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7月1日，阿尔巴尼亚小说家和诗人伊斯玛依尔·卡达莱（Ismail Kadare）去世，享年88岁。卡达莱在阿尔巴尼亚政治强人霍查（Enver Hoxha）的阴影下写作，他在多部作品中通过寓言和神话来审视当代社会。卡达莱的作品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曾获得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耶路撒冷文学奖等国际奖项，是每年诺贝尔夺奖呼声最高的作家之一。评论家经常将卡达莱与卡夫卡、昆德拉和奥威尔等人相提并论。布克国际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约翰·凯里（John Carey）曾评价，“卡达莱描绘出了完整的文化——包括它的历史，它的热情，它的传说，它的政治和它的灾难，”，他是“一位继承了《荷马史诗》叙事传统的世界级作家”。
“令人惊叹、充满魅力”
卡达莱1936年出生于阿尔巴尼亚南部城镇吉诺卡斯特。他的父亲是一名公务员，母亲是一名出身富裕家庭的家庭主妇。1944年，霍查所领导的共产党控制了阿尔巴尼亚，当时卡达莱8岁，已经沉浸在世界文学中。“11岁时，我读了《麦克白》，它和希腊经典像闪电一样击中了我，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什么能左右我的精神。”卡达莱1998年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回忆道。
在地拉那大学毕业之后，卡达莱被派往莫斯科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攻读研究生，他后来形容该研究所是“一座培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教条式写手的工厂”。
1960年，卡达莱带着一部小说回到地拉那，这部小说讲述了两个学生重写阿尔巴尼亚失传文本的故事。当他在一本杂志上发表了小说的节选后，这部小说立即被禁止。“这是一件好事，”卡达莱2005年对《卫报》说道，“（20世纪）60年代初，阿尔巴尼亚的生活令人愉悦，井井有条。一个作家是不会知道他不应该写有关篡改历史的故事。”
三年后，《亡军的将领》通过了审查，并在阿尔巴尼亚出版。小说讲述了一位意大利将军在二战结束二十年后重返阿尔巴尼亚山区，寻找阵亡士兵遗骸的故事。亲政府的评论家谴责这部小说过于国际化，并认为它没有对意大利将军表现出足够的仇恨。1970年，《亡军的将领》在法国出版，《巴黎评论》写道，它在“巴黎文坛掀起了一场风暴”，《世界报》称它“令人惊叹、充满魅力”。
与极权的矛盾关系
卡达莱的突然崛起引起了霍查的关注。为了示好，卡达莱写了《伟大的冬天》（1977年），这是一部庆祝霍查1961年与苏联决裂的小说。卡达莱表示，他有三个选择：“遵从自己的信仰，这意味着死亡；完全沉默，这意味着另一种死亡；或者致敬、贿赂。”他说，他选择了第三种解决方案，写下了《伟大的冬天》。
1975年，卡达莱在写下批评政治局成员的诗歌《红色的帕夏》后，被流放到一个偏远的村庄，并一度被禁止发表作品。1981年，他出版《梦宫》，对政权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该小说以奥斯曼帝国时期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专门收集人们的梦境，以寻找不同政见的迹象。这部小说在出版几小时后被禁。
尽管遭遇这些挫折，卡达莱仍成为阿尔巴尼亚作家联盟的重要人物，并在人民议会担任代表。此外，他还得以出版作品并出国旅行。
卡达莱在国外的成功似乎为他在国内提供了一些安全保障。尽管如此，他说，他仍然生活在政权可能“杀害我然后称这是自杀”的恐惧中。为了防止自己的作品在死后被篡改，卡达莱在1986年将手稿偷运出阿尔巴尼亚，交给他在法国的出版商。法国出版商则利用自己的地拉那之行，偷运出了更多的作品。
“变色龙”还是“异议者”
1986年，霍查去世，新总统阿利雅（Ramiz Alia）开始试探性地进行改革。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卡达莱会见了总统，主张进行改革。但到1990年10月，他得出结论认为“在阿尔巴尼亚不可能有合法的反对派”，并且“比起在阿尔巴尼亚采取任何行动，我的叛逃更有助于国家的民主化”。
在登上阿尔巴尼亚秘密警察“西谷里密”（Sigurimi）要逮捕的100名知识分子的通缉名单之后，卡达莱逃往巴黎，并在法国申请了政治庇护。“最终（让我逃亡）的动力是来自 ‘西谷里密’直接或间接的威胁，他们想要清算旧账。”卡达莱告诉《纽约时报》。
定居巴黎后，卡达莱开始发表更直接针对极权主义的作品。中篇小说《致盲令》描写了一位奥斯曼帝国苏丹下令必须让携带“邪恶之眼”的臣民失明，而《金字塔》则将吉萨金字塔的建造描绘为狂妄自大法老用来进行控制和压制的工具。
随着声誉的增长，卡达莱获得了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以及2005国际布克奖。他的这一系列荣誉在文坛上引发了争议，罗马尼亚作家杜米特拉斯库（Renata Dumitrascu）认为卡达莱的职业生涯“建立在一个可疑的前提上”，并宣称“卡达莱不是索尔仁尼琴，从来就不是”。
“像其他共产国家的大多数同类一样，卡达莱是一个精明的变色龙，巧妙地在这里或那里扮演反叛者，以激发那些寻找东欧异议声音的天真西方人。在他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与谁为伍这一点上，没有任何的争议；事实上，他的简历充满了追逐职业成功和顺从的痕迹。”杜米特拉斯库写道。
卡达莱驳斥了有关他利用虚假资历进行交易的指控，并建议批评者把注意力放在他的作品上。“我从未声称自己是‘异议者’。在霍查政权下公开反对，就像在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公开反对斯大林一样，根本不可能。异议是一个没有人能占据的立场，即使是几天，也会面临枪决。另一方面，我的书本身就是对政权的一种非常明显的反抗。”卡达莱在接受《耶路撒冷邮报》采访时说道。
共产主义在阿尔巴尼亚落幕后，卡达莱抵制了不同政党或政治家要求他担任国家总统的呼声。2005年卡达莱接受国际布克奖时说道：“在典型斯大林主义政权下，唯一可能的反抗行为就是写作。”
新闻来源：美联社、纽约时报、卫报，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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