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所谓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博古的支持下，极力排斥毛泽东和朱德之前已经形成的适合红军作战的成功的游击战法，而是把一些从书本上学来的过时的战例原搬到了中国战场上，曾给中国革命和红军带来了致命伤害。
或许是因为出于一种原本的不够自信，所以李德对毛泽东的排斥总是非常的激烈。以至于，每当有人在李德面前提到毛泽东的时候，他都会显得异常地暴躁。对于那段历史，在亲历者的回忆录中就可以见到，李德也不止一次地用“粗暴”二字来形容毛泽东。
好在在中国革命最为艰难，濒临失败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力挽狂澜，遵义会议及时召开，才终结了李德博古所坚持的“左”倾错误路线，使中国革命和红军重新迎来了新的生机。
遵义会议之后，李德耳闻目睹了毛泽东超人的谋略和远见卓识，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似乎痛定思痛，也渐渐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不论是真心还是假意，至少在表面上他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由过去的不满和对抗逐渐转变为支持和拥护。
尤其是在张国焘搞分裂的关键时刻，李德竟也挺身而出，以自己特殊的地位和身份抵制分裂，保护毛泽东，还演了一出“ 李德捉李特”的绝妙好戏。
红军长征至四川巴西地区时，李德已调到新组建的红军大学当教员。这时，发生了张国焘的分裂党和红军的事件。
一天凌晨，李德觉得事情不妙，他紧急通知红军大学党支部书记莫文骅同志，让他马上组织大家随中央北上，并嘱咐他密切注意红军大学教育长、原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的动向，防止他把部队带走和整人。
天快亮时，红大师生已集合起来准备出发，这时教育长李特果真带着人骑马赶来了。他大声传达张国焘的命令，要原四方面军的同志都随张国焘南下，不要跟中央北上。
为了蛊惑人心，李特甚至当面诬陷毛泽东、周恩来，说北上是逃跑，要把他们带到苏联去，投降帝国主义。这些扰乱视听的话语，使整装待发的部队产生了很大的骚动，有几个四方面军的学员附和叫嚷着说不走了，要跟李特回去。
这位敢直接向中央领导人们叫板的李特是留苏学生，曾在列宁格勒学习过，此人脾气暴躁，喜欢骂人，习惯挎一把大左轮手枪。
由于李德也在苏联学习过，又有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份，因此两人私交不错，见面时一般都用俄语交谈。
李德见李特十分嚣张，上前拉住了李特的马头，斥责他的分裂言行。可没说几句话，两人就动起手来。李德身高体壮，一把将李特从马上拉了下来，随即两人用俄语激烈地争吵起来。
李特骂李德是“ 赤色帝国主义”，李德骂李特为“ 流氓”，说中央北上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不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不得把部队拉走。
此时旁观的人，大都不懂俄语，见俩人吵得很凶，只能紧紧地围住他们，不知如何是好。正当他们纠缠争斗时，毛泽东闻讯而来了。
毛泽东走到李德和李特跟前，大声说道：“ 怎么？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红一方面军也好，红四方面军也好，都姓红嘛！一家人为什么要打架呢？大家省点力气去打敌人吧！”毛泽东的一席话，使大家紧张的情绪顿时松弛下来，下面鸦雀无声。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次的表现，李德在红军进入甘肃后，被毛泽东重用了一次。中央决定将第一方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而李德又是军事学院毕业的高才生，所以落实编制这项重要的工作就交到了李德的手中。在李德的直接参与下，对所剩红军进行了改编，将原来的中央纵队和一、三军团进行了合编，而李德也终于干上了与他德位匹配的参谋工作。
长期以来，很多人都在纠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长征初期的重大失误，该不该由这个李德来负责呢？这个问题实际上不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社会普通民众中，都已经争论了很长时间，而且各方的意见都是能站得住脚的。
我以为，李德当然有责任，但却不该由他来负责，正如李德多次辩解道：“我不过是个外国人。”确实如此！李德作为一个外国人，受托于中共中央，也算是尽全力地在为中国革命作工作，如果有私心，也不过就是想实现一下自己的人生抱负而已。只不过，他的能力实在是有限，不但没有帮得上忙，反而导致了红军被迫长征。而纵观历史，我们不正是在这种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选择着自己的道路和领袖吗？
毛泽东也不是天生的领袖。如果没有亲身经历那些失败的经历，如果不是善于总结教训，在这些教训中积蓄力量，完善和修正自己的军事思想，也不可能在遵义会议后避免一个又一个重大失败，赢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谁说不是呢？
很多人都一厢情愿地认为，如果当时怎么样就会怎么样，那是在用结果倒推历史发展的过程，而历史恰恰是不能假设的。我们要想了解历史，就首先得尊重历史，成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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