的郁结，还曾特别劝过：
“有什么委屈你就说出来嘛！革命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相信党组织？”
韦杰只是摇摇头：
“就算我有点委屈算什么？180师那么多官兵都没回来，有的牺牲了，有的当了俘虏，受了多大的罪呀……”
也许是觉得自己命不久矣，韦杰决心就当年180师失利做一个系统的总结。
三
在韦杰去世前的一段日子里，他把极大的精力都投入到对180师作战失利的总结中，因为病情重，所以他自己没动笔，而是采取录音的方式口述，然后由秘书江克均在旁边做记录。
据江克均回忆：
“首长的记忆力惊人地好，思路非常清晰，当年哪个干部的名字，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某次会议的位置、会议内容，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很少临时蹙眉苦想。”
也是担心韦杰身体吃不消，所以江克均每隔一小时，就拉着他出门去散散步。
差不多有一个星期的时间，韦杰完成了这份总结，后来定名为《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第180师遭受严重损失原因的回顾》
根据韦杰总结180师作战失利的经验教训，总共有七点。
原60军副军长兼参谋长邓仕俊回忆说：
“韦杰军长还在病中写成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第180师遭受严重损失原因的回顾》一文，认为造成一八○师遭受重大损失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作战指导上有轻敌麻痹的严重缺点；二、兵力部署分散，各级都没有掌握强大的预备队；三、未能选择良好的阻击阵地，实行重点防御；四、组织指挥不严密，与友邻协同失调；五、通讯联络没保障，指挥经常中断；六、后勤保障力差，部队作战行动受到极大限制；七、一八○师领导干部遇险慌乱，指挥失当。”
也不难看出，韦杰虽然批评了180师领导干部在指挥中出现的问题外，其余六点都是从整体上去谈的。
韦杰自始至终认为战事失利不能全部归咎于180师：
“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一八○师的损失是严重的，但把板子打在一八○师屁股上是不公道的……不是各级干部政治动摇……”
当然，韦杰将军并不仅仅只是想要说清楚当年的这件事，更重要的是，想给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留下一点可供借鉴的教训与经验。
“往往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更宝贵。”
1987年2月3日，韦杰将军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
有鉴于丈夫生平的愿望，郭毅特地向中央写了封报告递上去：
“韦杰同志晚年有一个迫切的心愿，就是要把60军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180师遭受损失的真实原因，作一个准确的回顾。他认为，这对我军在今后的战争中实施正确的作战指导是很有必要的。直至他病重期间才几经修改完成了一个稿子，尚未寄出，他就离开了我们。遵照韦杰同志生前嘱托，现将此稿寄出，仅供研究参考。”
上级接到报告后，立即批示了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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