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人》与《阿根廷，1985》：旧制度与大革命|传记片|奥运会|法庭|犯罪片|电影导演|胡里奥|辩护人(电影)|阿根廷，1985

在电影院里看《阿根廷，1985》的时候，我知道一场毫无公开公正可言的审判刚刚结束，沦为阶下囚的人，本来应该是英雄、良心与脊梁。法庭之间的差距，比南北半球还远。

翻阅相关评论，有人说《阿根廷，1985》是低配版《辩护人》，也有人说看到一半就走了。再想想映后谈，面对拍摄手法如此朴实规整的片子，中国观众们在上影节问得都是光圈色调画幅之类的问题，我不理解，只能尊重祝福。

《阿根廷，1985》和《辩护人》或者可以被看作同类题材，但其实两者处理的核心问题不大一样，《辩护人》是在旧制度之下的抗争，以人性中的普遍良知去反抗不公；《阿根廷，1985》则是阿伦特（而非托克维尔）意义上的大革命，中止过往的历史，创制新的制度，是一个民族迈向政治成熟的开端。电影用负责法律主线的胡里奥，象征舆论转变副线的副检察长，与阿方索总统的暗线，来回溯现代阿根廷政治的新起点。

在法庭上追索正义——检察长胡里奥

这一点可以从律师宋佑硕和检察官胡里奥一开始拒绝接下案子的理由看出来，两者的人物弧光是完全不一样的。宋佑硕当时是一个在政治上完全没有被启蒙的状态，他刚刚从底层挣扎出来，满足于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实在日子，对“爱国”的理解非常朴实地停留在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上。

胡里奥则不一样，作为军政府时期的不合作分子，他拒绝不是因为不懂，而是因为太懂，他担心被新政府和军方当做交易筹码，害怕家人们受到威胁，怀疑自己无法担此大任（这里面或许也有他在高压时期没有挺身而出的自我厌恶）……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恐惧正义、与追求正义的道德激情和努力会再次被辜负，历史进程再度被中断，幻灭是所有理想主义者最不愿意面对的噩梦。

宋佑硕与胡里奥的主线任务也有一点微妙的区别（尽管是在相同的语境之下），宋佑硕是要证明无辜学生的清白；胡里奥则是要把那些试图位高权重、以内战之名作恶多端又逍遥法外军方高层送进监狱。这不仅是要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民事法庭上审判军事独裁，借用他副手的话来说，更是要“终结将死亡作为政治手段”。由于阿根廷的建国史，军方一直享有超然而尊崇的地位，在庇隆将军去世后，支持平民、有左翼（或民粹）倾向的一派（大约被称为庇隆主义？），与支持大地主、以中产阶级为基本盘的另一派矛盾日益激化，阿根廷社会矛盾激化，处于内战边缘，于是军政府启动了“国家重组进程”，实为白色恐怖，在这个肮脏战争期间至少有一万五千人到三万人失踪，数十万人牵连其中，许多普通人被绑架、迫害、人间蒸发。当时，三军分工明确，陆军负责抓人，海军负责关押，最后交由空军处决——把受害者扒光后装上飞机，飞到大西洋上空再推下去。

有人说导演近乎痴迷地在描述受害者，缺乏对军政府的剖析。要我说，对军政府行为的剖析恰恰就寓于受害者的自述中。不是电影连篇累牍，而是罪恶罄竹难书，只有充分展示了丧失法治、程序正义后的恶果，“虐待狂不能被视作一种意识形态”的断言在道德情感和实证逻辑上才足够有说服力，这并不是尿点，而是戏剧性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正如本雅明所说，真正的解放不仅是面向未来的，也必须包括了那些曾经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所有人。这便是导演，以及法庭试图打捞所有人的努力。即便如此，真正得到呈现的案例也不过709个，更多的人死无对证。那位被迫蒙着眼睛、带着手铐在汽车冰冷的地板上分娩的女士，在法庭上讲述了另一个故事，一群狱卒花好几个小时折磨一个犯人，不是为了从他嘴里套出情报，而是逼迫他说“我给男人 kou jiao，我妈是个bitch”，而这个受害者最后也没有说出口。正是对法律程序的践踏催生了狱卒肆无忌惮的施虐癖，在“平庸之恶”的结构性暴力之外人性又进一步败坏和腐化，此种残忍又会继续生出更多惨无人道的事件出来，如此恶性循环。

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了，更是一个基本的道德问题。这实在是一个简单到朴实的道理，阿根廷人却花了这么大的代价（有更多的民族已经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却至今也没有领悟到）。通过程序，而非用仇恨来给刽子手们定罪。因为要斩断这个恶性循环，恰恰要通过这次审判本身来重建法律的秩序来完成。

《阿根廷，1985》以阿根廷历史上著名的“五月广场母亲”事件为背景，讲述里卡多·达林扮演的主角率领律师团队大胆挑战军事独裁政权，帮助在军政府残酷统治下被迫害的人们终于寻回正义的故事。

法庭之外的社会共识——副检察长

法庭是一个非暴力的角斗场，非虚构的剧场，一个毫无疑问的公共空间。据说真实的胡里奥是一个非常强硬顽固的人，追索正义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显得有一点一意孤行。但这种追索，经过各种谨慎的运作、媒体的传播，也意外收获了对于一场完整的革命来说不可或缺的副产品——法庭也像熔炉般锻造了社会共识。

这便是副监察长这条线所呈现的。副检察长是个毫无出庭经验的大学教授，他的出身甚至都很成“问题”，他的曾曾祖父是阿根廷有史以来第一位司令官，他的母亲每周一起和名流魏地拉上教堂，而这个魏地拉正是他们要送进监狱的军方头子之一。他与母亲讨论政治问题时，家庭的气氛也同样剑拔弩张。副检察长其实是个官N代，但他为了良知，背弃了自己的家族和荣耀。

副监察长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是简单地站在家族的对立面，反而利用这一重身份来向所有人显示法庭的独立性与除旧布新的决心，他试图建构起一个说服框架。为了争取中产阶级的支持，他建议公诉团队里不能只有大家熟悉的那些人权律师，比起他们，那些没有任何历史包袱的年轻学生反而是更好的选择，因为需要拉开与左翼分子的距离，不然大家只会把审判视为之前两股势力的争斗，不过这次西风压倒东风，风水轮流转而已；他在家庭聚会上与魏地拉对峙，“如果游击队有错，那应该以法律来审判他们，而不是绑架、监禁和谋杀。”；他顶替不愿上电视的胡里奥，以一种谨慎而恳切的方式，面对右翼主持人的讽刺与质疑。

胡里奥对副检察长说，“我们无法把说服你母亲那样的人作为目标。”这里也是两人在合作之后第一次产生冲突。但尽管如此，副监察长的友善、真诚与策略，还是得到了回报。他的母亲在听到法庭的证言后震惊了，“为什么可以这样对待一个孕妇，为什么会有如此残忍之事？……你或许是对的。”法庭上的正义是不够的，一个国家要向前走，要超越意识形态纷争、极端主义，在民主的规则之下共同生活，关于道德的基本共识是必不可少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副检察长这条线是法庭所延展出去的，现实政治的维度。

一切的问题源于信息管制，人们看到真相后，良知会被唤醒，观点自然会发生改变乃至颠倒。这种改变也发生在《辩护人》的主人公宋佑硕身上。

我总疑心这样的逻辑是不是太天真了一些，或者，这样的逻辑不仅是出于良知，更需要建立在一个现代性的前提之上——个人权利的绝对正当与不容侵犯。更多的顽固者，是在看到真相之后也不会承认基本的是非，如果无视个人权利，他们就会为被滥用的结构性暴力辩护，比如在《辩护人》中，车东英在拿到学生名单说，自己是为了预防犯罪，防范于未然才要抓捕那些学生，不惜以酷刑罗织罪名，制造冤案，而正是他的工作守卫了韩国的和平。赞同他的大概大有人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