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清明节假期,和同学出去玩儿。酒过三巡,有人推荐刘震云的小说给我。推荐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读起来不累。“全是短句,有些句子只有三五个字,然后接上一个句号。特NB。”此前我没有读过刘震云的小说,也可以说总共就没看过几部小说。因为总觉得小说虚幻的成分多,读小说不如读历史,读历史可以学到更多知识。但我看他推荐的那么郑重其事,又对刘震云的小说评价那么高,便买了整套的刘震云小说来读。

整套小说中,有《手机》、《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一地鸡毛》和《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和冯小刚关系不错,有些已经被改编成剧本,搬上荧屏。我最推崇的是其中的,没有被搬上荧屏的《一句顶一万句》。

早就知道这部小说,也知道它出自刘震云之手,但没有买来读。主要因为对它的题目有些反感。“一句顶一万句”,怎么联想,也会想是涉及政治和特殊年代。不该“一句顶一万句”,虽然它确实存在着。

读小说内容,发现它与政治和特殊年代没有丝毫瓜葛,也没有讲任何风花雪月。里面全是一堆下里巴人的生活故事。有做豆腐卖豆腐的、有赶大车的、有喊丧的、有弹棉花的、有蒸馒头卖馒头的、有贩卖牲口的,也有贩卖盐碱的⋯⋯当然,还有一个意大利来的传教士老詹。刘震云用这些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家长里短,讲述了“说话”的力量,“有话可说”多么重要,以及“无话可说”多么悲哀。

整部小说围绕河南延津展开。上半部分是出延津记,下半部分是回延津记。

上半部分的男主人翁,是豆腐杨的二儿子。豆腐杨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杨百业、二儿子杨百顺和三儿子杨百利。大儿子杨百业子承父业、接了老杨的生意。三儿子杨百利先入了县长小韩开的新式学堂,后来因为学堂关张去当了火车的“司炉”。就是往旧式蒸汽火车的炉子里填煤的。二儿子杨百顺不擅交际,与人打交道就胆怯。又最烦做豆腐卖豆腐和他爹老杨,所以离家出走想跟着罗长礼去喊丧。我感觉他向往喊丧,是因为憋屈久了,不想再憋屈了,想像喊丧的那样,可以扯着脖子,直起腰来大声的说话。不用看人脸色,也不用猜他们心里怎么想。

但命运弄人。正如书中弹三弦又兼着算命的瞎老贾说的那样,“人命各有不同,所有人都生错了年代。所有人每天干的,都不是命里该有的,奔也是白奔;所有人的命都和他这个人,别着劲和岔着道呢。”

杨百顺想去喊丧。但喊丧不是个正经营生,单靠喊丧养活不了人,去学了杀猪。后来又分别到竹业社当过破竹工、到染布厂当过挑水工、给县长种过菜、卖过馒头。但都好景不长,没干多久就阴差阳错的干不下去了。

干不下去都是因为说话。有的是自己说的,有的是别人说的;有的是给人说的,有的是给动物说的;还有的是自己故意不说,但别人相互之间“说的着”,而和他“说不着”。

他不能再杀猪,是因为对别人说了对师母(师傅续弦)的怨言,被添油加醋的传到了师傅耳朵里,还说成了是对师傅自己的怨言。被逐出了师门。他不能再破竹子,是因为意大利传教士晚上要给他传教,把他搞得没有精神,“头沉的像磨盘一样”,破竹子总出错,被赶出了竹业社。他不能再当挑水工,是因为他给染布厂老板的猴说话,被猴子骗了,解开了栓猴的绳,让猴子给跑了。他不能再给县长种菜,是因为县长小韩话太多又爱说,让前来视察的省长不舒服,打发小韩“卷铺盖卷回家了”。他不能再卖馒头的原因更无辜。他老婆吴香香跟他没话说、“说不着”,跟着银匠铺老高跑了!

杨百顺不爱说话,不爱和人打交道。按理说,就不会因为说话惹祸。他性格也不犟。为了让传教士老詹给他安排营生,假装信了教,还按老詹的意见改了名字,改作“杨摩西”。为了和吴香香结婚,入赘吴香香的馒头房,把姓也改了,改为“吴摩西”。算是反嫁给了吴香香。按理说,性格不犟,能听人劝,也不会走那么多曲里八弯的冤枉路,但他还是走了。命运弄人,多是捋着“说话”的线头来弄的。叫杨百顺也好、叫杨摩西或者吴摩西也罢,他没犯什么错。错就错在命,和人会说话上。真是话能成人,更能毁人;话能成事,更能败事。

吴香香在娶杨摩西前,有过婚姻,还生了个女儿叫“巧玲”。巧玲和吴香香没话说、“说不着”,却和吴摩西“说的着”,感情也好。所以吴香香跟人跑的时候,把巧玲留给了吴摩西。吴摩西带着巧玲找吴香香和老高的时候,巧玲又被拐走了。吴摩西带着沉重的悲痛,离开了河南,去了陕西。路上有人问他叫什么名字时候,他先是不说。被追问后说:“要是真叫,就叫我罗长礼吧”。没喊成丧,没能直起腰来说过话,还把能“说的着”的小巧玲弄丢了。他只有靠叫这个名字安慰自己。小人物的命是多么悲惨,说话的力量有多大,直起腰来说话有多诱人,在这个名字中无奈的表达了出来。

书的小半部分是回延津记。从另一个角度,讲吴摩西的继女,也就是吴香香的亲生女儿吴巧玲(被收买后改名为曹青蛾)和她后代们的曲折故事。

曹青蛾生了三儿嫁给牛书道后,生了二儿一女,大儿子叫牛爱江,二儿子叫牛爱国,女儿叫牛爱香。下半部的主人公是二儿子牛爱国。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罗娜》中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被奉为经典,广为流传。我倒觉得,这句话应该反过来说。幸福的各有各的幸福,不幸的都是一样的。就像牛爱国和他的爷爷辈的吴摩西。

牛爱国是曹青蛾(吴巧玲)的二儿子,因为父母都不亲他,他和父母都“说不着”,只和姐姐牛爱香“说的着”,便早早离家去当了兵。一心想着去开车,但到了部队没开上车,做了厨子。转业后,回山西老家娶了庞丽娜。结婚头两年,两人过得还和顺,生下一个女儿,取名百慧。两年之后,两人产生隔阂。一开始觉得没有话说是两人不爱说话,后来发现不爱说话和没话说是两回事。不爱说话是心里还有话,没话说是干脆什么都没有了”。

庞丽娜和牛爱国无话可说,可不是和谁都无话可说。牛爱国发现,她和照相馆老板小蒋很“说的着”。牛爱国劝庞丽娜回心转意,庞丽娜说“没有心和你,回什么转什么呢?”这话说的倒是模棱两可。书中也没有交待她的没有心和意是对着牛爱国,还是对着小蒋的。后来庞丽娜和小蒋的事被小蒋老婆抓了现形。小蒋回心转意了,与庞丽娜断了来往。但庞丽娜又跟着她姐夫,也就是庞丽琴的老公跑了!因为庞丽琴和她老公“说不着”,庞丽娜和牛爱国“说不着”,而庞丽娜和庞丽琴的老公“说的着”!乱是乱了些,但“说的着”,以及“无话可说”多么可悲,由此也就生动的展现在读者面前。

整部小说都围绕着延津、围绕着小人物的生活琐事,围绕着“说话”徐徐展开。故事情节穿插编织的巧妙得当,叙事风格简洁明了,用鲜活的生活语言和生活故事,为读者展现书中主人翁的生命历程和说话的力量。

这本书给人带来很多启发和帮助:

一是,用小故事来说明大道理。

记得曾有人在微信群里批评别人,一弄就给人来一个“三观不合”的帽子。貌似他的三观高尚,而别人三观低劣似的。我是扛精,有点较真的精气神儿,便问他“请问三观是指哪三观,不合的表现是什么,有什么具体的事例,以及不合的时候,为什么你对而别人错?”被问着没有答得出来。还有句网上流行的话说“不在同一个频道”。这句话谁都会说,也都常说,但怎么不在一个频道,大家各自在什么频道,又有几个人分的清楚呢?

大道理谁都会讲,大帽子谁都会扣。关键是越大,越空;越大,越会“大而无用”。

这本书的故事和叙事风格,完美的回答了上述的道理和问题。

意大利传教士老詹在延津生活了几十年,能说一口流利的延津话,几十年如一日的传教。但仅发展了八名教徒。即便如此,仍初心不改。

老詹曾想发展杀猪匠老曾为教徒。说:“主能告诉你,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老曾说:“这还用麻烦他老人家,我是杀猪匠,从曾家庄来,到各村去杀猪。”老詹还想发展别人,对人说:“主能拯救你。”那人却说:“我现在没钱,主能给我一些吗?”

更搞笑同时也是最逼近生活的是,杨摩西嫁给吴香香时,老詹也来了。还送给吴香香一个银十字架。吴香香第二天就拿到银匠铺化了,给自己打了一幅水滴耳坠!

何为三观?何为频道?在这里,淋漓尽致展现出来。

二是,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

文字一定要写细,写细才能写实。细了实了才能引人入胜。“说话的力量”、“说的着”的重要和“无话可说”的悲哀,要放在一般作者手里,还真有些“口大吃不了天”的感觉。而刘震云却用又细又实的语言和故事做到了。

我想他一定见过濒临死亡癌症病人的惨状,也一定受过这种病人的嘱托。否则他写不出那么细那么实的文字。

曹青蛾(吴巧玲)是因肺癌去世的。临去世前,“当天下午,曹青蛾身上的管子全部拔掉了,大家把她从县城医院拉回了牛家庄。回到牛家庄,曹青蛾先是一阵兴奋,后又昏迷过去。待醒来时,已是第二天黎明。这时不但嘴不会说话,躺在床上,四肢动起来也开始费劲。牛爱国知道曹青蛾知道自己快不行了,想死在家里。但曹青蛾醒来之后,眼睛似在寻找什么……”

我想刘震云也可能见过杀猪的情形,知道生手和老手的区别。他写吴摩西杀猪的时候,说吴摩西是生手,师傅老曾一个时辰就杀好了,吴摩西要用三四个时辰。不仅如此,吴摩西刚开始自己杀猪的时候,用刀不准,捅破了猪的肠子,红的黑的蓝的紫的都淌出来,像是开了油漆铺!又写到,猪鼻子没捅好,把鼻子捅穿了,这样就不是整个的猪脸儿了。为此,杨摩西还挨了东家的责骂。

在这个烂书辈出,很多书还没进上架就要急匆匆的从印刷厂运到废纸厂的年代,《一句顶一万句》可谓是一枝独秀!为此,我向各位郑重推荐这本书。

(本文于2022年4月首发于作者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