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完了，我们大家都该休息几天了|休息|何兹全|先生|北大|钱穆

高考、中考、期末考，都考完了。

“考完了，我们大家都该休息几天了。”

是谁说出了广大学子的心声？

是谁说出了辛劳上班族想说却再也说不出的话？

1948年，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的出卷老师把这句“期盼”写在了英文试卷的最后一道翻译题里——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into English：

1. 英国人口据说是四千七百万，约抵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2. 这事虽说难，也未必绝对办不到。

3. 凡事往往有利也有弊，三思而后行最为妥善。

4. 只消夸他一句，他就得意忘形。

5. 考完了，我们大家都该休息几天了。

出卷老师皮一下很开心~

考过的题目也许会越来越模糊，而那些充满魅力又真切可爱的老师们令人常记心间，老北大的校园里也不乏不可错过的教授“名场面”。

以下内容选摘自

《为国选士：老北大入学试题（1917—1948）》

钱穆先生

钱穆先生字宾四，江苏无锡人。无学历，教过十年小学、十年中学，刻苦努力，写了几本书，但使他成名的是《刘向歆父子年谱》。胡适、顾颉刚两先生推荐他到燕京、北大教书。

钱先生讲课，很有声势，也很有特点，虽然一口无锡方言，不怎么好懂，但仍然吸引人。我听过他的先秦史、秦汉史。他讲先秦史，倒着讲，先讲战国，再往上讲春秋西周。我听他一年课，战国讲完，也就到学年结束了。他讲课讲到得意处，像和人争论问题一样，高声辩论，面红耳赤，在讲台上龙行虎步走来走去，这头走到那头，那头走到这头。

（何兹全《北大生活》）

钱穆著《国史大纲》

宾四先生，也是北大最叫座教授之一。这并不需要什么事先的宣传，你只要去听一堂课就明白了，二院大礼堂，足有普通大课室的三倍，当他开讲中国通史时，向例是坐得满满的。课室的大，听众的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衬得下面讲台上的宾四先生似乎更矮小些。但这小个儿，却支配着全堂的神志。他并不瘦，两颊颇丰满，而且带着红润。一付金属细边眼镜，和那种自然而然的和蔼，使人想到“温文”两个字，再配以那件常穿的灰布长衫，这风度无限的雍容潇洒。向例他上课总带着几本有关的书；走到讲桌旁，将书打开，身子半倚半伏在桌上，俯着头，对那满堂的学生一眼也不看，自顾自的用一只手翻书。翻，翻，翻，足翻到一分钟以上，这时全堂的学生都坐定了，聚精会神的等着他，他不翻书了，抬起头来滔滔不绝的开始讲下去。越讲越有趣味，听的人也越听越有趣味。对于一个问题每每反复申论，引经据典，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显而易见开讲时的翻书不过是他启触自己的一种习惯，而不是在上面寻什么材料。这种充实而光辉的讲授自然而然的长期吸引了人。奇怪的是他那口无锡官话不论从东西南北来的人都听得懂。

（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

梁思成先生

张先生（张中行）说，抗战胜利后，他曾到北大听过梁思成教授“中国建筑史”的课。学期终了，梁先生说：“课讲完了，诸位说说怎样考法？”听课的近20人，没一个答话。梁先生似是恍然大悟。于是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举手。”没一人举手。梁先生笑了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着，向台下作一个大揖。听讲的报以微笑。“我走出来，觉得北大未改旧家风，心里觉得安慰。” （见《负暄琐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第83页。）现在读来，我也觉得安慰。我也很欣赏北大这种学风。

（何兹全《北大生活》）

蒋梦麟先生

我首次见到他，却并不在校内，他很瘦，但精神极好，面上充满了秀气，那副眼镜和不高大的身材更显出是位学者，但那双锋利的眼神，却立刻使人觉到他并不仅是位普通的书生，鬓边微灰的头发和一口蓝青浙江官话记录着他奋斗的痕迹。说话声音不大，但非常清楚，有条理。而且从一次偶然的机缘上，我知道他是非常细心的。二十四年夏，熊秉三先生和新夫人毛彦文女士在香山请客，有他也有我，他将一只抽烟用的打火机叫我带在身旁，再三嘱咐我记得交给胡适之先生，结果到了山上，记起这回事的是他，不是我。

（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

胡适先生

适之先生在校中开的课是中国文学史和传记研究，传记研究是研究院课程，而且要缴几万字的论文，选修的较少。文学史则是一门极叫座的课。他讲《诗经》，讲诸子，讲《楚辞》，讲汉晋古诗，都用现代的话来说明，逸趣横生，常常弄到哄堂大笑。他对于老子的年代问题和钱宾四（穆）先生的意见不相合，有一次他愤然的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那会有什么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仍是很客观的，当某一位同学告诉他钱先生的说法和他不同，究竟那一个对时，他答道：“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那一个合乎真理。”

（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