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太朴（1901—1949）
名松堂，字贤宗，号太朴
郑太朴（1901—1949），名松堂，字贤宗，号太朴，原籍浙江平湖，出生于嘉定。先后任职于商务印书馆、同济大学、交通大学、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等。早年信奉无政府主义，后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加入共产党。1922年至1926年留学德国期间，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并结识朱德、邓演达等著名革命家。回国后曾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和武汉国民政府任职。大革命失败后脱党，但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并参与组建“第三党”。1949年1月，应中国共产党邀请，郑太朴经香港转道北京参加筹备新政协会议，途中猝然逝世，时年48岁。195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郑太朴为革命烈士。
加入中国共产党
郑太朴于1901年10月在嘉定出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国内政治、文化空前动荡。少年时代的郑太朴就已展现出异于其他同龄人的学习能力，他自学英语，15岁就能开展一般性阅读和外文翻译。
此时的郑太朴表现出了两个明显的倾向，即对民主和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及对孙中山抱有无限的敬仰。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同时期，各种主义和学说相继传入，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都被作为“社会主义”的思想而广泛传播。郑太朴受到这些思潮的影响，接受了无政府主义，公然宣称自己“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者”。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全国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高潮。郑太朴积极参加了这次运动，他觉得一个中国人学了外语，为帝国主义服务是可耻的，于是毅然辞去了在工部局翻译的职务。同年秋天，应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的邀请，进该馆编译所工作。
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创办于上海，是中国出版业中历史最为悠久的民营机构。有人评价，它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端，足见其在当时的地位之高、影响之大。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社会上介绍各种各样学说和主义的文章如雨后春笋，名目各异的书刊杂志层出不穷，他孜孜不倦地阅读各种流派的文章，不断地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和冲击，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百家争鸣”的洪流中。
他还接连在多种刊物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探讨改造中国、谈论人生价值等问题。1920年，郑太朴在杂志《奋斗》上发表文章《郑贤宗致奋斗社》。7月1日，又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改造中国底入手方法》。之后，他又陆续发表了《文凭与毕业》《为什么要自杀》《“怎样去生”的一个问题》《资本主义与振兴产业》等一系列文章，但其基本观点仍坚持无政府主义。
同年，郑太朴开始与陈独秀、陈望道等人交往，并逐渐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1921年5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中国式无政府主义》。紧接着，施复亮又在《觉悟》上发表《经济组织与自由平等》《再与太朴论主义的选择》等文，对郑太朴的无政府主义观点进行温和的批判。对于这些批判文字，郑太朴多次著文答辩，同时本着追求真理的精神，反复恳切地表示：“希望先生（陈独秀）有以教我……我们意见不同处，都是为社会，不是为私人利害，因此我很希望你（施复亮）底指教。”
郑太朴书札
可以看到，郑太朴对于政治理论并没有固执己见，也没有因为观点被驳斥而恼羞成怒，反而虚心接受正确观点，在争论交锋中不断健全完善自己的政治观点，以至于连当时《觉悟》的主编邵力子也不禁特加按语：“太朴和存统（施复亮）底讨论态度是非常好的。”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11月创刊《共产党》，这本从诞生伊始就具有鲜明政治立场的月刊杂志，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加之马克思主义者的热情襄助，郑太朴参与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1922年1月，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黄爱、庞人铨被军阀残杀，激起了郑太朴的抗争情绪，他在深切悼念两位同志之余，写道：“他们底死终算合于死底真意义了。”1922年5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组织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会，郑太朴在会上与陈望道、沈雁冰等先后作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演说。也是在这段时间，郑太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青年革命家的困顿
郑太朴在工作之余，还刻苦自学，在数学领域有独到见解，外语、史学方面也成绩惊人，深受蔡元培赏识。1922年秋，他被提名由商务印书馆出资保送赴德国留学。他到德国后在哥廷根大学钻研数学，并不断翻译外国的数学著作，如《数学全书》《几何及代数之基本》《数论尺规作图及周率》等。
郑太朴《近代物理学》
郑太朴《物理学小史》
留德期间，郑太朴积极参加中共旅德支部组织的学习活动和各种革命斗争。据当时参与中共旅德支部的张申府回忆，1922年，中共旅德支部成立后，“陆续增加了郑太朴、高语罕、章伯钧、廖焕星、孙炳文等人，他们都是在国内已入党的”。
1923年后，国共开始了第一次合作。1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立，由周恩来、李富春领导，郑太朴和旅欧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当时，不仅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共产党中也有人不肯合作，在旅德支部领导下，郑太朴积极参加了反对这些错误认识的斗争。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国共两党联合举办隆重的追悼大会。之后，由邓演达、朱德为领队的华人在柏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郑太朴专程从哥廷根赶赴柏林参加。他自始至终都对中山先生极度崇拜，面对斯人已逝，他将对先生的敬仰转化为了对“三民主义”的拥护。
1926年，郑太朴回国参加工作，先后在邓演达为主任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和谭平山为部长的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任职。同时，任教于武昌中山大学，担任该校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面对国民党反动派举起的屠刀，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史称八七会议。
大革命的失败，给郑太朴造成了严重的思想障碍，一方面他不知道为何来之不易的国共合作局面会一触即破，同时他也困顿于在“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中究竟该做何取舍。经过无数的挣扎煎熬，郑太朴最终以自动脱党的形式退出了共产党。他崇拜孙中山，信奉“三民主义”，所以他对中共当时的政治路线并不认同。但同时，他又坚定地反对蒋介石搞独裁，认为其行为严重背离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之后，他回到了上海赴同济大学任教，教授德文和数学。
1927年11月，宋庆龄等人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莫斯科宣言》，表示继承孙中山遗志，建立农工的平民政府，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个月后，郑太朴与谭平山、朱蕴山、章伯钧、邓初民、季方、张申府等人在上海筹组中华革命党，旗帜鲜明地表示拥护《莫斯科宣言》。他们期望通过个人的社会影响力，构筑起“第三条道路”，从而牵制国共两党。
1929年，郑太朴担任中华革命党组织部部长。1930年，他随同邓演达一起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出任组织委员会主席。一切都很顺利，但是蒋介石很快就拿残酷的事实点醒了他们——没有国家机器和军事力量的支撑，一切所谓的政治诉求都只能是幻想。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郑太朴等13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解往南京监狱。同年11月，邓演达被秘密杀害，郑太朴被判处死刑。其后经宋庆龄、冯玉祥等多番营救，郑太朴等12人才获释出狱。
出狱后，迫于形势，郑太朴减少了政治活动，再次到同济大学任教。他虽忙于教学，但对政治活动仍然极为热心。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1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成立，郑太朴参加了成立大会，并成为第一批会员。之后，受聘于商务印书馆任编译，迁居杭州，专心读书译著，并被聘为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任数理和德语教授。
可以说，此时的郑太朴也终于认清了现实，“如若不能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就不会有所谓的平权……”世事往往奇妙如斯，当他感觉到自己大有可为时，现实总是无情地给他当头一棒；而在他人生最灰暗的时候，恰恰是其思想上走向成熟的开端。
革命家的自我完成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决意共同抗日。郑太朴此时在政治上明显成熟了很多，他将所有注意力都转向了民族危亡，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抗战无诚意，表面虽和共产党合作，实际却要利用强敌的凶焰，摧毁共军的主力”。
抗战时期，郑太朴为避战祸四处流寓。直到1945年11月抗战胜利后，才返沪执教。同年12月，经黄炎培动员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1946年4月，民建会迁址上海，增补郑太朴为常务理事，成为领导人之一，参加领导民建成员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政策的斗争。
同年9月，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各大学进步教授的爱国民主组织――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成立，郑太朴始终为其核心成员。“大教联”自成立之后，一直利用合法地位开展斗争，多次发表宣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和卖国丑行，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郑太朴在“大教联”历次宣言和签名中，以及“大教联”本身团结方面，起了促进和带头的作用。当时“大教联”与进步工商业代表陈叔通等人以茶话会、聚餐等方式经常聚会，讨论时局，研究工商界民主运动的开展，郑太朴都是重要参加者。他还积极参加对国民党人士开展的卓有成效的策反工作。
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强行召开国民大会，12月25日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1月民建会在上海召开常务理事会，黄炎培主持会议，郑太朴也参加了。会上讨论了当时的时局，并对此前大会通过的宪法表明态度：坚决不同意没有依照政协决议规定程序而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同年7月，国民党政府在各国立大学解聘进步教授，郑太朴也在被解聘之列。8月，由马寅初推荐，中华工商专科学校聘他任教，并兼分部主任。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23日，郑太朴出席了民建会秘密举行的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经过讨论，与会人员一致通过响应号召，选择了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的道路。经过革命斗争的实践，郑太朴已深深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说，法西斯的覆灭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这是历史的规律，这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
同年6月5日，上海学生举行反美扶日示威大游行，他坚定地与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学生站在一起，遭到国民党武装军警围困达十小时之久。脱险后，他想方设法营救被捕学生，把一些进步青年学生隐藏起来，为他们搞“身份证”，用自己的薪水资助学生做路费，送往解放区。他叮嘱学生要一路小心，并语重心长地说：“天快要亮了，你们一定要继续努力，革命到底！”
1948年10月，郑太朴与药物学博士王雪莹结为夫妻。此后，他仍坚持在上海参与策反工作，商务印书馆还聘他为编审部长。
1949年1月18日，郑太朴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赴解放区参加筹备召开新政协。然而，在1月20日，从上海乘船取道香港途中，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郑太朴在船上去世。郑太朴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令人无限惋惜。1950年2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向其妻王雪莹同志颁发了“革命烈士家属光荣纪念书”，证书上写道：“郑太朴同志是积劳病故”“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其事迹当永为人民所钦敬”。
图片来自网络
撰稿： 顾崟涛
编辑：刘静娴、袁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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