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统一的公共卫生制度,一旦遇到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就会出现很大的死亡现象。那么,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公共卫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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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医学领域主要是中医的天下。虽然中医的来源很可怀疑,但人们得了病之后必须要接受中医的治疗,没有西医的研究,也没有西医的推广。中医来源于巫术,在远古时期,巫医不分,巫师就是医生,医生就是巫师。巫师通过降神来给人们去除疾病,预测吉凶,后来才会应用一些草药给人们治病,发展出了中医系统。神农尝百草的故事本身就有神话的色彩,也有中医辨证的思想在里面。通过采集身边的草药,给人们治病,已经成了巫师的一项必备的技能,后来巫师和医生分离之后,有了专门的巫师和专门的医生。巫师主要负责降神攘灾,预测吉凶,而医生主要负责给人们治病。但医生也有画符去灾的方法,就像中医的《祝由十三科》里面的东西,全都是画符驱鬼治病的方法,应用于虚证。在当时医疗条件比较差的情况下,中医成了人们的救命稻草。不仅如此,还有道士炼丹的情况,有佛教徒说因果的情况,都来应对疾病,算是一种心理上的治疗。究竟有没有效果,就看人们受到了多大的暗示。连同皇帝都相信道士炼丹能够长生,相信佛教徒说的因果关系,甚至沉迷其中。有好几位皇帝因为服食仙丹而中毒身亡,和他们的迷信有很大的关系。

不管是道教的炼丹,佛教的说因果还是中医的诊脉治病,都有一套自己的说法,比较笼统,却并不精确。没有任何一个人搞一些西医方面的精确化研究,没有科学仪器做指导。在这种情况下,中医的望、闻、问、切诊法以及中草药的疗法就成了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于疾病治疗方面,有突出的效果。因为没有别的医疗技术与之对比,只有中医可以依靠,那么中医也就成了得病之人的救命稻草。或许中医受到了阴阳学说的影响,里面很多知识都强调阴阳观念。强调阴阳协调,强调合于自然,当然也和道家的思想有很大的渊源。只是笼统地论述天地万物,笼统地进行系统化处理,本身就会走向偏颇的境地。因为全面看问题不仅要看到笼统化的系统化的知识,而且要精微化,看到细小的东西。中医没有显微镜,不可能对细菌进行精细化的研究,也不可能对病毒进行显微镜下的研究,只能笼统地调整人的脏腑之气,使之合于自然,少生疾病或去除疾病。于是,在瘟疫到来的时候,中医能够起到的作用并不是非常大,中草药并不能完全治疗得了瘟疫的人,甚至在瘟疫面前很多老中医都感染了疫情,一命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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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讲系统化的治疗理论,也讲医疗技术的社会应用,却唯独没有建立精细化的细菌以及病毒研究。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言里说:“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说了中医的作用,却并没有说出中医的缺点。没有建立科学的公共卫生制度,而是任由人们自由发展,看似社会结构比较稳定,但是瘟疫到来的时候却会破坏社会生产力,甚至直接导致民间起义。在古代,城市化进程从来没有完成过,农村里公共卫生条件非常差,甚至人畜杂居,粪便到处都是,一旦遭遇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就会造成大量的人员死亡。即便在城市,卫生条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城市里没有公共的地下排水系统,只有地上的排水沟,而真到闹疫情的时候,地上排水沟内的病毒会蔓延开来,造成大量的人员死亡。统治阶级只是要稳定社会结构,要用愚民政策安抚农民,让农民老老实实种田,以保证粮食来源的稳定性。但统治阶级却并没有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没有学习西方的医疗技术,当然不会建立公共卫生制度了。

在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古代社会,要保证民间生产力的发展,就要保证劳动力健康茁壮成长,但是囿于农业文明的限制,科学技术无法推广,或者根本不被采用,而中医就算是当时先进的科学技术了,却没有建立良性的公共卫生制度,只是有医治病人的技术,却不具备济世安民的效果。虽然有《黄帝内经》、有《神农本草经》,有《伤寒杂病论》等著名的医学著作出现,但只是被当成工具使用,没有建立独立的医学治疗和卫生公共体系,也就不可能建立公共卫生制度了。权力过分集中到统治阶级手中,而医生并不是权力系统内部的人物,不能左右权力系统的运作,当然也就不会受到权力系统的重视,即便有古代的医生要提出建立公共卫生制度,也不会被权力系统采纳。因为建立公共卫生制度需要花钱,需要长期保持。而瘟疫并不是每年都有,甚至是突如其来的,让人捉摸不定的。于是统治阶级只是在瘟疫到来的时候,搞一些医疗方面的建设,却不会在平时建立统一的公共卫生制度。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来看,即便建立了公共卫生制度,也不一定能有效防止瘟疫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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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还是国家体制太落后、太封闭,统治阶级只是作威作福,却不管被统治阶级的生存状况,而在医疗条件落后的状况下,医生没有任何权力,只是在治病方面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不可能左右权力系统的决策,也就不可能建立统一的公共卫生制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