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苏州高新区发生了一起持刀伤人事件，致使3人受伤，其中2人是日本籍。
事件发生以后，网上又出现了“抗日锄奸”、“核平日本”等极端言论，闹得沸沸扬扬，以至于网易、腾讯等平台都要出公告、开启净网行动来打击相关内容。
如何正确对待日本，始终是中文互联网的老大难问题，既然当代某些网友不清楚这个问题的界限，那不如了解一下，教员是如何看待日本的。
教员对日本的态度，排在第一位的自然是抵抗日本侵略，抗战到底。
早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时候，教员就订阅了北京、上海、湖南的报纸，每天在读报上花费大量时间，潜心研究国内外的军事政治事件，所以他断定，中日之间必有一战。
1916年7月，教员在给萧子升的信里写道：
“思之思之，日人试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取，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
那年，教员年仅24岁。
此后二十年，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不仅侵吞了富饶的东北三省，还在上海等大城市驻兵，把全中国变为殖民地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
于是在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后的1935年12月，教员开始分析抗日战争的具体问题，陆续写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一系列分析指导文章。
为了抗战大局，我党放弃了坚持十年的“反蒋”口号，并呼吁中国的所有军队，用“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
此外，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社会阶层，只要愿意为抗日服务，教员也欢迎他们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总而言之，“抗日”是个大熔炉，只要愿意参加的都是自己人，至于以前和我党、红军有什么芥蒂，都不重要了。
即便到了1945年召开“七大”的时候，教员做的开幕词里，最后都是态度鲜明的三句话：“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可以说，抵抗日本侵略者，是教员一以贯之的态度，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的人生信念。
但在教员看来，抵抗日本侵略者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同时也是实现革命理想的机会。
在日本侵华之前，中国是一片散沙的状态。
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刘湘、龙云等军阀们拥兵自重，经常为了抢地盘而爆发大规模内战。
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为中国该走哪条路而争论不休，口头不能说服对方便用手里的武器交流。
资本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乡村建设运动者在中国各地进行试验，想以此证明自己信奉的主义，是中国的正确方向。
百花齐放却混乱无常。
甚至是中国普通人民都因为缺乏强有力的政府、没有达成共识的意识形态、没有共同的经济利益而不能团结起来，呈现出一种“不认同国家只谋求个人生存”的面貌。
早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时候，教员就在读书笔记里写道：“人民与国家之关系，不过讼狱、纳赋二者而已。惟无关系也，故缺乏国家思想、政治思想。”
这就是中国旧社会的积弊。
辛亥革命以来，那些英雄豪杰们不论有什么主张，归根到底是希望在地域、思想、军事、政治、思想层面整合中国，让中国成为“国民融为一体”的现代国家。
之所以没有成功，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没有遭遇亡国灭种的危机，各派势力要么认为还有时间可以徐徐图之，要么想在混乱中谋取最大的利益，导致始终不能团结起来形成合力。
但日本侵华开始以后，中国真正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各派势力立即拥有了共同的敌人，而这个危机也倒逼所有人团结起来，为保卫中国而战。
“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成为所有中国人的共识。
所以在危机和希望并存的抗战时期，教员看到了实现革命理想的机会，他要利用这次危机，推动改造中国的事业，就像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里写的：
“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是变中国为殖民地。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
随后，教员又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方案。
例如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里说：
“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
例如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这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
但在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回国有的同时，教员承诺：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
也就是说，土地一定要重新分配，大资本一定要收归国有，中下游民营企业一定要保护，构建全新的中国经济格局。
此后直到1945年，中国人民第一次团结起来完成一件保家卫国的伟业，中华民族有了抵御外侮的共同记忆，遍布各省的解放区也按照教员的计划，完成了新民主主义改造。
而这就是4年后成立新中国的前提条件，后面的抗美援朝、工业化建设、社会全面改造，其实都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
如果没有抗日战争，这些都是很难完成的。
所以在1956年，教员和访华的前日军中将远藤三郎说：“你们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
所谓的教员感谢日军侵华，就是来源于此。
有些人不能从改造中国的角度来看问题，抓着教员感谢日本的话不放，说他无视中国人民的苦难，歌颂美化侵略者。
但其实站在教员的立场来看，用中国百年革命的历史进程来看，教员说的其实是对的。
归根到底，教员是用辩证法看待日本，既动员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也利用日本侵略改造中国。
危机危机，危中有机罢了。
3
既然教员是用辩证法来看待日本和中日关系，那么和日本侵略者作战，同样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更不是和所有日本人为敌。
教员认为，日本不是一个整体，日本侵略者也不是一个整体，他们都是由无产阶级、垄断财阀、右翼军国主义者组成的。
所以当八路军俘虏日本军人之后，教员的处理方式不是“杀”，而是通过改造，让日本战俘和八路军站在一起，成为抗日统一战线的一部分。
1940年10月，日本共产党领袖野坂参三给教员写信，提议在延安成立一所学校，专门用来改造日本战俘。教员非常高兴，给这所学校取名为“日本工农学校”，并在开学的时候亲笔写下题词：
“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和中国的民族败类。”
日本工农学校紧邻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教室是200多平米的平房，选派了能讲日语的王学文、李初梨等人做教师，学制一年，战俘们要学习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课程。
日本战俘的生活待遇也很好，上午是一菜一汤，下午两菜一汤，日常主食是小米饭，但一周能吃一次大米、一次饺子。而且日本战俘在学习期间，每人每月有3元的津贴，相当于八路军连长的标准。
有了科学的教育，日本俘虏便知道了正义在哪方。有了丰厚的物质待遇，日本俘虏便不想回到原部队，做任打任骂的作战工具。
可以说，日本俘虏经过一年的改造，觉醒了。
改造完成之后，这些日本俘虏还编排了话剧《岛田上等兵》，在延安进行公演，主人公岛田用台词替日本底层士兵说了一句：“我们反对虐待士兵，我们要求结束战争，早日回国与家人团聚。”
百团大战中被俘的梅田照文，在话剧中扮演了日军中队长的角色。
但在最初的时候，梅田照文是拒绝的。
因为经过改造学习，梅田照文感受到八路军和老乡的鱼水情，再回想日军奸淫掳掠的恶行，感觉到非常恶心，便转变为坚定的反战分子，和八路军一起抵抗日本侵略者。
所以梅田照文觉得“日军中队长”的角色很不光彩，不符合自己现在的正面身份。
最后还是鲁迅艺术学院的指导老师，劝他从艺术的角度考虑，为艺术献身，梅田照文才扮演了日军中队长的角色。
而看到日本俘虏的表演，以及表演过程中的真情流露，坐在观众席第一排的教员非常高兴，他知道，改造日本俘虏已经初见成效。
此后数年，延安相继成立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山西的日军俘虏也成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并在华北各地设立支部，在日军中发展反战力量。
这些经过改造的日本俘虏，就是教员在分析日本和日军的情况后，分化出来的统战力量，而他们也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一定的贡献。
例如他们利用侵华日军的思乡情绪，通过阵前喊话、发传单、送信、送慰问品等方式，宣传八路军不杀俘虏的政策，鼓励侵华日军缴械投诚。
如果侵华日军实在不愿意投降，他们就退而求其次，给基层士兵讲官兵平等的道理，鼓励基层士兵反抗军官，制造侵华日军的官兵矛盾，进而削弱战斗力。
有个叫宫川英男的日本战俘，甚至因为工作积极有成效，当选为冀鲁豫边区的参议员，最后在山东和侵华日军作战时牺牲。
对于这些日本战俘的贡献，朱老总都评价说：“日寇在华北最害怕的东西之一，就是日本反战同盟。”
而因为日本战俘的工作颇有成绩，以至于在抗战胜利之后，仍然有大量的医生、教师、军官不愿意回国，非要留在中国为解放战争服务，仅在东北，留下来的日本人就有将近三万。
想想看，如果教员和同志们把日本视作整体，把侵华日军都当作敌人，又何谈分化瓦解侵华日军，壮大自己的力量呢？
新中国成立后，教员在处理外交问题时，同样是把日本的社会力量区分开来。
因为在二战结束后，美军进驻日本，并保留了天皇制、财阀和右翼军国主义势力，美军就是通过这些日本旧势力来控制日本。
于是教员认为，日本存在一个以美国为首、垄断财阀和右翼军国主义为次的反动势力，也存在一个希望赶走美国、日本人民决定日本命运的进步势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便成为中国和日本进步势力的共同敌人，教员便不断的释放信号，希望和日本进步势力结成统一战线，驱逐美国这个共同敌人。
1955年10月，日本的国会议员组团访华，教员在接见他们的时候，做了一次深度长谈，其中一段说的就是：
“我们两个民族现在是平等了，是两个伟大的民族。我们两国有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国家压在我们的头上。你们以为中国是独立的国家，是不是？中国现在没有完全独立，和你们的情况一样，你们也不是完全独立的，这是共同点。”
“美国的手很长，它抓住我们的台湾，也抓住日本、菲律宾、南朝鲜。亚洲这样大的地方它都想抓。这件事情终究不能持久的。这里是我们的地方，这里的事情应该由我们的人民来管。”
“我们两个国家，需要相互帮助，互相之间也不捣乱。各办各的事情，在友好的关系底下办事，对你们有好处，对我们也有好处。”
不提以前的矛盾，寻找当前的共同痛点，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这是教员处理外交问题的一贯思路。
到了六十年代，中国和苏联交恶，面临美国和苏联的双重压力，和现在的国际环境非常相似，于是教员对日本的策略更奔放了。
1964年1月26日，日本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美示威，27日教员便和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常务理事铃木一雄、西园寺公一、日本共产党的机关报《赤旗报》驻京记者高野好久谈话，并整理成文章发表在28日的《人民日报》上，表示对日本反美示威的支持，标题是《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日本人民伟大的爱国斗争》。
其中一段话是这样写的：
“美帝国主义是日本民族的最凶恶的敌人。”
“中日两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联合起来，一切爱好和平国家要联合起来，一切受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及人士要联合起来，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挫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保卫世界和平。”
这篇文章团结了反美示威的日本人民，还把“反对美国”提高到“保卫世界和平”的高度，让中国站在绝对正义的层面，简直是一箭双雕。
同年7月，日本社会党的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人访华，教员也接见了他们并进行深度谈话。
佐佐木更三说：“中国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而日本今后才搞革命、才搞社会主义。要使日本革命成功，就必须击败事实上控制日本的政治、军事、经济的美国。因此我们不仅不怕美国，而且必须同它斗争。”
教员鼓励道：“你说你们日本要革命，将来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话讲的很正确。全世界人民都要走你讲的这条道路，把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埋葬到坟墓里去。”
这番话是教员借佐佐木更三之手，向日本的进步势力，传递了自己支持日本革命的态度，并希望和日本的进步势力结成更深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国。
谈到苏联的时候，日本社会党的人问：
“日本北海道旁边的千岛群岛，被苏联占领了，我们长期同苏联交涉，要求归还，但是没有结果，很想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教员非常明确的表态：
“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让外蒙古名义上独立，实际上受苏联控制。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有两千多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两亿......所以你们的千岛群岛，对我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应当还给你们。”
教员的这番话传递了一个意思，即在领土问题上，苏联是中国和日本的共同敌人。中国支持日本收回千岛群岛，日本也应该支持中国收复外蒙古。
可以说，虽然教员没有忘记日本侵华的罪行，但他更务实，没有因为日本曾经的罪行，就把日本一棍子打死，反而能冷静的分析中日情况，不断的分化瓦解日本，寻求合作的可能，最终壮大中国的力量。
教员如何对待日本的故事讲完了，我们可以总结一句，要把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区别开来，要把日本亲美势力与日本和平势力区别开来，要把日本右翼和反战群体区别开来。
矛头要对准真正的敌人。
历史的经验证明，情绪高涨的时候，进行无差别攻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冷静下来分析问题，抓住主要矛盾才有可能解决问题。
最后，教员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里，提到了关门主义和统一战线的区别：
“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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