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来画师非俗士——苏东坡与李公麟
二人交往始最早为元丰八年
李公麟（1049—1106）,字伯 时,舒州桐城(今安徽桐城)人。桐城境内有龙眠山,李公麟因此又号龙眠居士。
李公麟出身于舒城李氏，为地方大族，家里几代大都是读书人。其父李虚一青年时即通过制科考试入仕为官。王安石变法期间，其在京都任赤县令。其间，李公麟的弟弟李公权娶了王安石的侄女。可以说，李公麟与新党关系颇洽。
李公麟 《西岳降灵图》 局部
熙宁三年（1070）,李公麟参加进士科考试中第，时年22岁，从此踏入仕途。他的第一个职位是南康府(宋时南康府即今九江市附近星子县，非今南康市)建昌县(今江西省永修县)县尉。《画继》说李公麟“耽禅，多交衲子”，也应始于此时，因曹洞宗的祖庭云居山就在建昌城西，著名的佛印法师大部分时间也活动于庐山地区。李公麟多画道释题材，应始于和这些人的交往。佛印法师后来以“天上石麒麟”来比喻李公麟的不凡之处。
专门记录皇家御府藏画的《宣和画谱》里面，李公麟有107幅作品入于典藏，他无疑是御府收藏当朝画家画作数量最多的一个。
关于苏轼和李公麟二人交往的起始时间，有研究者认为，大概是在元丰末年至元祐初年。重要的线索之一，即是苏轼《跋李伯时〈孝经图〉》一文。孔凡礼《苏轼年谱》将此文系于元丰八年（1085），因为这一年的三月，李公麟创作了《孝经图》，苏轼卷后有跋：
观此图者，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笔迹之妙，不减顾、陆。至第十八章，人之所不忍者，独寄其仿佛。非有道君子不能为，殆非顾、陆所及。
这篇文章没有具体时间，但写于元丰八年或后面几年时间之内是没问题的。
李公麟的自题是：“凤阁舍人杨公雅言《孝经》乃六艺根本，百行世训所重，谓龙眠山人李公麟曰：‘能图其事以示人，为有补。元丰八年三月，因摭其一二随笔之。’”陆完也有一个跋语：“龙眠居士《孝经》，虽曰随章摭其一二，然自天子以至庶人，威仪动作之节，舆夫郊庙之规模，闾里之风俗，器物之制度，畜产之性情，亦略备矣。东坡谓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者,览之可想。”其中所引东坡的话，是另外《书李伯时山庄图后》中的句子。
李公麟与苏轼相识，在我看来，或者是出于李之仪（1048—1117）的介绍。
李之仪，字端叔，自号姑溪居士、姑溪老农，沧州无棣（今山东省无棣县）人。他先是范纯仁的学生，哲宗元祐初年为枢密院编修官，通判原州。元祐末年，苏轼出为定州太守时，李之仪被他选中，入定州幕府，朝夕唱酬。等苏轼贬岭南，他监内香药库，御史石豫参劾他曾为苏轼幕僚，不可以任京官，遂被停职。
李之仪将李公麟所画地藏像给苏轼看，复书说：
辱书，并示伯时所画地藏。某本无此学，安能知其所得于古者为谁何？但知其为轶妙而造神，能于道子之外，探顾（恺之）陆（探微）古意耳。公与伯时想皆期我于度数之表，故特相示耶？有近评吴画百十字，辄封呈，并画纳上。（《苏轼文集》，第1540页）
这可能是苏轼第一次见到李公麟的画吗？在苏轼眼中，李公麟的画能在吴道子风格之外，直追陆探微、顾恺之的“古意”，真是一语破的。苏轼还特意将他写的与吴道子有关的画论寄给李公麟看，也极用心。
苏轼在《书吴道子画后》对吴道子是这样评论的：
知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余于他画，或不能必其主名，至于道子，望而知其真伪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盖一二见而已。元丰八年十一月七日书。
苏轼的名言“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即出于此篇文章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写于元丰八年十一月，这就应该是苏轼与李公麟开始往来的时间上限，那时，二人都在京城为官。
很快，李公麟与苏轼就有了相当密切的交往，诗、书、画创作是他们能够愉快相处的重要媒介。
李公麟 《维摩居士像》
“前世画师今姓李”引歧义
元祐元年（1086）的一开年——一说是元祐三年（1088），暂从元年说——正月十二日，苏轼就与苏辙、李公麟、柳仲远、黄庭坚等人一起搞了一次雅集。此时，黄庭坚刚刚与苏轼见面。可以说，这是北宋后期艺术水平最高的一次聚会。
苏轼画石头，李公麟松和人物。画的名字，则由柳仲远根据杜甫题韦偃画《戏为双松图歌》而来。杜诗如下：
天下几人画古松，毕宏已老韦偃少。绝笔长风起纤末，满堂动色嗟神妙。两株惨裂苔藓皮，屈铁交错回高枝。白摧朽骨龙虎死，黑入太阴雷雨垂。松根胡僧憩寂寞，庞眉皓首无住著。偏袒右肩露双脚，叶里松子僧前落。韦侯韦侯数相见，我有一匹好东绢，重之不减锦绣段。已令拂拭光凌乱，请公放笔为直干。
柳仲远根据杜甫诗句中“松根胡僧憩寂寞”，将画取名为《憩寂图》。苏辙先题了一首诗：“东坡自作苍苍石，留取长松待伯时。只有两人嫌未足，兼收前世杜陵诗。”苏轼《次韵子由题憩寂图后》：
东坡虽是湖州派，竹石风流各一时。前世画师今姓李，不妨还作辋川诗。
黄庭坚《次韵子瞻子由题憩寂图》：
松寒风雨石骨瘦，法窟寂寥僧定时。李侯有句不肯吐，淡墨写出无声诗。龙眠不似虎头痴，笔妙天机可并时。苏仙漱墨作苍石，应解种花开此诗。
正是在就李公麟的画进行互相唱和的过程之中，苏轼与初见面不久的黄庭坚就将李公麟称为“画师”是否合适，而有了不同的意见。
苏轼在题诗中说“前世画师今姓李，不妨题作辋川诗”，用的是王维的典故。王维自己就曾说：“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不过，王维的这个说法在当时就已经遭到别人的反对，认为他说自己是“画师”无异于自贬身份，即将自己的“士”降为了“工”。
因此有人认为，苏轼把李公麟称为“画师”，对于本来是士大夫身份的李公麟来说，并不是一个什么好的称谓。这回轮到黄庭坚质疑苏轼的说法了：你怎么可以说李公麟是画师呢？
苏轼也许意识到了这一容易产生歧义的句子，因而请黄庭坚“下一转语”：“元祐元年正月十二日，苏子瞻、李伯时为柳仲远作《松石图》……此一卷公案，不可不令鲁直下一句。”就是你帮我解释一下吧。黄庭坚说：
或言，子瞻不当目伯时为前身画师，流俗人不领，便是语病。伯时一丘一壑，不减古人，谁当作此痴计。子瞻此语是真相知。
黄庭坚在另外一个地方曾经提到，如果想读懂陶渊明的诗，“要当与一丘一壑者共之耳”。从这个角度说，“伯时一丘一壑”乃是“诗人”的“一丘一壑”，而不是“画家”的“一丘一壑”。因而，苏轼一点贬损李公麟的意思都没有；相反，倒是称赞得恰如其分，因而苏轼是“真相知”。
至于黄庭步韵中说的“李侯有句不肯吐，淡墨写出无声诗”，则是北宋时期关于“诗”“画”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思想，即李公麟并非不会诗，而是“不肯吐”“句”，他的图画就是诗。
在画过《憩寂斋图》之后，苏轼有一首《次韵黄鲁直书伯时画王摩诘》，看起来就像是为了弥补上一首诗中所发生的直接称李公麟为“画师”的“笔误”：
前身陶彭泽，后身韦苏州。欲觅王右丞，还向五字求。诗人与画手，兰菊芳春秋。又恐两皆是，分身来入流。
王维本来就是苏轼一直高度推崇的画家，陶渊明、王维、韦应物的五言诗，又是中国诗歌中平淡一派的最伟大代表。
从欧阳修和梅尧臣二人所强调的诗与画之关系，到李公麟和苏轼这里，终于完美地解决了。
李公麟 《五马图》 纸本26.9×204.5cm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北宋文人寻得诗画的“游戏性”
李公麟和苏轼合作的《憩寂图》是从杜甫的诗中得到题目。《宣和画谱》称李公麟“立意专为一家”，因为他作画“盖深得杜甫作诗体制而移于画”。也正因为李公麟深得杜甫作诗的关纽，即不是只注重画面效果，而是在画面外另有情蕴，才赢得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赞赏。
李公麟曾自白，他作画就是和诗人作诗一样的以画来吟咏性情：“吾为画如骚人赋诗，吟咏性情而已。”苏轼也说，李公麟本来就是诗人，是用诗来作画。《次韵吴传正枯木歌》：
天公水墨自奇绝，瘦竹枯松写残月。梦回疏影在东窗，惊怪霜枝连夜发。生成变坏一弹指，乃知造物初无物。古来画师非俗士，妙想实与诗同出。龙眠居士本诗人，能使龙池飞霹雳。君虽不作丹青手，诗眼亦自工识拔。龙眠胸中有千驷，不独画肉兼画骨。但当与作少陵诗，或自与君拈秃笔。东南山水相招呼，万象入我摩尼珠。尽将书画散朋友，独与长铗归来乎。（《苏轼诗集》，第1962页）
苏轼特别喜欢月亮下的影子，他看到竹子与松树映在地上的影子有如水墨画一样，因而将它称为“天公水墨”。而一个优秀的画家，因为有了诗的加入，使得绘画除了状物之外，更能抒情，甚至另外创造一个“世界”。
图画与诗歌为他们营造了一个高度的审美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们找到了自我性情中最本真的那一部分，也贮存了他们的人生记忆——只要打开卷轴，就可以回忆起曾经在一起的欢乐时光。
诗画可以寄托，也可以成为一种文人趣味。在诗画交错空间里，北宋文人寻得一种新的游戏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仿佛建立了某种游戏世界，这里充满了戏谑与意趣，并让他们成为更加真实的自己。他们频频使得诗酒之会变成诗书画的盛会。在某次聚会上，苏轼画了丛竹怪石，李公麟添了一个骑牛牧童。黄庭坚题了一诗，并在引言中强调，“甚有意态，戏咏”：
野次小峥嵘，幽篁相倚绿。阿童三尺棰，御此老觳觫。石吾甚爱之，勿遣牛砺角。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
一句“戏咏”，以及当时所流行的“墨戏”“游戏三昧”，都无不在极力减弱艺术品的实用性而突出其无用性，即诗画的“游戏性”，以达到更为纯粹的审美愉悦。
上面那首《次韵吴传正枯木歌》里面有一句还是引起了旁人的误解。《苕溪渔隐丛话》曰：“东坡《题伯时画马》云：‘龙眠胸中有千驷。’议者谓讥其无德而称。余意其不然，如文与可善作墨竹，故《和筼筜谷》云：‘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岂亦是讥之邪？又山谷《咏伯时虎脊天马图》亦云：‘笔端那有此，千里在胸中。’盖言画马之妙，得之于心，应之于手，若轮扁之斫轮也。”也就是说，除了文与可之外，李公麟无疑是苏轼最推崇和最欣赏的画家。
苏辙又有一首《韩幹三马》诗：
画师韩幹岂知道？画马不独画马皮。画出三马腹中事，似欲讥世人莫知。伯时一见笑不语，告我韩幹非画师。
苏轼紧接着作了一首《次韵子由书李伯时所藏韩幹马》，此诗写于元祐二年（1087）五月，有研究者说这是苏轼以李公麟为题所作的第一首诗，其实应该不是。
李公麟：《山居图》（局部）
《黄庭内景经》的一个副产品
元祐三年（1087），苏轼主持礼部进士考试，聘请了十多位属官，李公麟即为其中之一，可见苏轼对李公麟认可。而张耒《柯山集》中收录的李公麟与张耒、晁补之等人在充当进士考试参详官时互相唱和的诗歌作品有十多首。在锁于礼部试院中不能出去的日子里，他们一点儿也不枯燥，而以李公麟作画为题咏，也成了他们打发业余时间最好的消遣方式，我甚至怀疑苏轼选择李公麟为此次考试的考校官，就是想有比较多的时间看他画画。比如《书试院中诗》：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领贡举事，辟李伯时为考校官。三月初，考校既毕，待诸厅参会，故数往诣伯时。伯时苦水悸，愊愊不欲食，作欲马展马以排闷。黄鲁直诗先成，遂得之。鲁直诗云：“仪鸾供帐饕虱行，翰林湿薪爆竹声，风帘官烛泪从横。木穿石盘未渠透，坐窗不遨令人瘦，贫马百啮逢一豆。眼明见此玉花骢，径思着鞭随诗翁，城西野桃寻小红。”子瞻次韵云：“少年鞍马勤远行，夜闻啮草风雨声，见此忽思短策横。千重故纸钻未透，那更陪君作诗瘦，不如芋魁归饭豆。门前欲嘶御史骢，诏恩三日休老翁，羡君怀中双橘红。”蔡天启、晁无咎、舒尧文、廖明略皆继，此不能尽录。予又戏作绝句：“竹头抢地风不举，文书堆案睡自语。看马欲马展顿风尘，亦思归家洗袍袴。”伯时笑曰：“有顿尘马欲入笔。”疾取纸来写之后。三月六日所作皆是也。眉山苏轼书。
对于中国文人画来说，人格品性、思想观念、诗文底蕴、闲暇游戏以及友谊酬唱等，构成了文人最重要的诗画品格。
这一年，李公麟为苏轼画了一张像。有意思的是，他同时把自己也画了进去——这是苏轼书《黄庭内景经》的一个副产品。苏轼写完《黄庭内景经》之后，李公麟在卷前画了一个道家人物，在卷后则画了苏轼和他自己的像，苏轼跋文说：“殿以二士苍鹄骞。”
元祐四年（1089），李公麟作白描山水画《山庄图》，龙眠山庄位于西龙眠山李家畈，今属龙眠乡双溪村李庄，画面表现的是由建德馆至垂云泮的龙眠山庄全景。这是除人物画题材之外，李公麟最重要的一组山水画题材的作品。苏轼作《书李伯时山庄图后》，苏辙竟一口气写了20首诗组诗。
苏轼的《书李伯时山庄图后》，又是一篇重要的美学文献：
或曰： 龙眠居士作《山庄图》，使后来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见所梦，如悟前世；见山中泉石草木，不问而知其名；遇山中渔樵隐逸，不名而识其人，此岂强记不忘者乎？
曰： 非也。画日者常疑饼，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饮，梦中不以趾捉，天机之所合，不强而自记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于一物，故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虽然，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吾尝见居士作华严相，皆以意造而与佛合。佛菩萨言之，居士画之，若出一人，况自画其所见者乎！
对于一位好的艺术家来说，他的创作应该就像出于本能一样。
东坡铭李伯时洗玉池
李公麟除了是一位好画家，更是一位文物收藏者和考古家。宋代正在兴起的考古学和金石学之热，李公麟是一位绕不过去的人物。
《能改斋漫录》说李公麟：“雅好钟鼎古文奇字，自夏商以来，以先后次第之。闻一器，则捐千金不少靳，所蓄日富，具为图记。蔡天启尝得商祖丁彝，李尤宝爱，因作诗以赠云：‘上溯虞姒亦易尔，下者始置周秦间。造端宏大町畦绝，往往世俗遭讥讪。’盖实录也。”在《能改斋漫录》卷十四《东坡铭李伯时洗玉池》还有一段珍贵而有趣的史料：
东坡有《李伯时洗玉池铭》，始予读之，皆不得其说。其后得伯时石刻序跋，乃能明其意。盖元祐八年，伯时仕京师，居虹桥，子弟得陈峡州马台石，爱而致之斋中。一日，东坡过而谓之曰：“斫石为沼，当以所藏玉时出而浴之，且刻其形于四旁。予为子铭其唇，而号曰洗玉池。”而所谓玉者凡一十六：双琥璩、三鹿庐、带钩、珌琫、璊瑑、㺽水、苍佩、螳螂、钩佩柄、珈琐、珙璧、珥玤㮎、璩㼈等是也。伯时既下世，池亦湮晦。徽宗尝即其家访之，得于积壤中。其子硕以时禁苏文，因潜磨去铭文，以授使者。于是包以裀褥，栖以髹匣，舁致京师，置之宣和殿。十六玉，唯鹿卢环从葬龙眠，余者咸归内府矣。东坡铭刻与伯时序跋，昔有而今亡，而池亦归天上。惜其本末不著，后世将有读坡铭而不能晓者，因具于此。陈峡州即陈彦点，字子真，自号懒散云。
关于这一故实，有说是元祐五年（1090），有说是元祐八年（1093），孔凡礼《三苏年谱》将它放在元祐五年，那就姑且也放在元祐五年。
原来是李公麟从陈峡州即陈彦默——吴曾写作陈彦点，字近而讹——那里得到了一块马台石，苏轼去李公麟家里串门，爱石的苏轼出主意说，不妨将石刻成一个池沼出来，然后家里收藏的种种古玉，可以在这里清洗，名字叫“洗玉池”，我还给你作一个洗玉池铭。回到家，苏轼就给他写了一个《洗玉池铭》：
惟伯时父，吊古啜泣。道逢玉人，解骖推食。剑璏戚珌，错落其室。既获拱宝，遂空四壁。哀此逢玉人，解骖推食。剑璏戚珌，错落其室。既获拱宝，遂空四壁。哀此命也，久就沦蛰。时节沐浴，以幸斯石。
东坡还将此铭文在写完大字本后又格外认真地写了一个小字本，这就是文集中所保留的唯一一封与李公麟的信：
辱手示及惠新酿，感愧殊深。即日起居佳胜，《洗玉池铭》，更写得小字一本，比之大字者稍精。请用陈伯修之说，更刻于石柱上为佳。人还，奉谢。（《苏轼文集》，第1509页）
信中所说的陈伯修，即陈师锡。《籀史》卷上《李伯时考古图五卷》提到了这个人：“友善陈散侯，惠我泗滨乐石沼，敬怀义德不敢辞。乃用琱古宝十有六，玉环四周，受泉其中，命曰洗玉池。永嘉明德，恭祈寿康，子子孙孙无疆，惟休永宝，用之无已。”
但是，正像苏轼铭文中所说的，洗玉池的命运也堪发一浩叹：朝廷禁毁苏轼诗文，李公麟的儿子偷偷把刻在洗玉池上的铭文磨了。李公麟死后，这些心爱的16块古玉，只有一块玉陪他入葬，其他的竟然都被徽宗收入内府，洗玉池也不知去向。
苏轼 《三马图赞并引》纸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卷是苏轼为李公麟所画《三马图》书写的赞文。作于苏轼谪居惠州时，时年六十二岁。此时苏轼的心态已渐趋平和，反映在书法上，则笔墨更加沉稳从容，结字章法也不再追求变化，呈现出人书俱老之态。
李公麟为苏轼画过不止一幅画像
《宋人轶事汇编》卷二十四李公麟条，引《邵氏闻见后录》的记载，说李公麟在苏轼再次被贬岭南时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
晁以道言，当东坡盛时，李公麟至为画家庙像。后东坡南迁，公麟在京师遇苏氏两院子弟于途，以扇遮面不一揖，其薄如此。故以道鄙之，尽弃平日所有公麟之画于人。
晁以道（1059—1129）即晁说之，他说，苏东坡居于高位时，李公麟主动为苏东坡的家庙画像，然而当苏轼被贬之后，李公麟却在大街上见到苏轼兄弟的子女时不打招呼，还故意用扇子遮住脸装作看不见，这让晁以道特别气愤，回到家中，即将李公麟的画都送了人。
倘若这一记载是事实的话，那李公麟的人品真的还不如米芾。那么，苏轼对李公麟又如何呢？
苏轼曾经见过西域所贡分别名为“凤头骢”“照夜白”和“好头赤”的三匹宝马，“首高八尺，龙颅而凤膺，虎脊而豹章。出东华门，入天驷监，振鬣长鸣，万马皆喑，父老纵观，以为未始见也。”他极其喜爱这三匹马，就请李公麟画下来，直至被贬惠州之时，他还随身带着。
绍圣四年（1097），苏轼再次展卷欣赏这幅画时，以澄心堂纸在在卷上题了一个长跋，此即《三马图赞》：
吁鬼章，世悍骄。奔贰师，走嫖姚。今在廷，服虎貂。效天骥，立内朝。八尺龙，神超遥。若将西，燕西瑶。帝念之，乃下招。籋归云，逝房妖。
文中提到的“鬼章”，即青宜结鬼章，是北宋时期唃厮啰的将领，他曾在熙宁七年（1074）率军数万出河州，以计杀景思立，重创宋军；然而在元祐二年（1087），他被宋军俘获后送到京师，哲宗亲手将他释放，授陪戎校尉。
李公麟完成此画，同时也得到鬼章的帮助。
元符三年（1100），北归途中的苏轼遇到李公麟的弟弟李公寅，还向他打听李公麟的身体状况。《与李亮工六首》的第二简，即提及此事：
见孙叔静言，伯时顷者微嗽，不知得近信否？已全安未？（《苏轼文集》，第1761页）
对老友的关切之情，跃然纸上。
苏轼在北归途中，在选择住在什么地方最适合的时候，大概想起了他以前写过的那篇与龙眠山庄有关的文章，甚至想住到李公麟所住的舒城那里去：
某更旬日乃行，逾远，怅望。意决往龙舒，遂见伯时为善也。（同上，第1762页）
不知李公麟在得到苏轼对他仍然一如继往的感念时，又做何想。
李公麟为苏轼画过不止一幅画像，孔凡礼《三苏年谱》卷五十二就不太相信晁以道的说法，认为苏轼在被贬儋州时，还曾为他画了两张像，有一幅名为《东坡乘槎图》。
关于苏轼的长相到底如何，李公麟版应该是最接近的，黄庭坚对李公麟画的一幅东坡的坐像有描述：“庐州李伯时近作子瞻按藤杖，坐盘石，极似其醉时意态。此纸妙天下，可乞伯时作一子瞻像，吾辈会聚时，开置席上，如见其人，亦一佳事。”能够得到黄庭坚的认可，可见此像形神俱肖。黄庭坚一共有三首《东坡先生真赞》，其二是题在李公麟画上的：
岌岌堂堂，如山如河。其爱之也，引之上西掖銮坡。是亦一东坡，非亦一东坡。槁项黄馘，触时干戈。其恶之也，投之于鲲鲸之波。是亦一东坡，非亦一东坡。计东坡之在天下，如太仓之一稊米。至于临大节而不可夺，则与天地相终始。
李公麟的画，黄庭坚的赞，苏轼的人格魅力，配在一起，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最完整的中国文人的形象。
北归途中，苏轼曾经与朋友一起到金山寺，在金山寺中看到了李公麟给他画的画像，无尽感慨涌上心头，写下了那首含泪带悲的《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首诗是东坡一生的总结——四句诗除了表明东坡晚年的心境之外，同时也更像是东坡对让他无法把握的人世的告别！
文｜刘墨 刊于《艺术市场》2020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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