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一位美国女记者在英国去世。去世前，她特别留下了遗嘱，不但要把她著作所产生的所有收益全部赠予朱德，而且还希望能葬在中国，在葬礼上听一听中国的国歌。
中国政府得知她去世的消息后，通过多方努力，终于在一年后，把她的骨灰接到了中国。
之后，我国又为她举行了高规格的葬礼，朱德、周恩来等人都亲自出席了葬礼。并在葬礼现场，为她演奏了她心心念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这位外国女记者就是史沫特莱。那她为什么要把遗产赠予朱德？为什么又想葬在中国呢？中国为什么又会同意她的请求？这还要从她的个人经历说起。
同情革命，活跃上海
1892年，史沫特莱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是一个小农之家的孩子。由于当地的土地较为贫瘠，史沫特莱家孩子又多，所以导致一家人的生活比较贫困。
而史沫特莱的父亲又天天酗酒，使得原本不富裕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史沫特莱对此深感不满，所以在12岁那年，就选择了离家出走。
离家之后，史沬特莱先是到丹佛投奔了她的姨妈，并在姨妈的资助下，学会了速记。
19岁那年，她又在亲友的帮助下，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做了一名旁听生。正是在此期间，史沫特莱第一次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
由于成绩优异，史沫特莱毕业后，被任命为学校的教师秘书兼打字教师。但有了稳定工作的史沫特莱并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的追求，甚至还加入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美国社会党。
不久后，她社会党成员的身份就被校方发现，史沫特莱只能被迫辞职。
辞职后，史沫特莱来到了纽约，继续与聚居在格林尼治的美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进行交往。
当时美国即将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沫特莱就与其他社会主义者组织了一系列的反战运动和支持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
结果不幸被美国政府逮捕，史沫特莱的同伴们为她交了1万美元的巨额保释金后，她才被释放出狱。
出狱后，史沬特莱对美国深感失望，就在朋友的邀请下，去了德国柏林。
到柏林后，她仍然不改自己的社会主义信仰，先是访问了苏联，参加了共产国际的会议，后又参与筹办了“世界反帝大同盟”。
但也因此而被德国政府定性为“间谍”，使得她在德国的生活举步维艰。
就在这时，共产国际邀请她以《法兰克福日报》驻外记者的身份进驻中国，一直就对中国向往的史沫特莱欣然同意。
就这样，史沫特莱于1928年底，通过乘火车的方式，取道苏联，来到了中国，从此开始了她长达13年的中国生活。
史沫特莱到中国后，先是居住在了上海的法租界。安定下来之后，她就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开始了外围联络和文化宣传工作。
她一边给《法兰克福日报》撰稿，采写了大量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报道；一边又在共产国际和美国共产党的支持下，牵头创办了《中国论坛》和《中国呼声》两份刊物。
对国民党政府和英美对华政策进行抨击，宣传中国的左翼文化和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
当时国民党政府实施“白色恐怖”政策，大量的中文版激进刊物遭到查封。
而史沫特莱的这两份刊物则因为其美国营业执照，和法租界法律的保护，完美逃过了国民党的历次查封，成为当时国内著名的红色舆论阵地。
在上海期间，史沫特莱同共产国际人员来往密切，并多次为他们的工作提供掩护和帮助。
比如在1930年，苏联派出著名间谍佐尔格，以自由记者身份混入上海，试图帮助苏联重建被国民党破坏的情报网络。
由于佐尔格初来乍到，对中国的情况还不熟悉，所以就找到了史沫特莱。史沫特莱义不容辞，不但帮佐尔格找了很多得力助手，而且还为他们提供了安全信箱和房屋住处。
与此同时，史沫特莱和中共地下党也有频繁的往来。在到达上海之初，史沫特莱便经人介绍认识了陈云。
当时在中共“特科”工作的潘汉年经常出入史沫特莱在上海的住所；陈赓、刘鼎、周建屏等人也曾在史沫特莱的住处养伤或躲避搜捕；
1936年初，史沫特莱了解到陕北红军医药奇缺的状况后，还通过秘密渠道为红军筹集了药品。
除此之外，史沫特莱与左联也保持了较好的关系。左联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文学组织。
史沫特莱在上海期间不仅参与了左联创办，而且也是第一个向国外介绍左联活动情况、宣传左联的作品的作家。
而史沫特莱本人也同鲁迅、茅盾、冯雪峰、丁玲等左联领导人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交往。
1933年丁玲被捕后，史沫特莱及时将消息传递给了欧美文化界，使得国民政府不敢轻率地处死丁玲，从而救了她一命。
1936年，鲁迅重病时，史沫特莱还为鲁迅请来美国肺病专家为其诊治。鲁迅去世前夕，还与史史沫特莱合作，出版了德国女版画家勒惠支的中文版画集。
而史沫特莱与中国革命的缘分还远不止于此，除了上海外，她还曾在红色革命圣地——西安的土地上发光发热。
扬名西安，结识朱德
由于史沫特莱一直在上海从事进步活动，到了1936年，史沫特莱在上海的处境变得愈加艰难。我党得知情况后，就邀请她来到了西安。
但刚到西安没多久，西安事变就爆发了。史沫特莱出于责任感，立即以“在西安的唯一的西方记者”的身份，投入到了各项善后工作中去。
她首先是积极斡旋，让张学良释放了很多无关紧要的政治犯，并对其中的伤员组织了救治；其次是参与组织了各种游行示威活动，宣传抗日救亡主张。
最后是对西安事变的进程进行了对外的英语广播，使世界各国及时了解西安事变的真相，成为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而史沫特莱也因此而成为了知名国际记者。
西安事变后，史沫特莱又接到了我党的访问邀请，来到了延安。这使得她成为了继斯诺之后，第二个进入陕北苏区访问的西方记者，同时也是第一个进入延安的西方记者。
陕北的高原环境不但让史沫特莱想起了美国西部风光，史沫特莱本人也对延安那种紧张有序的生活有一种亲近感。
在这种自然和社会环境下，史沫特莱很快适应了延安的生活，并采访了大量中共领导人。
在延安的诸多领导人中，史沫特莱与朱德的交往最为密切。史沫特莱认为，朱德不但和蔼可亲，公平厚道，而且思想开放，胸襟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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