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对回族驼运的影响|民族|穆罕默德|蒙古

伊斯兰教对回族驼运的影响

作者/孙树恒

一

著名作家邓九刚老师说，“代林兄弟是一个宝库，好好挖掘。”

代林老师是回族，内蒙古文史专家、著名学者，他的父亲和爷爷都是驼工，他对回族驼运有着说不清的情结，他采访过一百多个回族驼工和驼户，以口述方式还原历史，为此主编了《回族驼运》（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还与马静主编了《大盛魁闻见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也是以口述资料与公众见面的。

我反复阅览了《回族驼运》，写了几篇读书札记，受到大家的关注。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哈佛大学“中国城市运营商”双向交流计划首席教练李津逵老师深为感慨，写来微信“孙老师，谢谢您！我正想找这本书，就收到了您和代林老师的美意。我读了代林老师的《大盛魁闻见录》，非常认同他对于口述史的价值判断，非常钦佩他把60年代那场访谈的原貌展现出来，对《旅蒙商大盛魁》一书是非常重要不可替代的补充，孙老师的视频也让我想起很多年前犹太朋友来深圳办事，无论多晚都要回香港才能吃饭。回族同胞经商创业比汉族还要难得多，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北方疆域的型塑、中华民族的形成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请代我向代林老师表达深深的敬意。”有了这样的期待，我认真研究《回族驼运》，根据书中的史实资料可证明，伊斯兰教对回族驼运的影响是深远的。

二

回族对骆驼怀有特殊的感情，他们把养骆驼视为“圣行”。他们学习伊斯兰教的圣人，素以吃苦耐劳著称于世。

拉骆驼是劳动谋生的“干净财帛”，所以有相当一部分穆斯林从事骆驼运输行业。正如近代学人愚哉所言，“在中国以骆驼为业者，多为回回人，此种之骆驼回人，终年露宿郊外，皮肤棕色，筋肉强壮，必有九月旅行荒野中。如库伦、乌里雅苏台、贝格尔、西宁等地，携帐幕、食粮、器用、舆具，随地食宿。惟至夏令，驼毛未生，则暂时休止，凡历三月，驼毛复生，则旅行如故。”

在清末民初，随着驼道的繁荣，呼和浩特作为连接中原与蒙古高原的重要节点，其商业地位逐渐凸显。回族驼运的兴起，正是基于这一背景，成为了连接中原与边疆、国内外的重要运输方式。

呼和浩特的回族驼运业在清初就已经存在，但最初只是以短途运输为主，主要服务于附近地区。这种初期的运输方式虽然规模不大，但为回族人民在当地的经济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驼道的兴起，呼和浩特市的回族驼运业也逐渐融入了这个庞大的贸易网络中。虽然起初并不是贸易的主力，但回族驼工在较多的驼队里占据了重要地位。他们不辞辛劳，奔走于驼道上。

呼和浩特回族驼运业鼎盛期，源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平绥铁路的开通，极大地促进了呼和浩特与内地如平津等地的经济联系。呼和浩特作为内地货物运往新疆，以及新疆货物运往内地的重要通道和集散地，其经济地位日益凸显。这种交通的便利为回族驼运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这一时期从新疆、甘肃、宁夏、青海等地运入呼和浩特，然后转运至平津内地的货物量非常巨大。皮张、羊驼绒、毛以及各种药材等商品的流通，不仅满足了市场需求，也推动了回族驼运业的快速发展。

由于内地与呼和浩特之间的货物运输主要依赖火车，而从呼和浩特将货物运往西北则主要依靠骆驼。因此，在主要旅蒙商号“大盛魁”歇业后，呼和浩特市的回族驼户便承担起了运往西北货物的重要任务。

当时呼和浩特市回族驼户有骆驼五千多峰。有的驼户是自营货物运往西北，有的是专门为客商拉脚。形成了北门、宽巷子、后沙滩、营坊道、东寺巷等多个驼户主要分布区，以曹“德厚堂”、杨“福喜堂”、孙“和盛公”、马“富亨元”、王“兴盛恒”、逯“聚盛德”等八大驼户为主导的庞大组织体系。这些驼户以其雄厚的实力和良好的信誉，在驼运业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这一时期，驼运业的营业额达到了30万元，显示出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市场影响力。驼社（后又成立归绥驼运公会）作为行业组织，拥有严格的组织结构和行会制度，确保了驼运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通过制定行业规范、调解纠纷、维护市场秩序等措施，驼社为驼运业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三

回族驼运是驼道上重要的组成部分。

驼道不仅稳固中国北疆，更促进了经贸与民族文化交流。内蒙古作为关键中转站，承载了深厚历史与文化价值。驼运路线作为茶道的延伸，是商贸、文化、民族融合的桥梁，连接古今，展现友谊之路的辉煌，对历史和现代都具重大意义。

最早开辟的前营路、后营路、库伦路三条，从1924年11月26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即关闭，呼和浩特的驼运就只有走大西北去新疆的古城子路了。实际上有三条，即大西路、小西路、新辟路。

大西路：从归绥至古城子（新疆奇台县），计72站，全程约5430里，从赛吃帖尔由此进入外蒙古地界。

小西路行至哈拉纽独，与大西路纱合并，以后34站，与大西路行走同样的站段。

大西路、小西路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一直是内地进入新疆的驼运通道。它基本上是沿着内、外蒙古边界行走，时而在内蒙古，时而在外蒙古。

新辟路是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呼和浩特的回族驼工们不畏艰难、历经千辛万苦开辟出的一条新驼运路线。这条路从内蒙古的达尔汗、茂明安、乌拉特旗出发，穿越宁夏、甘肃，最终抵达新疆，全程约7660里，设有74个站点。

特别是到了1931年以后，由于匪患丛生，驼商们在行至二里子河时不得不绕向西南斜行十五六站，经过肃州星星峡进入新疆境内，再向西北行至哈密，最终到达古城子。从古城子向西行4站地到迪化，再向西至伊犁，西北至塔尔巴哈台，分别进入俄国境内。

这些驼运路线，不仅是商贸之路，更是文化交流的桥梁和民族融合的纽带。它们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巨变，也承载着商贸、文化、民族交流的厚重底蕴。在今天，回顾这些驼运路线的历史，我们更应珍视和平与发展，继续推动各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

四

伊斯兰教倡导商业活动，强调商业道德。

在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中规定：“真主允许买卖，而禁止重利。”经商被视为一种崇高的职业，圣人穆罕默德及其继承者的商业实践为回族人树立了榜样，这深深影响了回族人的职业选择和生活方式。使他们在商业领域有着独特的见解和优势。他们把信仰转化为自发的行动，并恪守其中的要义，成为他们的商业精神、商业传统、商业文化的正确的价值观，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回族商业的灵魂。

一是“不重利”，以德为先，当作商号立商之本，乐善好施，与人为善，塑造了他们“乐商”的民族性格。

各个驼户遵循穆斯林经商应以信德为首。在每年都以不同的方式赈济回族或其他民族同胞，这一传统也在穆斯林后人中延续着。他们还坚持给清真寺的施舍。穆斯林五功之一的“课”，即捐赠施舍。其慷慨之举，不仅为贫困同胞带去温暖，更为社会树立了慷慨解囊、乐善好施的典范，对全社会风气的提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驼户如“兴盛恒”关照驼工家属，促其安心工作。杨福在“福喜堂”结合儒商与伊斯兰教理念，走外蒙古后快速发展，驼队壮大。在较短的时间内，“福喜堂”就拥有了百余峰骆驼。逯氏的第一代创业者逯旺于 1928年去世后，与父亲相比，儿子治理家业的能力毫不逊色。

二是回报社会，交纳"天课"。“天课”在阿拉伯文中被称为“zakat”或“扎卡特”，这一词汇蕴含着“洁净”的深意，意味着通过交纳“天课”，个人的财产得以更加纯净和神圣。在伊斯兰教中，“天课”是一项法定的施舍，同时也是一种宗教课税，它承载着施贫济困、防止财富过度聚敛的重要使命。每年伊斯兰教历的9月，即莱麦丹月，是斋月的月份，也是“天课”交纳的重要时刻。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曹廷旺会亲自或请人对其盈余的财产进行严格的清算，这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在内。随后，他会根据伊斯兰教对不同财产设定的纳税比率，将这些财产折合成现金数额，以便进行后续的赈济活动。在斋月期间，他会根据不同的接济对象，或直接送钱，或送去米面、煤炭等生活必需品，以缓解他们的燃眉之急。对于那些其他兄弟民族的穷苦同胞，曹廷旺也会用“扎卡特”以外的钱给予帮助。“德厚堂”的这一措施已经坚持了数十年之久，每年一次，从未间断。

三是在生意场上一直遵循“言既出，必守信”的原则。“聚盛德”在商业领域的卓越表现，离不开其始终如一的诚信经营原则。他们深知“言既出，必守信”的重要性，即便是面临利益损失，也绝不食言，这种难能可贵的品质赢得了广泛的尊敬与信任。无论是与小店户的日常交易，还是与大型商贾的通融合作，“聚盛德”都以其公平、诚信和商德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在长期的商业实践中，“聚盛德”与蒙古族单巴家的世代交情便是其诚信经营理念的生动写照。他们的骆驼在单巴家的草场上自由放牧，这份深厚的信任与合作，正是基于双方对公平、诚信和商德的共同坚守。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聚盛德”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始终不忘义利平衡，将“谋财而不忘义”作为经商的道德准则和基本心态。这种高尚的商业伦理，不仅为他们在商业竞争中赢得了优势，更为整个回族商帮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三是彰显了回族驼户和驼工勤俭奋斗的精神理念。回商生活准则“既不挥霍，又不吝啬，谨守中道”确实深刻体现了他们的勤俭持家精神。从曹“德厚堂”、杨“福喜堂”、逯“聚盛德”、王“兴盛恒”等大驼户的经营理念和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这种美德的广泛实践和传承。

以“兴盛恒”王家为例，他们的饮食生活简单而有规律，不追求奢华，却也不失温馨和满足。家中无论老少、主仆，都共享一锅饭，这种平等和团结的氛围也是勤俭持家理念的一种体现。在日常饮食中，王家注重简单和营养，很少奢侈地吃鱼、肉，而是在特定的节日或斋月里才会稍微丰盛一些。在过节期间，他们会给贫穷的人出散“乜贴”，这种行为不仅体现了他们的慷慨和善良，也进一步彰显了回商勤俭持家、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

五

信仰的坚守与传承。

在长途跋涉的贸易过程中，伊斯兰教商人始终坚守自己的信仰。按伊斯兰教规定，在长途跋涉中，穆斯林可以不进行礼拜，但部分虔诚的穆斯林仍坚守拜功。这种对信仰的坚守和传承，不仅体现了伊斯兰教文化的力量，也为驼道上的其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曹廷旺这位“德厚堂”的创立者，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一生遵行伊斯兰教的圣道，曹廷旺一日五番“乃玛孜”不说，年年斋月坚持把斋，坚守拜功。在他的带动下，曹家上下对伊斯兰教功课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传统，并一直传承了下去。《“德厚堂”曹氏家史》中所说，“一个大家庭、一个团体（团队），甚至是更大的组织，其奠基者、开创人的思想、作风及确立的门规家训，对后人是影响至深的”。

由于杨福虔诚的信仰，得到了维吾尔族“毛拉”的帮助而化险为夷，在改走甘肃的驼运经历中，杨福也经历了类似走新疆的险境，但都安全脱险。赴新疆的驼运使“福喜堂”经历了许多惊险乃至危及人员生命安全的事件，由于杨福虔诚的信仰，得到了维吾尔族“毛拉”的帮助而化险为夷，也为“福喜堂”在新疆经营驼运业画上了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句号。当时，土匪头子还想证实一下杨福是真穆斯林，还是假穆斯林，令杨福站起来念一段《古兰经》。杨福生活在一个有功修的穆斯林家庭，平素家庭对其有足够的伊斯兰教文化的熏陶，他站立起来面西念了一段“法谛哈”（阿拉伯语音译，意为“开端”。《古兰经》首章，共七节。穆斯林礼拜时必须反复诵读这段经文）。土匪一看绝对是穆斯林，便放他走了。

代林老师讲到了爷爷一个有惊无险的故事。一次爷爷跟随的驼队在新疆境内遇见“缠头土匪”（归绥的驼工对维吾尔、哈萨克土匪的称呼），眼看土匪开始抢劫了。他爷爷刚给奶奶买了一个金戒指戴在手上，他看土匪专抢细软，就摘下戒指含在嘴里，迅速向西跪下，紧闭双眼，捧起双手作都阿宜。土匪头子看见这里有位穆斯林，他们骑马绕爷爷身边转了几圈，确认是真穆斯林，就扬长而去。此后，回到归绥，爷爷决心不再从事驼工这个有危险的行当，坚持每天五时拜功，每年封两个月的斋，一直到他归真。关于穆斯林一年要封两个月的斋，他曾当面请教过几位阿林，他们的回答都不令代林满意。爷爷晚年时，也就这个问题问过老人家，但他一笑了之，从未给予正面回答。他猜想可能是那次遇土匪时，他对真主有过承诺，这是他后三十余年如一日用实际行动兑现承诺，一诺千金。信士以守道，独善其身。在艰辛的驼道上，风险叠生，吉凶难测。但一个人倘若树立起了必胜的信念，就不怕艰难险阻，就有了战胜一切困难及危险的勇气和精神。

六

伊斯兰教的祈福仪式。

人们都渴望得到真主的庇护，求得平安，每当归化驼队出发时，各色各样的祈福仪式成了当时一项重要活动。

曾任内蒙古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哈吉·穆罕默德·优素夫·景锡恩说过：“我们穆斯林驼队走的时候，小部分驼队就在家里办了，大部分驼队把这骆驼散开，在这里要举行一个欢送仪式。这个欢送仪式就等于做个“都尔依”，我们伊斯兰教穆斯林也叫念“邦克”，也就是大家一起捧起手来祈求伟大的真主安拉保佑我们一路平安，我们的人、货物、牲畜都一路顺风。阿訇、乡老一起互道赛俩目（平安）。最后走的时候互相拿把手（握手），你跟我的手要拿到一块，他们也有哭的，我们就说挺好，白雷开提（吉祥）。阿訇就劝：别哭，这是挺好的事，你们一路平安，走哇。

驼队，就是踏着这条路走向了通往西部的驼道，驼队出发时那人声鼎沸、驼铃声声的热闹景象，已经在人们的记忆渐渐逝去了，只有这条路可以见证千千万万的驼夫的喜悦悲伤。可以回族驼商和驼工，不论是去蒙古高原，还是到新疆，都要经过数千里的戈壁、荒漠地带，草原深处，要忍耐严寒酷暑、狂风暴雨、饥饿焦渴。不仅道路十分艰难，生活异常艰苦，而且还常常遭到土匪的袭击，甚至连生命都会受到危害，但是这恰恰体现了回族穆斯林坚毅、自信和智慧以及大无畏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