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口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在英国，这或许标志着公共记忆对不平等的对华关系的一种重温高潮，或者说，这至少使人们重温了历史上中英关系的轮廓。然而，香港政权的交接毕竟只是一个瞬间，人们对香港早期历史以及后来历史的了解仍然相当肤浅。
最后一任香港总督登上最后一艘皇家游艇，黯然离开香港——这个画面在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仿佛时空错乱，并没有给人留下多深刻的印象。况且总体而言，英国人对其帝国时代的历史印象，大多止于印度、非洲，或者是很多人并不知晓的一些其他的英语世界地区，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前英国领地。
△1997年7月1日凌晨，英国皇家游艇“不列颠安娜号”驶离香港。
欧洲大陆各国的记忆里更是缺乏中国的位置。
德国的青岛租借地、上海法租界、比利时和意大利在天津的租借地鲜少在大学校园之外被提及，有的甚至是近年来才引起人们的关注。随着冷战的来临，美国人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解读被蒙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尽管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及其支持者在华的影响力大于其他西方列强。随着中国恢复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随着全球中国热日渐升温，这一切必将成为纯粹的历史，成为外国人眼中尘封的历史。当今中国和未来中国成为人们真正的关注点，而非过去的中国。我们希望了解中国社会如何运作，中国人如何思考，中国接下来又将会何去何从，以及中国究竟将会带我们走向何方。我们都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一个日渐强盛和富裕的中国将会给全球政治带来哪些变化。那么，关键的问题仍然在当下，而不是那段被淡忘得差不多，并鲜少被回忆起的过去。中国历史上的耻辱无关未来。
实际上，尽管表面看来，中国的过去仅仅是纯粹的历史，但如果我们不了解继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那个动荡的世纪，就无法理解今天中国的复兴，更无法理解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或冷静或激烈或严厉的态度。
这是因为，即使只是纯粹的历史，在当今中国也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过去”远未终结。
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国难和外国侵略接踵而至的历史，而在其中，洋人扮演的都是负面角色。但有些人却似乎和上述的负面角色扯不上任何关系。确实，对于中国对外开放的这一百年，人们可以进行多种解读。对于这些洋人们来说，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甚至很多人），作为理想主义者，参与并介入中国事务，并希望通过各种途径帮助中国及中国人民（尽管他们是根据自己的条件提供这种帮助的）。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完全是因为被卷入世界历史的洪流，才阴差阳错地来到中国。随着外国在华事业蓬勃发展，这些事业成了19世纪日渐成形的世界网络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最普遍的求职之处——无论是当护士、教师、打字员、海关官员、警察、推销员还是书记员。早在当时，世界就已经迎来了一阵中国热，大家以为只要能到中国待几年，趁机捞一笔，就能发一笔横财。实际上，等待这些淘金者的通常都会是一个比他们想象中更加有秩序的、可预估的世界。身一名速记员和私人助理，埃尔茜•丹森怎么可能如那些卷帙浩繁的“国耻实录”所描述的那样对近代中国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呢？所以，想要理解现代中国的思维模式、掌握中国近代史的脉络，就务必要调和不同版本的有关这段历史的经验，包括一般的、巧合的和充满创痛的。
毕可思
毕可思教授是蜚声中外的汉学家。他目前是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也是现在英国学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作者早在大一时，就撰写了一篇有关义和团起义的文章，从此便围绕着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上海史展开研究。作者治学态度严谨而又充满趣味。1995年，他的《通商口岸与马戛尔尼使团》在我国的《近代史研究》杂志发表，或许是这篇文章最终促成了《帝国的切口》的写就。
有关近代中西方关系的论述颇多，毕可思并没有做太多的理论化论述，而是运用大量的一手档案材料完成一个历史学家“讲好故事”的任务。这些故事有血有肉，能够使读者对这段历史产生更为清晰的认识。他的论述不是西方本位主义的，而是从展现当时整个世界的视角论述，并从中解释和重塑当时的中西关系，进而寻找答案。从这个角度讲，《帝国的切口》既不是费正清“冲击—回应”的延伸，也不是柯文“中国中心观”的后续，它更像是对这两种范式的补遗。
本书对中西关系这个话题的处理是颇具趣味性的。作者的行文十分流畅且编排得体。从中国的戏台到西方影院里的电影，从中国的衙门到西方人散发的传教小册子，作者非常善于将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元素串联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张之喜9岁的弟弟“五儿”失踪了……他来到领事馆，“携带长矛一杆”，提出如果愿意释放弟弟，他将会拐带另一个男童作为替代。……你或许会问，外国人拐带五儿，究竟想干什么？张之喜肯定会告诉你，他们打算挖出五儿的眼珠。人人都知道，这是外国人干的勾当——他们挖出中国人的眼珠，用来制作药物，他们还挖出中国人的心脏充当同样的用途。类似的事件如何一层一层扩大范围，在通商口岸引起更大的冲突，并最终导致战争，本书中有着生动的记录和描述。
本书的论据都是当时在华洋人的日记、与亲人的书信、留存的报刊及档案等。不仅展示了西方列强在国家层面企图从中国获得什么，也细致描写了鼓动侵华的战争贩子个人的政治野心。这是以往近代史读物中不多见的。
林赛在1840 年进入国会，立志为自己发声。渣甸则是另一名鼓吹者，马地臣也于1843 年进入国会。他们不再满足于印刷小册子和各种刊物、会见英国政治家、在三角洲游说义律采取行动，他们想在议院里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在英国—大英帝国的中心，提出他们对中国的关心和要求。对于一心追逐名利的商人来说，选择这条路并不算稀奇，但是他们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借此在关键时刻对当局施加影响力，而非纯粹地追求自身地位。
帝国的切口
近代中国口岸的冲突与交流，1832—1914
本书从1832年英国通过鸦片贸易逐渐侵蚀清末中国开始，叙述了直到1914年的80多年近代史。当时，清政府关闭国门，与西方仅保持了极少的贸易。英国通过鸦片贸易、发动战争，使得东西方的平衡被打破。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打开国门，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放了一系列通商口岸。本书以小见大，通过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故事，展示了租界、通商口岸、海关，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变迁。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主要观察视角来自当时在华洋人的书信、日记、档案，以及主办的报刊等，可以说是通过洋人的视角来揣测、分析西方列强的种种行为动机和逻辑，是非常难得的阅读观察视角。
译者简介
钟逸明
祖籍潮汕的新加坡人，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就读于牛津大学圣十字学院。研究兴趣包括中国现代史和华人华侨史。曾翻译宋怡明（Michael Szonyi）的《被统治的艺术》。
《帝国的切口》将清末80年的历史，置于世界史的视野下观察，从在华洋人的书信，日记、主办报刊等第一手资料入手，不仅揭露西方列强在国家层面的野心，还细致描写战争贩子个人的权力欲。被迫打开的通商口岸，为应对危局被迫转型的晚清财政，折射出近代中国经济变革的艰难历程。换一个视角观察中国近代史，是令人愉快的阅读体验。
倪玉平，清史专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
《帝国的切口》带读者重返清末80年的激荡岁月，以通商口岸的变迁切入中国近代史，广州、厦门、上海、武汉、重庆……通商口岸的变迁就是整个近代中国蜕变的一个缩影。没有抽象的历史概念和宏大的叙事，《帝国的切口》通过以小见大的丰富细节，直观地呈现了清末社会的真实风貌和国家处境，描写得面面俱到，十分生动。
马勇，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博导
历史研究，本来就肩负着讲好故事的使命，然而讲好着实不易。《帝国的切口》一书的视角立足全球，从中解释和重塑了当时的中西关系，进而寻找答案。作者的讲述娓娓道来，且环环相扣，善于将一些分散各处的材料用一条线索串联，梳理出一个完整有趣的脉络。它们有血有肉，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可以说完成了一个历史学家“讲好故事”的工作。
王学斌，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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