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正荣 王天瑞 （胡正荣：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本刊学术顾问；王天瑞：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4年第7期
导 读
新时代国际传播的理念绝非一棵孤木，而是具有系统性的有机生态之林，只有多类、多层理念之树根深、枝繁、叶茂，棵棵相连，理念之林方能壮大成荫。
一、引言
进入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基本形成了新的国际传播格局：以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包括CGTN等）、中国日报社和中国新闻社等主流媒体为核心，建立了初具规模的国际传播矩阵。这些媒体的记者站、分社和制作室遍布全球，在诸如涉华新闻等议题的报道中，形成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不仅如此，这些中国主流媒体还在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等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不断扩大影响力，同时在TikTok（抖音国际版）和WeChat（微信国际版）等互联网平台上开辟了新的传播阵地，充分利用互联网作为国际传播的主要战场。但是，尽管中国主流媒体在全球舆论场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国际传播等新变量新生态新实践之下，当前中国国际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国际传播的理念急需升维。新时代国际传播的理念绝非一棵孤木，而是具有系统性的有机生态之林，只有多类、多层理念之树根深、枝繁、叶茂，棵棵相连，理念之林方能壮大成荫。
二、新时代国际传播中“叶”的理念升维
一棵树看起来长得好不好，最为直观的印象在于树叶的长势，叶茂叶枯一目了然。因此，在“叶”的层面的国际传播理念升维发力，见效最迅速、最直接、最出彩。
（一）对新技术、新媒介和新平台认知掌握的升维
人类传播生态的每一次变革都源于技术进步。在新时代，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理念升级，首先需要提升对数字化、平台化、智能化等新技术、新媒介和新平台与社会各要素之间新关系的认知和掌握。这是应对和引领新时代中不断构建的全球传播新形态、新逻辑与新格局的前沿领域。
中国全面接入互联网30年，传播生态不断发生要素重构、流程重建、平台重组、形态重塑，受到冲击最大、变革最多、颠覆最深的领域之一就是新闻传播，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也因此同世界联系愈发紧密，内外部动态牵引使国际传播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平台媒体作为当今全球传播的基础设施，普及推动了国际传播理念由“国族中心主义”向“平台世界主义”升维。[1]国际传播的内容生态产品链向文本、场景和服务多维度延展，媒体融合向产品链化、供应链化和价值链化的平台链生态发展，主流媒体与商业媒体在平台建设中呈现出供应链化的竞合之势。平台媒体俨然已经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是以Sora、ChatGPT等为代表的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架构的新技术、新媒介和新平台，使传播内容生产模式进入了AIGC融媒时代。通过融合地缘政治、经济与文化信息，分析文本、认知、情感和社群等大数据，可以构建出精准预测国际传播中可能存在风险的分析系统和高效的国际传播评价体系。北京时间5月14日凌晨，OpenAI推出了继Sora之后的新模型GPT-4o（“o”代表“omni”，意为“全能”）。该模型采用全新的语音交互模式，不仅能实时处理文本、音频和图像，还能模仿人类的情感和幽默感，更人性化。山姆·奥特曼称之为“人类级别的响应”[2]。更为关键的是，GPT-4o在非英语文本处理上的性能显著提高。虽然国内如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字节跳动、阿里巴巴和Minimax等企业也在进行类似的多模态联合训练研究，但目前尚未产出能够与GPT-4o相匹敌的产品。
人工智能作为加速迭代的新媒介形态的基础技术，其重要性必须被我们充分认知和掌握，否则在新时代信息战中，我国主流媒体将再次处于被动地位。需要强调的是，“要赋予算法以文明，而非让文明受制于算法”[3]。绝不能简单地将科技进步等同于文明进步，否则就会掉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陷阱，新技术、新媒介和新平台有可能沦为利己主义的工具，从而偏离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康庄大道。因此，对人工智能构架之上的新技术、新媒体与新平台的认识掌握应从理解到创造、从信息到认知、从工具到行动者升维，在此基础上，主流媒体国际传播实践应“坚守持续危机语境下的底线思维，回归价值理念下的智能思维，依从发展逻辑下的共生思维”[4]。以系统协同为基础逻辑，紧抓人工智能新时代国际传播战略数字化、平台化、智能化转型，积极参与全球智能竞合和国际传播格局重构，推动主流媒体国际传播理念升维。
（二）对新群体、新情境与新场景感知创造的升维
新技术、新媒介、新平台与社会各要素的碰撞与融合，必然会不断塑造出新群体、新情境与新场景。新时代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理念升维，需要对这些变化保持持续的感知与创造。
例如，ChatGPT通过大规模、多议题的语料库训练，能够快速地以问答方式直接为用户提供答案。这种对话与创作兼具的能力，很可能引发人们在网络平台上获取信息和内容创造的情境与场景的变革。“自计算机发明以来，人机交互方式的演化趋势正逐步从以机器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5]具体的人始终都应是新时代主流媒体国际传播实践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传统的国际传播存在内容笼统的问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地方和国家宣传片。这些宣传片中虽然有气势磅礴的空镜头和大画面，但较缺乏人情味。原因在于，国家形象和国家故事作为概念可以是抽象宏大的，但在实践中，它们应当是关于具体的人的案例与故事的“马赛克”拼图。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相比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其改变是从讲述中国故事转向讲述世界故事，从“我”的故事走向“我们”的故事，从历史走向现在与未来，从宏大走向具体的人，体现了我国国际传播理念的升维。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关于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讲话中提出：“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6]因此，主流媒体需要结合中国与世界具体实际，一方面按照分层传播的原则、分类传播的策略和分群传播的方法，分阶段、分步骤地实施精准化国际传播；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深化情境化和拓展场景化表述，从“一洲一策”“一国一策”逐步进化为“一群一策”的国际传播策略。[7]
多项研究表明，数字原住民最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相关议题，作为社交平台的主力用户，全球“Z世代”的核心关切日渐趋同。[8]“Z世代”和“Alpha世代”的数字原住民正在逐步成为全球传播与消费场域的主导力量，对于他们而言，今天所言的新技术、新媒介和新平台其实就是他们成长经历的“世界原本的样子”，全球化、个性化、智能化的信息环境造就了数字原住民多元圈层、全球视野、数字技能的基本特征。因此，他们在全球传播平台中的跨文化传播方面具有先天优势。综观世界主要国家的国际传播和公共外交历史，首要的目标人群往往都是青年。全球数字原住民理应成为当下与未来我国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进行分层、分类、分群和情境化与场景化实践的重点目标人群。
（三）对新需求、新主题与新叙事创新转化的升维
新群体、新情境与新场景的出现必然会引发新需求，这就要求主流媒体在新时代持续保持高度的敏锐性与创新性，发现与创造国际传播新主题，基于新技术、新媒介和新平台创新叙事方式，在面对国际舆论突发状况时处事不惊与及时应对。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国际舆论场中处于引领地位。
当前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主导的旧秩序显然已很难跟上时代脚步，“东升西降”已然发生，“全球南方”的兴起正加速重构国际秩序基本盘。中国既是“全球南方”影响力提升的强力助推者，更是全球人类文明团结的坚定维护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强调要推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中国拥有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和灿烂的中华文化，这是主流媒体主题创作的不竭源泉，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特征的中华文明是主流媒体叙事创新的丰富矿藏。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建“一带一路”语境下，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需要以文化文明为媒介，以人为本生动讲述“全球中国”故事，与重点议题同频共振共情。针对“一带一路”主题下的重大活动、重点工程、重要节点、舆情事件，要持续整合优势资源打造精品力作，放大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传播声量，持续提高国内国际舆论场价值引领力。[9]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通过文明互鉴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促进全球团结、弘扬人类共同价值，这是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国际传播的核心叙事。然而，丰富的内容源泉与主题矿藏在被有效发掘并传播之前只是一纸空谈或自说自话。主流媒体唯有通过创新搭建IP产品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完整的内容叙事链条网络，才有可能系统地而非偶然地持续输出高效能的国际传播实践。需要注意的是，在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媒介平台等技术为基础的复杂网络社会之中，国际传播的新闻真实在全时间、全过程、全链条、全景、全息和全体验等方面遭遇了全方位的危机，这要求主流媒体持续坚持更加开放、多元、非线性、系统协同的观念与价值判断。置身于全球风险、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新时代，我国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主题与叙事若要实现升维，就不能仅关心中国与中国人民的过去、今天与未来，还要心系天下，在努力解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基础上积极回应世界之问和全球人类共同关心的时代之问。
三、新时代国际传播中“枝”的理念升维
一棵树的树干和树枝的生长情况至关重要，只有树干稳健，树枝粗壮，才能支撑茂密的叶片。因此，在“枝”的层面的国际传播理念升维具有极为关键的支持和推动作用。
（一）系统协同：对新时代国际传播的基础逻辑的升维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31日关于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10]升维国际传播基础逻辑是顺应新时代、新问题、新目标的关键意识。
今天的国际传播是全球国家、多元主体、多元文化文明价值观交织而成的庞大复杂网络系统，传播行为引发的不确定性在全球社会各系统中不断激增，传统国际传播逻辑已无法有效应对网络社会中的各类危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上强调，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
在新时代的新需要感召下，以系统科学为前提，以共同协作、协调同步和合作互惠为系统运行三层追求的“系统协同”理念已经成为新时代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升维的基础逻辑。具体而言，“系统协同”要求主流媒体应以系统科学为认识论和方法论，在理论上，需搞懂系统的特性规律和协同的层次内涵，重点厘清新时代全球范围内各种宏观、中观和微观系统及其内外部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上，需具体分析战略与战术、内部与外部、硬件与软件、规律与规矩，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以系统自组织为互动形式，以系统内外间价值互惠的有序状态为目标，并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国际传播系统中可能出现的竞争、不确定、差异、突变和失衡现象，量“度”划“界”，定“度”守“界”，以“度”为“界”，[11]实现传统主流媒体从现代传播体系到媒体融合，到构建新型主流媒体，再到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系统的进程。[12]
当今的国际传播强国都在顶层设计与战略传播理念的主导下，建立了专门的国内外传播机构，以推行多层次、多元主体参与的国际传播体系。例如，美国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将官方和民间同时纳入国际传播的顶层设计方案，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一方面，针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成立新闻署，统管“美国之音”开展意识形态宣传竞争；另一方面，利用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外事服务局培训美国外派使领馆、商务及军事人员。在系统协同的逻辑基础上，我国主流媒体需秉持顶层设计和战略传播理念，将国际传播系统置于社会大系统中，以构建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明确主流媒体国际传播的系统性实践环节与协同性实践方法，以指导复杂网络社会中的国际传播实践。唯有如此，才能从基础核心理念层面提升国际传播理论，适应、创新并引领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化的复杂网络社会国际舆论场域。
（二）价值传播：对新时代国际传播的核心实践的升维
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等人类精神交往活动，其最根本的内核，实质上都是价值观之间的碰撞与对话。早在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曾提出：“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13]顶层设计下的国际传播系统核心实践在于明确价值传播目标，通过对传播主题的时代价值与世界意义的创新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在具体的国际传播实践中实现他者对传播主体价值观的认知与认同。
美西方的国际传播系统是国家顶层设计的产物，其西方价值观念体系在该系统中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由于起步早且积累了丰富经验，西方在先发优势下长期占据国际传播的主流话语权，不断推动“西方中心主义”的“普世价值”全球化实践。例如2021年4月，美国通过《战略竞争法》，将强化价值塑造和传播作为抗衡中国的手段。随着全球国际传播实践与研究的发展，价值传播作为方法与目的的面纱已被揭开。
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和“和而不同”的整体观不同，“认同”是西方“主客二元”思想的产物，它的诞生也强调了“差异”的存在。文化认同具有增强群体凝聚力的功能，而文化差异则是引发人类恐惧、憎恨与冲突的源头。因此，仅强调认同程度的国际传播逻辑实际上掩盖了对差异的正视和对“和而不同”的追求路径。在全球力量转移与价值转换的当今时代，共同价值与价值差异都应被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14]与根植于西方宗教和神学、倡导“普世主义”伦理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不同，共同价值（common value）尊重多元文化，主张世界价值观的多样性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旨在以“和而不同”、合作共赢为核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在价值传播范式下，关注共同价值与价值差异的文化传播应有两层目标：第一，让彼此发现双方文化中的共同价值部分，从而逐渐达成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第二，让彼此认知和理解双方文化的差异价值部分，从而逐渐接受文化价值差异的存在，达成“和而不同”的关系。
目前，我们的价值传播还需要打破“自我叙事循环”的束缚，挖掘中国故事中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在中国全面发展的进程中，讲好自己的故事也是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主流媒体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例如中央电视台推出的《超级工程》系列纪录片，在宏大叙事中也聚焦个人的微观叙事；国际在线制作的《老外在中国》系列微视频，每一集讲述一个在中国学习、工作、生活的外国人的经历、体验和感悟，从他们独特的视角折射出中国社会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雪花》篇章中精心设计的“一鸽都不能少”等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要找到其普遍性和共情性，这样的中国故事才更具价值和效能。
进入人工智能对话交互式大语言模型时代，价值鸿沟、价值仿真、价值展演、智能体价值对齐等问题日渐成为影响人类社会生存安全的重大现实问题。[15]价值传播作为主流媒体国际传播的核心实践，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风险与机遇，急需从目标观念到前沿实践进行协同升维。
（三）自主知识：对新时代国际传播的理论体系的升维
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直接影响与体现着新时代主流媒体国际传播理念与实践升维的程度与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31日关于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16]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要求：“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同时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17]2022年4月25日，他又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8]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多股力量博弈的复杂网络社会新时代，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改革发展稳定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等都急需有效的国际传播赋能。当前，我国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正面临着新技术、新媒介、新平台、新群体、新情境、新场景、新需求、新主题以及新叙事等方方面面的变革。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特别是国际传播领域，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加快理论研究步伐，深入探索新时代国际传播规律，构建新时代中国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为新时代主流媒体国际传播实践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当下中国的国际传播“三大体系”中舶来品依旧占比更大，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西方理论生成的情境性与在地性，对于指导中国实践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正是打开中国国际传播实践的那把钥匙。第一，我国国际传播的历史使命在于构建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基石的自主知识体系，应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构建中国自主国际传播知识体系必须坚持中国立场，以中国实践为出发点。第三，构建中国自主国际传播知识体系的首要目标在于明确追求，包括学术性、思想性和开放性。学术性强调方法与规范，思想性强调方向与价值，开放性强调多元性与普遍性。“在确保学术性的基础上，关注思想性与开放性”[19]，是当前中国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至关重要的方向。第四，构建中国自主国际传播知识体系要遵循知识生产的基本科学规律与实践观，尤其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引发新一轮国际传播竞争的历史时刻，中国急需一套符合中国与世界、文明与技术的自主国际传播理论与规范。第五，构建中国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需要遵循“守正创新、融通中外、根植实践、引领时代”的十六字方针，追求方法价值和思想价值、本土价值和世界价值、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的平衡。[20]就此，才能以更大的底气科学系统地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四、新时代国际传播中“根”的理念升维
一棵树能否茁壮成长，决定于其根系。只有根深才能枝繁叶茂。因此，国际传播理念在其“根”基处的升华至关重要，最为根本。
（一）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历史使命
在全球化、平台化、智能化的新时代复杂网络社会中，国际传播不再局限于新闻传播学范畴，而已成为多学科、多领域、多业务的交汇融合之地。国际传播不仅是统筹国内外舆论场的重要途径，同时其影响力也深刻贯穿于国家形象、话语权、治理、外交与公共外交等国家软实力系统的各个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21]新时代国际传播的创新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根本，坚持“两个结合”，同时关注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转化。在此基础上，中国国际传播理念升维应当系统协同地回应“三个面向”和解答“四问”：面向学科重大议题、国家重大战略和实践重大问题；立足中国语境，开展实践创新和理论攻关，解答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独特国际传播实践的“中国之问”；拓展全球中国的视野格局，为解决世界性新闻传播问题提中国方案，解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际传播新形势的“世界之问”；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和最终旨归，解答人民至上的国际传播底色与需求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人民之问”；顺应时代变局，以前沿问题为驱动系统构建基础理论体系，解答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驱动的新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这些问题的解答，将为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国际传播理念的升维提供历史使命和行动指引。
（二）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实践认识
实践是一切认识的源泉，也是所有知识建构的根本基础。知识本质上源于实践认识，只有以实践为核心，才能真正使国际传播知识体系的建构更加符合中国的现实需求。中国自主国际传播知识体系的构建，关键在于对中国国际传播实践认识的深刻程度。归根到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实质上都是实践的问题。讲话中关于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论述以及解决方案，与新闻传播学和国际传播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解答“四问”首先需要用发展实践的视角看待问题，通过实践引领思想，再将这些思想抽象归纳为理论后指导实践。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型学科，新闻传播学的诞生完全源自实践，国际传播更是如此，其知识体系最终必须回归对实践的指导和指引。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判断和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建立，都是基于他对人类社会发展实践的认识。其思想核心是实践观，强调知行统一于实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中国自主国际传播知识体系的基础，与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一种高度实践性的理论框架。
立足中国实际是中国主流媒体国际传播实践的根本。对中国实际的认识，不仅包括对现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认识，还包括对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的实践认识。因此，只有做到“两个结合”才能完整理解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国际传播实践的全貌，并进行提升。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2]只有始于实践并终于实践，从影响学界认知，发展到影响业界研判，再逐步影响国家决策，中国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才能发挥重大影响力，新时代中国自主国际传播知识体系才能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和意义。
（三）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31日关于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讲话中还强调：“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23]全面提升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效能的具体目标是更好、更快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而培养一支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保障和根本途径。在当前力量与价值转移同时发生的全球复杂网络社会中，实现国际传播理念升维与实践效能提升必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因此，要对新时代主流媒体国际传播人才队伍的培养理念进行系统性升维。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全球传播生态的重构，国际传播的主体已从单一的国家主体扩展到个人、媒体、政府部门和企业组织等多元主体。现实表明，国际传播不断网络化、智能化、平台化的发展使得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实践中的地位从“唯一”转变为“之一”。国际传播人才不再局限于传统主流媒体单位的工作人员，甚至“主流媒体”的概念内涵也在不断变化。重新定义主流媒体和国际传播人才应成为新时代国际传播理念升维的重要部分。
当然，从体制机制角度考虑，传统意义上的主流媒体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通过不断的改革创新，无论是在自身系统的重塑方面，还是在对外部资源的整合方面，传统主流媒体正在逐渐摆脱“传统”的束缚。这一过程也包括对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能力与素养的新提升。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培养，关键是要顺应底层逻辑和时代逻辑，重回历史现场，立足全球实践，面向共同价值，在守正基础上聚焦对能力与价值的培养。[24]具体而言，面对国际传播的新技术、新场景和新主题的要求，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在能力培养方面应注重平衡以下关键构成要素：业务技能与基础素养、技术技巧与人文追求、专业水平与复合能力。坚持“两个结合”“三个面向”和“四问”要求，在价值培养方面，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应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浓厚的家国情怀和牢固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同时要能够平衡国家与个人、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价值关系。
2022年5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青年的命运，从来都同时代紧密相连。”[25]青年者，国家之魂，未来之主。每一代人身上都有着特殊的时代烙印，他/她们成长在新技术、新媒介、新平台、新群体、新情境、新场景、新需求、新主题以及新叙事的新时代之中，是现在与未来主流媒体国际传播实践的生力军。新时代国际传播理念的升维，归根结底要对国际传播青年人才后备力量进行理论与实践的系统性培养与提升。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战略、流程、效果研究”（批准号：22ZDA088）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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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胡正荣，王天瑞：绿树成荫在于根深、枝繁、叶茂：新时代国际传播理念的三重升维[J].青年记者，2024(07):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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