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多余了吗
1995年4月，国务院计划委员会里一位叫杨宜勇的官员，把一个名词说得比“通货膨胀”更可怕。这个词叫“失业”。
他发现，无论是当年的总理政府工作报告，还是计委的年度报告里，都没有提到过“失业率”。这令他费解。后来，他写了一份措辞尖锐的报告，并上呈给了部门领导。领导在5月10号作了批示：请规划司研究。
只不过，把“失业率”作为中央政府手上一个影响政策的指标：
还要等到一年以后。
但杨宜勇和几位同事早已研究了中国的失业问题，并获得了难以置信的结果:中国的失业问题远比政府估计的严重，不是520万人，而是数以亿计。
这中间包括城市里约2600万个职工，和乡村中1.8亿农业劳动力。对于这两类人，他们用了一个形容词：
多余的。
说到百分比，也根本不是当时政府公报中说的2.9%，而是25%。所有这些人，在当时统统叫做“隐性失业”，意思是名义上有事做，而实际上无所事事。统计把这些人隐蔽起来，可他们自己却无处藏身。
在当年，是没有“失业”这个词的，最多叫下岗。尽管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三年前就把杨宜勇说的话，一字不差地说了出来，但都是不便公开的。
计划委员会里的官员如此直言不讳地谈论失业：
这还是第一次。
当时，政府更愿意把这种情况叫做待业，理由是失去工作是暂时的，很快就会柳暗花明。不过鸡汤是喂不饱肚皮的，现实是这些人平均待机的时间越来越长：1994年还是4个月，到 1995年就是7个月，其中一年“待业”12个月的，在广州有9%，在吉林有44%，在湖北有55%。
一年以前，每100个下岗者中，有70个人有机会重新工作，但现在劳动部的官员说，只有53人。好找工作的地方不多，几乎都是江浙这类私企多的省份。
当时中国社科院还出了份报告说，在1995年以前的十年里，有86%的中国人觉得生活变得更好了，仅有4%的人认为生活变差了。但从1994年起，认为“今不如昔”的人忽然多了起来。后来不少学者和知识分子悟出了一个结论：
1995年是中国人生活道路上的一个分水岭。
一位记者在读了报告后也说，真的很想知道，1995 年我们的国家：
发生了什么？
那年发生的许多事都挺眼熟的。
国企改革本已出现突破的机会，可很多工人下岗；通胀被遏止了，新的麻烦是通缩；政府的统计报告说有600种商品供大于求，按现在的话叫产能过剩；关于腐败的案件突然增多，许多数字都是前所未有的；官员们对一些知名个体户的关心也多了不少，变态的热情和变态的冷漠，在官场同时泛滥了起来。
历史是个好东西，正面或侧面，都有值得记住的一面。
1
这一两个月，云南某高校文科学院的老莫身心都快崩溃了。他主要负责学生就业工作，天天夹在校领导和学生之间两头受气。
要完成学校指标，他得尽力帮这群学文科的孩子找到工作，这一两年都是倒数第一第二的就业率；想说服暂时就不了业的同学们签个就业协议或证明，也行不通。
这群孩子大多数都想考公，填了协议就会影响他们的应届毕业生身份。遇到学法的同学，老莫跟他们说多了：
对方还反过来给你讲法。
老莫说，大多数学生都选择三条路：考公、考研、考编。其实就两条路，进体制和进不去。失败了，就留在家再备考一年。
这部分学生的占比高到70%~80%，但能被录取的比例10%不到。他们还得和全国的985、211高校血拼，像老莫所在的高校学生，即便被录取，多数也只能去县乡级别的部门。
2022年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也印证了这个趋势。2003~202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读研比例持续上升、正式就业比例创新低、毕业去向落实率出现下滑：
待就业率有所回升。
2023年5月国家统计局数据也说，全国有600万待业青年，青年失业率达20.8%。其实财哥更想知道，又有多少中年人在待业。
老莫也感觉一年比一年难，今年有招聘意愿的企业更是少，大型招聘会都很难办起来。学校邀请企业来参加校招，对方直接说可以来帮他撑个场子，但人就不招了：
还想裁员呢。
不过老莫并不能闲下来，学院的就业率还得每天统计。学校层面，每天一通报，每周一通报。从情况来看，学校整体就业率有60%左右，有些比较好的理科专业，能达到百分之七八十。
学生的去向也很清晰，大多数是中小企业，央国企难进，得考，学生还反馈说企业的要求多。老莫说，企业要求肯定高，难不成是钱多活少领导傻：
你在想啥呢？
另一家民营企业的董事长老高最近也特别忙，忙着接待络绎不绝的各高校校长，听他们推介自己的学生。
听完之后，他就问自己这个世界怎么了，很多学生想的和企业想的，基本不搭调。
有些外形条件比较好的学生认为，毕业之后一个月工资应该拿七八千甚至上万，但市场行情其实就3000元左右。另外，他们还一般不考虑民企，除非是上千人的集团。而另一边，不少民企招不到合适的人。
也不是所有人都揣着不靠谱的想法，不少年轻人还是选择了更实际的路径，先就业后择业。
老莫告诉财哥，今年毕业的学生，因为疫情，有很多在家上了三年学。他们也对经济是个什么情况略知一二，对薪资也没什么要求：
能有个班上就不错了。
从去年开始，每年都去访企拓岗的老莫就发现，有些写字楼一到晚上，基本有一半都不亮灯了，今年更是人去楼空。以前不是这样的，人满为患，很热闹。几乎是同时，学校周边的大型超市也消失了好几个，甚至连银行都只剩ATM机。
擅长运营园区的李云杰今年也接到不少园区和写字楼业主的邀请，请他去把空置的房间给收了，能收多少就收多少。
一位在螺蛳湾做生意的朋友前两天也说，好多在这里多年的同行都走了，要么去东南亚，要么去迪拜：
昆明那么小，你快来看看。
2
青木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创业。
从大三那年开始，他的就业观就变了。因为擅长视频拍摄和想法多，他当时在一家民企里当企划总监，一个月能拿8000块的工资。
不过因为不想看老板脸色，加之不喜欢朝九晚五地上班，还是决定自己干。整个毕业季，他没有参加任何招聘会，但和同学们聊得不少。
他总结出部分同学难就业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好高骛远，心理还脆弱，被拒绝一两次就自我怀疑；二是挑挑拣拣，对自己定位不清。其实就一句话，想就业：
要不有真才实学，要不就会人情世故。
两样都不具备就自然进退两难，然后变成了要么在家待业，要么慢慢找，反正就一种无所谓的态度。
在如今的叙事里，人们通常把这类人叫做45度青年。0度是躺平，90度是内卷，卷又卷不动、躺又躺不平的就是45度。
这个群体追求“60分万岁，多一分浪费”，在工作上不想垫底，也不想出风头。
2018年5月，日本NHK还推出过一个在中国深圳拍的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片子里描述了一群被称为“三和大神”的农民工，被现实教育后，放弃了在深圳赚钱致富的梦想。他们最典型的特征是，用日结的工资在三和周边过着“干一天玩三天”的生活，这很像东南亚和非洲的打工人。
这群神人拿自己的收入，和马爸爸比，和过高的房价比，最后集体幻灭：
活得像“平成废物”。
但中国大学生真正能躺下去的人并不多。中国社科院在去年做的另一项调查显示，在经济转型期，未就业的绝大部分人还是很努力，备考族占58.91%，求职族占32.75%，躺平族占比仅有8.34%。躺平的这部分学生普遍还有个特点：
人力资本状况更差，家庭背景更不好。
青木也觉得创业很难，不过所幸他所在的学校创业氛围一直比较浓厚，甚至还有专门的创业协会，加上学院领导和外面的前辈提携指点，这条路走得还算顺。
他告诉我，学校非常支持各类创业活动，一年孵化将近20个创业团队，几年下来也不少。
在政府的政策支持方面，他觉得挺不错的，唯一的压力来自于创业本身，得靠自己。学生创业不可避免会掉很多坑，比如因为心智不成熟，在面临商场上尔虞我诈的时候，就容易无所适从。
老莫也赞赏这种态度，人还是得勤快一点。他的学生们有些也在送外卖、送快递，一个月也能赚个四五千：
这总比找家里要钱好吧。
无论985、211，还是一般的学校，上岸也好，下海也好，都得先去做。
荣格说过，每个人都有两次生命，第一次是活给别人看的，第二次是活给自己的。第二次生命常常从四十岁开始：
在这之前都是做调研。
3
十多年前，张星粤还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摆地摊了。那年头，他一天可以赚个千把块钱，感觉人生充满希望，电商也刚开始，到处都是发财的机会。现在他是一家集团的董事长。
他最近几年也时不时和一些大学生交流，发现很多人觉得摆地摊是件很Low的事，其中也有个原因是钱更难赚了，各行业卷到人人都没太多空间。他承认，如果放到现在：
自己不一定闯得出来。
另外，那些年很多人都是主动创业，而现在被动的比较多，尤其是35岁以上的中年人。同时，创业的人也肉眼可见的少了很多。
经济模式的转变、阶层固化等因素，都加大了创业的难度，不是靠吃苦就行，得更聪明地创业。也就是，每个创业者身上都得有核心的专业能力和技术门槛。
举个例子，就算开个奶茶店，现在都最好是加盟几个头部品牌，单干的生存几率越来越小。
当然，张星粤认为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比如在垂直领域做小而美，依然有可能成功。全国做不了就做昆明，昆明做不了就做其他区域，甚至街道、社区，只要愿意挖掘，都能找到活下去的理由。
这里首先需要摒弃一个心态，创业者别一来就讲未来要赚几个小目标，真是不知道要赚一个亿有多难，一年有10万以上的利润就算活下来了。财哥这么多年也只赚了两个“忆”，一个叫失忆，一个叫回忆：
我骄傲了吗？
创业者都是孤独的。
这一点，云南省青创会的朋友深有感触，所以这些年一直在想办法把大家都聚拢起来，一起干点事，一起整合下资源。
几年下来，有不少创业者都在这里找到了新的项目，甚至新的合伙人，在找银行贷款、税收筹划方面都比自己单打独斗靠谱了不少。
朋友告诉我，云南青创会与很多协会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里都是草根，都是一颗颗种子，相比其他已创业成功的企业，草根更需要一个平台。目前青创会在云南大部分县市都有布局，几千上万家企业：
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
他用9个字总结了下青创会的三个优势：组织化、实体化、公司化。
比如一年下来要搞100多场活动，有十万方的实体园区，还成立了集团，通过公司化运作服务企业，包括投资、孵化、助力出海等等。
创业者也是需要呵护的。
老杨经常去外省考察和学习，走完北上广深和江浙，他最大的感受还是政府与市场的亲疏远近，决定了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力高低。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越不怎么感受得到政府的力量。
他曾跟沿海一家互联网公司聊过，老总说没见过什么领导，就算公司营收规模已经上百亿，就连区长都没来过企业。原因很简单，一是领导真没时间，二是公司所在的街区上市公司扎堆：
所以他们没什么事都不会来。
老总也曾想过要不要主动去找领导汇报汇报，但人家直接说，不需要找他们，他们也不需要来，公司正常纳税就行。
老杨和我说，云南可以学习学习。
上世纪90年代，崔健是公认的摇滚之王。但可能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是，无论他在台上多么躁动，但每次创作歌曲时，都会把自己放在家里一个类似于灵修的房间，盘腿而坐，背靠墙壁，面壁沉思。
有乐评人评价那时的崔健，越沉默，就越有力量。
所以你看，万物就是这么有趣，现在所经历的沉默和磨难，可能就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唯独不能躺，因为一躺下：
人就软了。
★老莫、老高、李云杰、青木、张星粤、老杨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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