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戴笠是同一个家族的人，以前在他手下干活，我也是军统的。”
2013年，在浙江江山一家养老院里，一位叫戴以谦的老人，在做自我介绍时，说了这样一句话。
最让人震惊的是，他不仅是军统特务，他身边的两位老人也都是军统特务。
王庆莲主动介绍自己应该是大陆仅存的一位，曾在军统重要机构工作过的女性译电员。
祝仁波说自己不仅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还娶了因1931年叛变革命，而被毛主席亲自签发通缉令的顾顺章之女顾利群为妻。
这三人是如何加入军统的？他们曾经的工作经历是怎样的？解放后，他们的处境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三人因为不同原因，加入军统
提起军统经历，王庆莲表示当年并不是自愿加入的，年幼父亲去世，她是在妈妈和外婆的抚养下长大的。
日军打过来，村里很多人被打死，房屋也被烧掉了，对本就贫困的家庭来说，无异于是雪上加霜，王庆莲只好辍学回家干农活。
1943年，王庆莲的母亲得知军统在招人，所以私自帮她报了名。
那年，江山地区通过军统考试的总共有20人，其中就包括王庆莲在内的4名女孩和16个男孩。
经过一段时间培训后，军统本部录用了10个人，分到译电科从事译电工作，王庆莲和其他人则被送到位于磁器口的一个造纸厂做印刷工作。
1944年，王庆莲被调回到译电科华南股，由此开始了她在军统两年多的译电员工作。
王庆莲是被迫加入军统，而戴以谦说他当时非常渴望加入军统，在加入军统前，他已经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个小兵。
戴以谦虽然和戴笠是同宗族的人，但是身份太特殊了，没有人敢主动前去认亲戚，两人在1943年才相识。
那年，戴笠前往江西视察，两人首次见面。戴以谦向戴笠介绍自己的家人，戴笠此时才发现戴以谦还是他的堂侄孙。
戴笠见戴以谦机智灵敏，工作能力强，又是自己家族的人，于是决定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工作。
在戴笠的安排下，戴以谦被送到了军统特务培训班，毕业后顺利加入渴望已久的军统。
戴笠安排他到浙江去，以机要秘书的身份处理军统在华东地区的机密文件，从此以后，在戴笠的照顾下，戴以谦在军统内部混得如鱼得水。
戴以谦不仅可以翻看一些重要文件，甚至还被允许参与重大决策的制定工作。
戴以谦是进入军统后才找到靠山，祝仁波则是因为有靠山才加入军统的。
本着“朝中有人好做官”，只是谁都没想到祝仁波后来的人生因为军统而变得动荡。
祝仁波的靠山是他的表姐夫——我国空军无线电通讯先驱陈一白。
1935年，陈一白担任浙江警官学校无线电训练班的教官，给祝仁波争取了一个入学名额。
进入军统前，他有长达好几年的求学阶段，学到了很多技术。
起初，他跟着同学们一起学习无线电基本技能，之后被抽调去学习无线电报务，因学习能力突出又被挑选去学习修理和制造发报机。
那些电报机是从欧美购买的，给他们上课的都是专家，还有从欧美学成归来的海归，老师讲课的时候常常中英文夹杂，课程还涉及微积分之类的，这对只有小学求学经历的祝仁波来说，上课等于听天书。
陈一白时常鼓励他，让他平时加紧自学其他课程，遇到不会的问题，主动向老师请教。
祝仁波说自己那会儿常常以东晋祖逖“闻鸡起舞”的经历来鼓励自己努力学习，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不辜负表姐夫给自己争取来的求学机会。
淞沪会战爆发后，祝仁波跟随学习一直进行转移，最后转移到了贵州息烽县。
息烽县当时是军统的一个大本营，里面有好多人，祝仁波补充道，因“西安事变”而被关押的杨虎城和张学良当时也在那里。
此时的祝仁波已经毕业了，被分配到无线电通信技术部，主要负责发报人员的培训和发报机的维修工作。
接受组织考验，眼见组织没落
王庆莲与祝仁波一样，都是小学毕业，她进入军统后，没有经历过长达几年的学习机会。
因此，处理译电工作对她来说是有一定的难度，密码都是由数字组成，看似简单，实则难度很大，直接译出来，经常需要翻看不同的密码本。
王庆莲常常因为破译速度慢，破译错误而被迫加班，待王庆莲工作熟练之后，工作效率提高了，不用返工，不用加班，属于自己的时间就多了。
王庆莲向那些达官显贵家的小姐和太太们学习，开始打扮自己，在工作期间涂口红，被通报批评，时常被她的直属领导姜毅英数落。
提起姜毅英，王庆莲对她是又爱又恨，爱的是，她也是江山老乡，是军统里唯一的女少将，工作能力很强，不得不佩服，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最先把这个情报译出来的人就是姜毅英。
姜毅英把此事向戴笠汇报，由戴笠转告蒋介石，日本准备对美国的珍珠港动手。
不过，那时的美国政府非常地自大，无视蒋介石的提醒，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日本偷袭珍珠港发生之后，证实了姜毅英提供的密报是正确的，她再次得到了戴笠的赏识，被提拔为第四处电台台长，1942年，姜毅英再次得到提拔，又被晋升为少将。
姜毅英恨王庆莲，是因为姜毅英总是针对她，据王庆莲讲，她脾气比较随和，跟江山老乡的关系都非常好，而姜毅英非常高冷没什么朋友，因此非常妒忌她。
军统不允许女特务浓妆艳抹，涂口红也不被允许，年轻时期的王庆莲爱美，涂口红，穿旗袍，常常因触犯规章制度而被通报批评。
这样的批评里通常看不到王庆莲的名字，因此，她假装通报不是针对她一个人的，而是提醒全体女特务的。
可是姜毅英偏偏每次都会提醒她，外面又张贴了通报批评，王庆莲非常生气，赶紧跑出去，把通报撕下来。
生气归生气，王庆莲并没有因为经常被批评而约束自己谨遵军统的规矩。
军统有很多规矩跟国民党其他部门不一样，据王庆莲讲，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印章，只要拿出那个印章，可以免费看电影，但是她从来都不用，担心被上面查到频繁出来看电影，会挨批评。
王庆莲每周趁着休息时间，偷偷溜出去玩，看电影，主要看的是美国、苏联和中国的电影。
那时，周璇比较火，在电影院里经常能够看到她主演的《渔家女》和《马路天使》等，王庆莲学习跳交谊舞就是跟着电影演员学的。
王庆莲说自己在重庆当译电员那几年，吃喝玩乐都经历过了，是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1945年，抗战胜利后，军统局的人分批次乘坐飞机前往南京，姜毅英以王庆莲平时工作表现不好为由，不准许她回南京。
王庆莲很清楚，如果现在不回南京，一直在重庆等通知，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到时候姜毅英再以她不服从组织安排为由处罚她。
王庆莲只好另想办法，约了6个跟她一样被通知不能及时回南京的同事，坐汽车、搭火车，终于在1946年的7月份到达南京本部。
到达南京后，在蒋介石的眼皮子底下，王庆莲不敢再像以前在重庆时那样目无法度，而是老老实实工作，但是常常还是被姜毅英批评，甚至还会把她关起来，让她反思自己的行为。
长期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王庆莲精神压力非常大，动了离开的念头。
姜毅英对待工作太认真了，风雨无阻前来军统报道，王庆莲很难有机会直接跳过她，向上级提交辞职报告。
直到姜毅英结婚，她才有机会向时任领导的毛人凤，毛人凤挽留王庆莲，她却以自己父亲去世，母亲身体不好没人照顾为由，才获得了回家的机会。
王庆莲是被迫离开军统，戴以谦有戴笠这样的靠山，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军统，天不遂人愿，戴以谦如鱼得水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太长。
1946年，戴笠因飞机失事而身亡，军统被毛人凤接管，他的人生开始走下坡路。
戴以谦回忆戴笠乘机那天的情况，南京当时正值下大雨，停机不便，戴笠更改计划，飞机在上海降落。
上海天气也不好，雾气太大，飞机在天上盘旋了好几圈，还是没有找到机场。
戴笠告诉戴以谦等人，他决定把飞机降落在徐州，没过多久，戴笠再次告诉他们，情况危急，准备先找一块平整的地方迫降。
大家并不支持这个决定，认为风险太大了，但是飞机始终无法降落也很危险，因此，当时没有人立即站出来反驳戴笠的决定。
大家一直焦急地等待飞机成功降落的消息，没想到戴笠从此跟他们失联了。
那一夜，大家在慌乱中度过的，到了第二天早上八点多，戴笠的好友梅勒斯将军在南京西郊的岱山发现了戴笠乘坐的飞机残骸，机组人员全部身亡。
在军统内部，有一个惯例，每年的4月1日，戴笠都会亲自主持因抗日而牺牲的军统人员的纪念大会，而1946年的追悼日，却成了众人为戴笠开追悼大会。
戴笠逝世，戴以谦失去了依靠，曾经对他阿谀奉承的人开始跟他反目成仇，时不时向毛人凤打小报告。
他见识到了人情凉薄，很清楚自己没有了戴笠这个靠山，此地不是自己的长久之计，一直在暗地里寻找新的去处。
那时，国民党内部有诸多派系，他与戴笠的关系众人皆知，没有人愿意为了他而去得罪毛人凤，因此，戴以谦无路可走。
戴以谦只好安守本分地苟且偷生，服从组织安排的一切工作，他先是被派到华北总司令部技术部当一个小队长，之后又被任命为军北站站长。
随着国民党在战场上接连失利，戴以谦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里，心里更加慌乱了。
就在此时，有一个关系跟他非常好的同事告诉他，国民党节节败退，蒋介石已经开始下令往台湾转移，建议戴以谦跟自己一起，利用工作之便，前去北平投靠傅作义的军队。
戴以谦认为解放军优待国民党俘虏，哪怕是将来被俘了，也比逃到台湾好，两人一起投靠傅作义，没过多久，傅作义率部归顺解放军，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根据政策释放了戴以谦等人。
戴以谦在军统的经历，是从得到戴笠的赏识到戴笠去世之后遭到排挤，王庆莲在军统则是被自己的老乡打压，祝仁波表示自己在军统经历很单纯，就是培训电台相关人员，更换电台，修理电台。
1943年，祝仁波被调到空军，虽然远离了军统，但是他的身份编制还是隶属于军统，对外公开的身份则变成了陆军少尉。
他经历最为惨烈的一次战役是发生在1944年夏天的松山战役。
战况非常惨烈，电台受损严重，为了确保中国远征军的通讯保持畅通，祝仁波接受命令，前往前线。
用祝仁波的话来说，电台人员的处境并不比军人安全多少，电台技术人员要跟随远征军一起出现在前线。
战场上炮火连天，当时技术本就不先进，受环境因素干扰大，有时是晴天有时是雨天，波长需要反复调试。
日军非常痛恨电台，只要发现了电台据点，就开始疯狂攻击，因此，电台人员的安全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为了避免目标暴露，军统内部在培训的时候，专门有一个规定，就是一个人前往沦陷区安装电台。
日本人投降之后，祝仁波的工作也发生了变化，先后在南京紫金山，负责接收日军的雷达，之后又安排他去交警总局负责机务工作。
据祝仁波回忆，戴以谦没有收到撤退的消息，而他早在1948年的时候，就接收到了国民党中央发出来的通知，要求机关人员离开南京撤到台湾去，他和他的表姐夫陈一白都选择留下来，不去台湾。
拒绝前往台湾，晚年生活在大陆
在家乡生活的王庆莲，到了1949年才收到国民党撤退的通知，组织只批准她一人前往台湾，为了照顾母亲，王庆莲选择留在大陆。
解放之后，王庆莲主动向组织坦白自己的身份，到了1951年，当时24岁的王庆莲再次成为审查的对象。
她的态度非常坦诚，被安排在杭州白肉市场工作，之后又被调到了粮食局工作。
她说那些年，她每天都活得非常谨慎小心，担心工作丢了，在此期间，她在杭州公安局上班的丈夫向她提出离婚为了不给对方添麻烦，她同意了。
1958年，政治清理运动，王庆莲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名单里，根据组织安排，她要前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监督。
最为糟糕的是，她的第二任丈夫因为过往的经历，也成了右派，夫妻二人都被安排前往杭州塘栖镇干农活。
王庆莲说自己赶上了好时代，到了1981年，组织查明了她的身份之后，落实了相关的政策，给她计算工龄，现在政府还为她安享晚年生活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戴以谦认为自己要比王庆莲幸运。他跟随傅作义的军队投降以后，非常庆幸自己还捡了一条命，决定不再当兵了，选择回家种地，隐瞒了自己曾经当过国民党特务一事。
几年之后，他的过往经历还是被人扒出来，被捕入狱5年，面对自己被捕入狱一事，戴以谦非常坦然地接受，认为政府能留他一条命已经是宽大处理了。
不过，他的妻子不能接受，在他被捕入狱后，为了保护家人和他划清界限，提出离婚，等到他出狱后，家人全部都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戴以谦告诉王庆莲，他很幸运，没有被打成右派，没有经历过下放到农村干农活的经历。
出狱之后，政府给他安排了工作，退休之后，还能领到补贴和养老金，随着他的年纪越来越大了，政府担心他一个人无法生活，还把他送到养老院。
祝仁波听戴以谦讲述解放后的经历，倒是有些羡慕，因为他的经历非常坎坷，祝仁波回到上海老家后，做起了电讯生意。
新中国成立后，表姐夫陈一白接受时任国家副主席李济深的邀请北上参与组建中央邮电部，祝仁波的人生也踏入了新的阶段，在1950年，他与顾利群结婚。
顾利群的真实身份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是周总理直接领导的中央特科重要人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与张杏华的女儿。
顾顺章当年叛变革命，导致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顾利群因为年幼而没有被牵连。
祝仁波夫妻二人，一个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一个是叛徒顾顺章的女儿，这就注定了两人的婚姻肯定会受到外界影响。
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总想着反攻大陆，残留在大陆的特务非常猖獗，因此，在解放后，出现了一次次清理特务运动，祝仁波被判处10年劳改，妻子与他离婚，带着孩子远走他乡。
劳改期满后，由于祝仁波懂得机电技术，又以工人的身份被劳改农场继续聘用，直至1980年才退休。
退休后，祝仁波跟着农场里的朋友，一起到浙江宁海县生活，现在他每个月可以领到低保，还能享受到医保报销，不必为晚年生活发愁。
结语：
王庆莲、戴以谦和祝仁波他们虽然在历史时期服务于军统，但是在解放后他们改过自新，服从组织安排，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
晚年时期，政府并没有因为他们过往的特殊身份而区别对待，而是保障了他们作为公民应享受的待遇，为他们安享晚年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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