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姜义华，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深特聘教授、博导，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原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近代中外关系史。主要著作有《章太炎思想研究》《理性缺位的启蒙》《现代性：中国重撰》《中华文明的根柢》《中华文明的经脉》《何谓中国》等。
摘要
文明以止，人文化成，是中华文明最具特色的文化基因。这一基因携带着中华文明传承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功能的核心信息，决定着中华文明生命体的基本构造和基本走向，与历史唯物主义能动地结合，谱写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篇章。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性发展在于创造了具有确定内涵的“文明新形态”，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融为一体，将物质生产活动、精神生产活动与制度生产活动融为一体，创造性地传承中华文明“人文化成”的优秀遗产，为真正全面地占有“人的本质”，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符合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具体方案，开辟了切实可行的路径。
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创新性发展
1883年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书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历史唯物主义因此被恩格斯评价为马克思两大原创性贡献之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全面地分析中国国情，深入认识中国革命规律，独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解放了长期被压抑的社会生产力，阶级斗争学说因此成为历史唯物主义中最为突出的部分。1949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在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否定阶级斗争自然严重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标志着生产关系已经基本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上层建筑也已经基本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同志判断，革命时期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将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同样是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摒弃了历史唯心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正确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摒弃各种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的影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推行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积极支持恢复与发展民营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一切束缚或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不适当的生产关系；扎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放手改革一切与经济基础不适应的上层建筑，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重新回归历史唯物主义轨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成功实践的结果，更是历史唯物主义创造性提升和创新性发展的结果。恩格斯曾经强调：“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1895年3月11日，他在致韦尔纳·桑巴特的信中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创新性发展。
文明以止，人文化成，是中华文明最具特色的文化基因。这一基因，携带着中华文明传承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功能的核心信息，决定着中华文明生命体的基本构造和基本走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中，这一基因与历史唯物主义能动地结合，谱写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篇章。历史唯物主义新篇章的一个突出表现，也即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原创性成果，就是在人们所熟知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形态之外，又创造了具有确定内涵的“文明新形态”，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融为一体，将物质生产活动、精神生产活动与制度生产活动融为一体，并加以立体化地考察。恩格斯曾一再警告，不应将经济因素视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不应将历史唯物主义变成简单化地到处套用的现成公式，而文明新形态的理论与实践是非常有效地克服了这些错误倾向的原创性成果。历史唯物主义创新性发展的另一项原创性成果，就是基于中华文明“人文化成”丰厚的思想积淀，为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切实地全面占有“人的本质”、将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理想变成现实，提供了符合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具体方案，开辟了切实可行的路径。
文明以止：“五位一体”的新形态
文明以止，人文化成，出自《周易》之《贲卦》：“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郑玄注：“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天之文也。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观天之文，则時变可知也；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孔颖达疏：“刚柔交错，天文也：天文也者，天之为体，二象刚柔，刚柔交错成文，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文明，离也；以止，艮也。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孔颖达进一步对此解释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者，言圣人当观视天文，刚柔交错，相饰成文，以察四时变化。若四月纯阳用事，阴在其中，靡草死也。十月纯阴用事，阳在其中，荞麦生也。是观刚柔而察时变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
“刚柔交错，天文也”，所述的其实就是自然界的矛盾运动；“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所述的就是通过观察、分析自然界的各种矛盾运动，掌握它们的变化规律。孔颖达以“离”“艮”二卦解释“文明以止”四字：文明为离，《周易·离卦》彖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止为艮，《周易·艮卦》：“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以止”，就是掌握和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必要限度。《礼记·大学》中说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其中还说道：“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礼记·大学》中所说的“止”，都具有最高价值标准的含义。北宋程颐说：“止于文明者，人之文也。止谓处于文明也。质必有文，自然之理……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此处所讲的“人之道”，和郑玄所说的“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相呼应，强调的都是以人所独有的人性逐步削弱人身上仍然存在着的弱肉强食的动物性或兽性。“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述的则是通过深入地观察与研究人、人类、人类社会走出蒙昧、走向文明的客观规律，自觉地推动文明由天下人所共创、文明的成果为天下人所共享，从而保障人、人类、人类社会得以沿着文明自身的发展规律向前发展。
“文明”一词，在中国古代经典中是一个非常醒目的核心概念。《尚书·舜典》云：“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孔颖达疏：“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周易·乾卦》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文章，其实就是创造、创作。孔颖达之意为：和煦的春风吹在广袤的田地上，万物纷纷萌长，农民纷纷耕作，普天之下都将沐浴在阳光下进行创造性劳动，一片欣欣向荣。这和《周易·离卦》中所说“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相呼应。《周易·大有卦》云：“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郑玄注：“德应于天，则行不失时矣。刚健不滞，文明不犯，应天则大，时行无违。是以元亨。”孔颖达疏：“刚健不滞者，刚健则物不拥滞也。文明不犯者，文理明察，则不犯于物也。”若能顺应天道，惩恶扬善，坚持不懈，便能使物质生产不受阻碍地持续发展，人类文明亦将因此而生生不息。《周易·革卦》云：“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王弼《周易注》言：“夫所以得革而信者，文明以说也。文明以说，履正而行，以斯为革，应天顺民，大亨以正者也。革而大亨以正，非当如何？”革命或改革一旦完成，文明的成长将让天下人为之喜悦。而其之所以能够让天下人为之喜悦，是因为文明的成长能够引导人人履行正道，而反对用强权霸道的方式来使国家富强或强制人民屈服，坚持只有实施礼乐教化方为正道。
从《尚书》《周易》的这些论述可以看出，文明代表光明，是人、人类社会的创造性活动，是人、人类社会的社会性存在，是长时间自主、自动、自觉地进行的农耕、渔猎、工具制作等物质生产活动，以及语言文字、知识、价值、审美等精神生产活动和各种制度性的生产活动。文明发展所依靠的是和平方式的人文化成，而不是凭借武力进行扩张或掠取征服。文明发展过程中会发生变革与革命，文明凭借革故鼎新可以获得新的强大动力和创新力，并由此得以延续与提升。可以看出，“文明”这一概念的内涵，既丰富而又确定。周、秦以来，发达的农耕经济、游牧经济，连接亚欧大陆和海内外的手工业商业经济，根柢极为深厚的大一统国家治理体制，以家国共同体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影响持续而深远的“民惟邦本”的政治伦理、“以义制利”的经济伦理、“中为大本，和为达道”的社会伦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协和万邦”的外交伦理，还有体现所有这些核心价值的各种成文的或约定俗成的经济、政治、社会、教育、文化等行为规范、法令制度，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使中华文明得以形成并绵延不断、历久弥新。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和霸权侵略，以及工业革命与新兴世界市场带来的空前挑战，中华文明开始了新一轮的革故鼎新。在经历一个多世纪的艰难探索和几代志士仁人的奋发努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后，既有深远历史积淀又独具现代原创性的文明新形态成功诞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协调发展，代表中华文明从传统走到现代，从传统形态走向新的形态。这一新形态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新形态，而且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正是中华文明传统“文明以止”的现代版。现代版的“文明以止”，就是所有这些方面都要真正以此岸世界现实的人为本，真正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本，真正以亿万人民进行创新创造的实践活动为本。这是中华文明“文明以止”的创造性传承，更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新时代的创新性成果。
对照人们所熟知的历史唯物主义，建设物质文明无疑就是以坚持发展社会生产力、夯实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第一要务。建设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无疑就是建立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及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建设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之所以于建设物质文明之外被专门列出，显然是为了有效防止将历史唯物主义曲解为只有经济因素方才决定一切。1890年9月21日，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恩格斯还特别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1893年7月14日，恩格斯在致弗·梅林的信中再次指出：“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作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既和经济基础密切联系，又都有着自己“独立的历史发展”。中国以此岸现实的人、现实的生活为中心的精神家园，代表了中国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独立的历史发展”，如果对此没有深度的体察，就不可能准确地了解中国现今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社会文明建设主要针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社会联系。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位创始者关注的主要是生产、交换、分配关系，对婚姻、家庭关系及市民社会也做过专门研究，留给了我们很多宝贵的启示。在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中华民族各族群、区域、行业、城市、乡村、社区、群众、家庭乃至家庭内部各成员之间，都有着各种极为错综复杂的联系和纠纷矛盾，每个个体所具有的社会性和个体性正由此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决定了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主要方面是彼此协同互助，人人安居乐业、安全稳定，但彼此之间也无可避免地存在各种矛盾。社会文明建设就是通过各种类型、各个层级的社会组织，依靠法治、德治、礼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和其他各种民主权利，保障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及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提升和强化利益协调、权利保障的社会自我治理功能，加强对各级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与党的领导、国家治理紧密配合，积极化解社会矛盾于未形或已形，推动建立和不断完善能够统筹兼顾，以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共同体。
“生态文明”这一概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明确出现过，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力利用自然来满足资本积累最大化需求所导致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为其所特别关注。马克思在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后，搁下了《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后续写作计划，投入大量精力去研究人类学、历史学和各种自然科学，留下了250多本笔记，除去人们已经熟悉的《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外，自然科学笔记涉及生物、化学、地理、地质、土壤、矿物、农学、畜牧、林业等众多学科，而生态环境问题则是这些笔记中特别关注的一个重点，以至这一方面的内容被研究者称作“生态笔记”。这些笔记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引发的深刻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十分重视。同时，马克思也已经敏锐地发现，自然的限度决定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不可能无限地增长，人类也不可能完全自由地控制自然。在“生态笔记”的启迪下，20世纪70、80年代兴起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延续了马克思所开启的研究，有力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危机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从不同维度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具有的反生态性。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对马克思晚年所关心的生态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他认为，人类以往由于生态学知识匮乏，缺乏可持续发展眼光，难免导致局部生态环境对于利益的追逐恶化；资本对于利益的追逐会导致生态危机周期性爆发；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对他国自然资源疯狂攫取，以及将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更会导致全球性生态环境的恶化。据此，他指出，只有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将自然从资本的宰制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中华文明素来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天人合一”出自《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不可能脱离自然而孤立地存在，人性既有超越自然性的一面，同时又具有同自然性互相统一的一面。“道法自然”出自《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周易·说卦》中有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都是说，人能够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而又都离不开对自然规律的正确了解和尊重。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可以提升自身的自然本性，又能够确保自己与自然和谐地共生共长，提升自己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万物同为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天人合一并不是泯灭人与自然之间的差异和界限，唐代刘禹锡曾说：“天与人交相胜耳。”人与天地自然万物是共生共存关系，“交相胜”即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包容、相互依存，因此人类应当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善待自然，按照自然的规律活动，对自然心存敬畏，对自然资源取之有时、用之有度，维护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平衡共生。中华文明有着重视生态平衡的优良传统。《荀子·王制》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月令》详细叙述了每月农、林、牧、副、渔等各行各业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表明以农耕为主要经济基础的中国一贯重视生态的再生与平衡和环境的保护与优化，早就摒弃“生产-消费-废弃”的单向生产和消费模式，而形成了“生产-消费-再利用”的循环经济模式，同时较早注意到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工业化、强势征服自然，将难以避免生态环境的恶化，会饱尝大气污染、资源枯竭、物种锐减、能源告急等苦果。
中国共产党自觉将中华文明重视生态平衡的优秀传统同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相结合，提出“生态文明”这一发展理念。党的十七大把“建设生态文明”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2018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要坚定推进绿色发展，推动自然资本大量增值，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让老百姓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切实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环境效益，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些重要论述阐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路径。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这就需要我们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一方面，通过高水平环境保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另一方面，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持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
恩格斯的历史发展合力论，针对的是将唯物史观歪曲为“技术经济史观”或社会宿命论的流行观点。恩格斯指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新形态，将恩格斯所提出的历史发展合力论从一般原则提升为十四亿多人民共同实践的具体真理，将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同历史客观的规律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将物质条件的总和同所有个人意志的总和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同大自然环境的变迁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中国人民的命运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有机地结合起来，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得到了历史性的新提升和创新性的发展。
人文化成：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最早由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马克思还明确指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人的本质”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人”非常明确的界定相呼应。《德意志意识形态》强调指出，这里所说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说的“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则被明确为依靠社会共同体消灭分工以及重新驾驭物的力量：“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是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马克思非常清晰地将“自由的个人”同“全面发展的个人”紧密结合起来，并且清楚地说明，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只能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关系取代了先前个人自由和共同体关系的叙述，清楚写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后来，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重申：未来社会的个人将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资本论》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进行缜密分析的基础上再次重申这一论点，指出取资本主义社会而代之的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人类能力的全面发展届时将成为社会的目的本身，每个社会成员都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人类生活将进入真正的自由王国。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时又特别指出：在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和计划经济之后，“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明确无误地将是否脱离“动物界”“动物的生存条件”，确定为人是否真正占有自己本质的根本标志。
但是，个人究竟怎样才是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又究竟经由怎样的具体途径方才能够真正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详细论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形象地描述了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情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这只是一种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想象，并不是严谨的科学论证。正因为如此，在后续的各种历史唯物主义阐述中，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问题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也没有多少翔实深入的论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的伟大实践基础上，将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上了实施日程。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这是自俄国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明确地提出，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我们的最高奋斗目标。在他看来，“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和“人的全面发展程度”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逐步提高的历史过程。
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时，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实践和成就，非常明确地指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政党要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顺应人民对文明进步的渴望，努力实现物质富裕、政治清明、精神富足、社会安定、生态宜人，让现代化更好回应人民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既增进当代人福祉，又保障子孙后代权益，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这表明，“五位一体”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所向都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关于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当代中国科学地、具体地回答了马克思当年所提出的“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一历史性的问题。究竟什么是“人的本质”？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中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能动、全面的人，其实就是自由而全面的人；僵化、“单向度”，就是不自由、不全面。关于人“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这一概括，则是对于《周易·贲卦》中“文明以止，人文也”及“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最简洁清晰的诠释。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周易·贲卦》中以“文明以止，人文也”及“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界定的人，可以说就代表了这样“一种自然产生的原始的丰富和全面”。在中华文明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可以说“自然产生的原始的丰富和全面”的人也发生过分化，但一直没有产生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而正是这一保持着“自然产生的原始的丰富和全面”的人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本位。
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断、历久弥新，是因为从根本上说，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保持着“自然产生的原始的丰富和全面”的人，一直是现实的、世俗的、有生有死的人，而不是为超越现实、超越世俗、不生不死的神明所主宰的人；是存在于各种不同层次的社会共同体中，以这些共同体所具有的社会性为生命价值的人，而不是游离于各种不同层次的社会共同体之外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人；这些人所生活的世界是现实的、世俗的、有生有死的此岸世界，而不是无法验证的超越现实、超越世俗、超脱生死的彼岸世界。这些“自然产生的原始的丰富和全面”的人，拒绝预先设定由一个超验的绝对者主宰一切、拒绝承认彼岸的神灵世界具有所谓绝对的神圣性，拒绝借这种所谓绝对的神圣性否定此岸世俗世界存在的真实性和存在价值，以及将人的存在的真实性和存在价值引向禁欲主义或神秘主义的所谓自我救赎。而这正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文化基因，也是最深厚文化底蕴之所在。
这种具有“自然产生的原始的丰富和全面”的人，当然不同于现代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但是两者之间的界限并非绝对不可逾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表明，创造性地传承中华文明“人文化成”的优秀遗产，可以为真正全面地占有人的本质，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丰厚的历史基础、文化基础和群众基础。紧密结合根深蒂固的“人文化成”的传统，能够非常有效地将我们的目标集中到真正的“人的本质”上，从而寻找到有效推动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正确路径。
孔颖达疏“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为以《诗》《书》《礼》《乐》教化天下，这并不确切。因为《贲卦》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文明以止，人文也。”将和“文明以止”具有同样内涵的“人文”，界定为比较笼统而且不易确诂的“《诗》《书》《礼》《乐》”之教，未免是以偏概全。而《论语·述而》中孔子所说的，为人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可能更加符合由“文明以止”或“人文”所代表的“人的本质”的原意。
“志于道”。道，就是客观规律。志于道，表明人之所以成为人，就是因为人作为主体，能够认识自然界运行的客观规律，认识人自身和人类社会运行的规律，认识自然界与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彼此互动的规律。《周易·说卦》中写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里的“道”其实就是客观规律。人能够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离不开对自然规律的正确了解和尊重。人能够超越孤立的个人而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产生越来越广泛的社会性，使自身超越自然本性而提升人所独具的性质，确保自身与自然、社会共生共长，离不开对于“道”的认知和认同。
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中比较人的本质和动物的本质：“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志于道，是最具人的特色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将人的生命活动同动物的生命活动明确区别开来。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世界众多文明中，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常常不是专注于“志于道”，而是任由他们自己所创造的宗教反过来统治他们自己。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在马克思眼中，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作为一种颠倒了的世界意识，“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在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占据主流地位的始终是现实的人，是人的现实社会、人的现实生活，是人对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的认知和认同。
“志于道”的另一层含义是，认识客观规律，要变良好的愿望为现实，就需要以宏大有序的知识体系为其支撑；而该知识体系只有敢于直面和回应现实的世界、现实的生活、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方才能够承载使人正确认识客观规律的重任。这一知识体系的建立和成熟，需要许多学人的博学、笃志、切问、近思，需要许多时代持续不断的艰难探索与积累，需要人们的独立思考和自由争鸣，因真理只有在深入思考和各种争论中方能脱颖而出。而知识体系的形成和普及则有待教育、文化的繁荣和普遍发展，更离不开亿万民众在社会实践中主动自觉的努力。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知识体系，经由夏、商、周三代制礼作乐，至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互相争鸣已经初步形成。其后，又广泛包容周边游牧地区文化与知识，积极吸收和消化中亚与西亚文化、印度文化、近代西方文化。这种坚持面向现实世界、现实生活的知识体系，在同马克思主义结合以后，更获得了空前的创造性生机与创新性活力。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进行了深刻批判，这和中国亿万人民的宏伟实践和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需求高度契合，这就为越来越多的人自觉地“志于道”提供了更加宽阔坚实的基础。
“据于德”。《尚书·泰誓》记述了周武王的一段名言：“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人和动物界的最大区别，也就是人的本质，是人的存在乃是社会性的存在、群体性的存在。人和自然的联系、人对终极问题的关注，不容置疑地都是范围不断扩大的社会行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人和动植物进行比较时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在动植物界中通行的法则是生存斗争、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人在成长过程中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未能完全摆脱生存斗争法则的影响。但是，人凭借自己的社会性存在这一本质特征，依靠从血缘联系的氏族、家庭、家族，到地缘联系的部落、酋邦、国家，再到凭借利益、信仰和共同价值追求而形成的各种社会共同体，从蒙昧到文明，从文明初期阶段到文明的较高阶段，一步步努力超越了生存斗争法则的控制。在人的不同层级的社会性存在中，以及各种不同层级的社会共同体中，发挥越来越大维系作用的便是“据于德”，即以德行自觉地协调相关社会成员的活动。中华文明的不断前行，都与人的群体性联系不断扩大强化、社会共同体越来越复杂化和多层次化、人越来越能够自觉和合理地依靠德行处理好这些关系联系在一起。
“据于德”，包含以德立身，以德立人，以德立国。以德立身，《礼记·儒行》曾记载：为人当“言必先信，行必中正”；当“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当“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即《孟子·滕文公下》中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德立身落实到每一个人，在《周易·乾卦》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在《周易·坤卦》中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以德立身就是要求人们要像天那样刚毅坚卓、发愤图强、不畏艰险、不屈不挠、再接再厉、英勇斗争、奋斗不止。同时，要增厚美德，像大地那样容载万事万物。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性，人只有身处社会关系之中方才能够成为真实的存在，以德立人就是不仅要求自我发展，同时要求让他人同样发展。《论语·颜渊篇》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里仁篇》强调：“德不孤，必有邻。”《礼记·儒行》强调：“程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报”；“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义，同而进，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这些都是强调立己同时立人，立己应当和立人并行并立。
以德立国，就是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论语·为政》中子曰：“为政以德，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以德要求执政者必须明白生民为国家之本，民生又为生民之本。《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泰誓》中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中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这些都明白无误地说明决定国家命运的是最广大的生民，是最广大的生民的民生。《老子》中强调：“天地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孟子·尽心》中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政以德，就是要倾听这些现实的、最为普通的平民百姓的心声，做到“仓廪实衣食足，知礼节明荣辱”，保障这些生民丰衣足食，风清气正。为政以德，要求发挥道德教化对政治与社会生活的积极作用，不可仅仅依靠严刑峻法来治国。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仅仅依靠政令和刑罚，可以防止人们犯罪，但难以使人们树立正确的是非、善恶、荣辱观，如果用道德教化引导人们向善，用礼制统一人们的言行，人们就能自觉产生羞耻之心，恪守正道。为政以德，尤其要重视执政者严以律己，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说苑》中有言：“无常安之国，无恒治之民。得贤者则安昌，失之者则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说苑·尊贤》）郑玄注解《周礼》曰：“贤，有德行者。能，多才艺者。”（《周礼·天官·大宰》）孔颖达《毛诗正义》云：“有德谓之贤，有伎（技）谓之能。”（《诗经·大雅·烝民》）《资治通鉴》中论德与才的关系：“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资治通鉴·周纪》）明白任人唯贤为治国之要诀，就能够将以德立国落到实处。于此可见，“据于德”，无论是立身、立人，还是立国，说到底，就是要求人人都能够自觉地做到自律。唯有人人自律，才能保证人人都获得自由。每个人自由的边界，就是不得妨碍他人获得同样的自由。也唯有自觉地做到人人自律，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方才能够从理想变成现实。
“依于仁”。《礼记·礼运》载孔子言：“仁者，人也。”独有人，能够真正具备“仁”的品格，也只有具备了这种“仁”的品格，人方才能够真正具有人的本质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人。依于仁，就是人与人之间在情感上真诚地互亲互敬互爱。《论语·颜渊》中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这里“仁”的品格被概括为“爱人”二字。《论语·雍也》中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爱人，就是不仅要成就自己，而且要真心诚意地成全他人，以立人、达人为立己、达己的前提。《论语·子路》中樊迟又问仁，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阳货》中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就是“恭、宽、信、敏、惠”。恭，就是对生民、对事业都要有恭敬之心；宽，就是待人接物都能做到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心怀坦荡；信，就是以诚信为立身处世之本；敏，就是通达事理，勤勉努力，不气馁、不懈怠；惠，就是推己及人、施惠于众。孔子说：“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些论述让人很容易想到1835年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所说：“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依于仁，落实到国与国相处，就是讲信修睦、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出自《礼记·礼运》：“礼义也哉，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修睦。”孔颖达疏：“讲，谈説也；信，不欺也。脩，习也；睦，亲也。世淳无欺，谈説輒有信也……又凡所行习，皆亲睦也。”亲仁善邻，出自《左传·隐公六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依于仁，就是在国与国之间，应当努力做到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反对背信弃义、以强凌弱。
依于仁，于人与人之间情感上相亲相爱之外，还要延伸至爱护自然万物，即遵循自然界内在的发展规律，依“时”守“节”，有节制地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修复保护，保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孟子·尽心上》：“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王弼注《孝经》“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开宗明义》），云：“自然亲爱为孝，推爱及物为仁也”（《论语释疑·学而》）。就是强调人和自然界其实也祸福相依，命运与共。孟子曾劝谏梁惠王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上》）人要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同时，不能违背和破坏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给自然以必要的尊重和爱护，这是依于仁不可或缺的应有之义。
如果说，“志于道”和“据于德”主要从知性、理性上提升人的本质，那么“依于仁”就主要从感性即情感、美感上提升人的本质。“志于道”和“据于德”，重点在知识体系、价值体系，而“依于仁”重点则在情感体系、审美体系。人若能“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便可不再为生物界中通行的生存斗争法则所主宰，而获得真正的自由，主动地自觉地全面发展自己。
“游于艺”。艺，甲骨文左上是“木”，代表树木、植物；右边是人用双手操作。本义为种植，引申为培育、创作、创造。“游于艺”的艺，在《周礼·地官·保氏》中是“六艺”：“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五礼，指古代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和嘉礼，代表古代行为规范、规章制度；六乐，指分别在重大的祭祀活动中演奏的《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等古代乐舞，代表历史传承与传统诗歌艺术；五射，为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五种射击技术，五御，驾驶马车时与和鸾之声相应而驱驰自如的五种驾驭技术，五射与五御，代表熟练地掌握各种实用技能；六书，指文字构成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种方法，代表掌握语言文字的创造演进和信息的交流传播；九数，九章算术，指古代用以计算方田、粟米、分配比例、税收比例、土石方和用工量等工程数学问题的方法，其中开平方和开立方、勾股定理、联立一次方程组的解法和正负数的加减法，在世界数学史上都是第一次出现，代表着对土地问题、粮食生产问题、分配问题、水利工程问题等社会经济命脉的高度关注。
游于艺，指的是每个人具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品德，养成了体现“人的本质”的自然素质、社会素质、精神素质，就可以切实地培育自己的创造性、创新性及实践能力，自由自在地积极参与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精神生活的生产和制度生活的生产，培育“人的本质”的丰富性和全面性。由于孔子生活的年代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财富的供给有限，人们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有限，因此能够做到比较自由地“游于艺”的只能是很少一部分人。随着包括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世界化、中产化、知识化在内的工业革命迅速推进，继而以信息化、智能化、生态化为代表的信息革命席卷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社会财富越来越丰富，人们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日益增多，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更使每个人都能够共享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这些成果，这就使人最终脱离动物状态，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的人的生存条件，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得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首次可以成为生活的现实。
这无疑是人类真正全面占有“人的本质”的崭新篇章，是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十四亿多人民普遍实践中的一次历史性飞跃。于此可见，正是中华文明“人文化成”的深厚沃土，让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命之树得以在中国深深扎根、茁壮成长，并结出灿烂之果。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4年第11期（注释从略）
原文责编：杨 柳
原文美编：梁丽琛
新媒体责编：梁丽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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