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所有的亲戚朋友中，和他最为亲密的无疑就是表哥文运昌了，当初毛主席想去报考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时，文运昌是出了大力的，后来毛主席回湖南搞农民运动，文运昌也提供了大力支持。
因此，虽然后来毛主席因为要领导革命的缘故和文运昌分别了整整26年，但他却一直没有忘记文运昌对自己的帮助，也一直对其心怀感激。
然而，就是这位与毛主席十分亲密的表兄文运昌，在1953年进京看望毛主席时，却因为一件事直接惹怒了毛主席，毛主席甚至当着众多亲朋的面要他离开北京，回湖南老家去。
那么，文运昌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让毛主席如此愤怒，以至于要将他撵回老家呢？
关于毛主席和文运昌之间的故事，还要先从毛主席的童年讲起。
亲密无间的朋友
毛泽东主席的父亲叫做毛顺生，母亲叫做文七妹（文素勤）。
毛泽东出生后，毛顺生为了养活一家人决定去入伍当兵，毛泽东也因此跟着母亲一块儿在外婆家度过了少年时光。
在毛泽东少年时期，和他关系最好的就是表哥文运昌了。文运昌是毛泽东八舅文玉钦（一作文玉饮，是毛泽东外公次子，在家族中排行老八，故称之为八舅）的次子，出生于1884年12月15日，在家族内排行十六。
虽然文运昌比毛泽东大了9岁，但是毛泽东却和这位“十六哥”的关系非常要好。
文运昌知道毛泽东喜欢看书，而他家里正好有着大量的藏书，于是经常性地从家里拿出书来借给毛泽东阅读，在所有的书中，毛泽东最喜欢的就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经常没日没夜地看，在当时人看来，这些书都是“杂书”，和四书五经等“儒门经典”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但文运昌对表弟的这个爱好却十分支持，从来没有因为他喜欢看“杂书”就不借书给他。
1910年，16岁的毛泽东做了他人生中第一件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大事：辍学。
当时，他的父亲毛顺生之所以将他送去私塾，主要想的就是儿子能认几个字，将来当个商人就可以了，见儿子不想读书，他也不强求，打算将毛泽东送去一家米店当学徒。
然而毛泽东却志不在此，他之所以选择辍学，就是因为他厌倦了教书先生每天强行灌输的四书五经和知乎者也，他想学的是不一样的新知识，父亲要他去米店当学徒的要求，显然是毛泽东所不能接受的，父子二人因此陷入了长时间的冷战中。
就在此时，在湘乡求学的文运昌因为学校放假的缘故来到韶山探亲，当他知道表弟和姑父之间的矛盾后，找到毛泽东劝他去自己的母校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就读，那里正在进行新式教学，不但教四书五经，还教西方的一些先进的文化理念。
表哥的这番话让毛泽东对东山小学堂产生了兴趣，但他知道父亲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去就读的，文运昌拍着胸脯表示这件事情交给我就行了。
之后，文运昌找到家里的长辈和毛泽东的私塾老师，大家一起做毛顺生的思想工作，成功使得毛顺生同意让儿子去东山小学堂上学了。
毛泽东到了湘乡后，对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里面介绍的西方政治制度、先进理念让毛泽东耳目一新。
文运昌知道此事后，帮毛泽东找到了大量介绍新思想的书籍，可以说他也算得上是毛泽东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半个引路人了。
与革命擦肩而过
1925年冬天，在上海工作的毛泽东患上了失眠症，听从妻子杨开慧的建议决定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当在外地的文运昌得知表弟回到韶山了后，迅速从湘乡赶到了韶山。
当毛泽东再次见到许久不见的表哥文运昌后，自是十分的激动，两人从白天一直聊到了天黑。
在这次会面中，毛泽东跟文运昌讲了当今中国的局势以及未来革命的走向，劝他跟随自己一块闹革命，他们二人越聊越投机，颇有种要从天黑聊到天亮的气势。
就在此时，毛泽东突然听到一阵异响，起身往外一看，发现屋外的放哨人向他们有节奏的晃着手里面的马灯，毛泽东赶紧告诉文运昌：“看来是赵恒惕派人抓我来了，快跑！”然后打开后门向着密林深处跑去。
此时赵恒惕派出的枪兵部队距离毛泽东祖居的上屋场已经很近了，文运昌因为跑得慢被他们发现了踪迹。
当时正值深夜，而文运昌也和毛主席长得比较像，所以追兵们把他和毛泽东搞混了，一路跟着文运昌跑到清溪大湾塘，然后将他抓到了监狱里面。
当赵恒惕知道自己手下抓错人后十分愤怒，命人将文运昌严刑拷打了一顿，见问不出什么有用的消息来，就让他在监狱里面自生自灭了。
后来，在亲戚朋友的尽力奔走下，文运昌成功地被救了出来。
这次被捕的经历，对文运昌的革命热情造成了极大的打击，他开始有意地远离革命，在之后很长时间都没和毛泽东见过面。
虽然文运昌主动选择疏远自己，但毛泽东却一直没有忘记和文运昌之间的感情，经常跟人讲文运昌当年对自己的帮助。
抗日战争时期不管多忙，他仍然坚持给文运昌写信，讲述自己的喜怒哀乐。在毛泽东的心里，文运昌不但是自己的表哥，而且是一位可以倾诉衷肠的知心朋友。
那么，既然毛主席和文运昌的关系这么好，后来又为何愤怒地要将去北京找自己的表哥撵回家呢？
26年后的重逢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文运昌知道此事后十分高兴，他觉得既然表弟当“国家领袖”了，怎么着也应该照顾一下家里的亲戚朋友们。
1950年，文运昌主动给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写去了一封信，信的主要内容是一份15个亲戚朋友的名单，文运昌在信的结尾处写道：“以上14名（实际上名单中是15人）均是高小生，体格强壮，可为技工学徒，内商山（指文商山）一名可入育才学校，葭知、爱兰2女子，最‘优等’，可深造，钧请田秘书家英设法培植一下，并候指示祗遵。”
文运昌写这封信主要还是为了照顾家里的亲戚朋友，帮家里的有文化的孩子们谋一条能去外地工作的路，没想着要帮他们要官。
然而当这封信送到毛主席的手里后，毛主席的眉头当即就皱了起来，他最看不惯的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一类事情，他在这封信的页眉批示道：“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说话的。”
之后毛主席专门托人给亲戚朋友捎了一句话：“我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不是韶山毛家的主席，家乡亲友要勤耕守法，好自为之。”
不过，虽然毛主席比较强硬地拒绝了文运昌帮亲戚要工作的要求，但还是在1951年4月专门给湖南省委交际处打去电话，邀请文运昌和另一位表哥文涧泉及他的儿子一同去北京见面。
4月24日，文运昌三人抵达北京后被中央办公厅安排至前门饭店居住，此时毛主席因为有别的事情要忙，所以抽出时间接待他们已经是三天后的事情了。
4月27日，田家英亲自前往前门饭店将文运昌三人接到了中南海怀仁堂。当三人走下汽车后，发现毛主席和江青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当毛主席看到文运昌和文涧泉的熟悉面孔时，不由得露出了笑容，然后亲自给江青介绍了一下他们三人的身份。
听着文运昌三人那一口熟悉的湖南乡音，毛主席越发感到亲切，和他们站在门口聊了很长时间，详细地打听着家乡的情况，直到江青提醒才想起来邀请客人们进屋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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