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的出台可谓是大快人心，这意味着网络再也不是那些“按键伤人”者的法外之地。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中国人网络生活的大面积普及，网络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由于互联网本身的性质，使得部分人通过网络肆无忌惮地网暴他人，制造谣言，引导舆论。
一些“键盘侠”们仗着将互联网当作藏匿自身的屏障，肆无忌惮地发表不当言论，给原本清风正气的网络蒙上了一层阴影。
当然，这类的舆情问题，并不是互联网时代独有的“毒瘤”，那些别有用心的“键盘侠”只是借着网络时代的便利转移了阵地而已。
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面，利用舆论恶意造谣、中伤他人，攻击社会的大有人在，只不过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这些人变得更善于利用网络隐藏自己了而已。
或许有人会问，难道在言论自由不是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权利吗？又或者会有人在这里又要说：“西方国家如何言论自由”云云。
甚至会有人将对于舆论的控制，放大引申到对于我们国家社会制度的讨论上，放大到“民主”与“专制”的问题讨论上。
甚至人还戏谑的称“谨言慎行”是“专制社会的生存法则”。
“人民民主专政”
我们国家是专制吗？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而非“专制”这一点，往往被人蓄意混淆。
那么“专政”与“专制”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专政”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存在于社会的各个时期，是国家行使权力的的基本确立。
而“专制”一词却有明显的阶级属性，和私有属性，往往是由“所有者（剥削阶级）”对于“被所有者（被剥削阶级）”的权力垄断。
其实，“专政”与“专制”既有相统一的一面，也有相区别的一面，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各自有着不同的内涵与外延。
最早的“专政”起源可以追溯到奴隶社会，当时的奴隶主对于奴隶的“专政”可以被称为一种“专制”。
同样，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专政”也能够被称为是对于农民阶级的“专制”。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对于无产阶级的“专政”也同样是一种“专制”。
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情况就要反过来，是由无产阶级行使“专政”的权力，而这种专政就不能被称为“专制”。
而相比较于“专制”社会，“人民民主专政”由于执掌国家权力的最高机构是“人民代表大会”因此，权力的所有者本质上是人民，而国家公权力的行使是经过人民的授权，因此与“专制”有着本质的区别。
被蓄意混淆的概念
而现在，有很多人试图将“专制”与“专政”的概念进行混淆，以此来对我们的社会制度进行攻击，叫嚣西方社会的“民主”方式，大放厥词。
事实上，只要有国家机器的存在，那么就存在“专政”。
西方国家所谓的民主，说到底，就是剥夺了资本家剥夺了“人民”专政的权力，用资本的手段，借用所谓的“民主选举”实行资本主义的“专制”。
为什么要对这两个名词进行的内涵和外沿进行廓清呢？那么这两个概念与“言论自由”有什么必要的联系呢？
作出以上的廓清，为的就是提出两项基本事实。
第一“专制”普遍存在于“非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之中，是基于“所有制”而存在的，任何“私有制”的国家存在“专制”。
既然“专制”普遍存在于“私有制”国家那么所谓的“言论自由”本身就不可能存在。
在这里，西方国家所倡导的“自由”显然已经与其本身实际存在的“专制”形成了一种悖论。
那么如此，西方国家为什么还要倡导所谓的“言论自由”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制造混乱。
西方国家所谓的“言论自由”不过是制造混乱
其实，西方国家的学者早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作出了相当深入的研究。
但是遗憾的是，人类对于社会的规律性的探索结果往往掌握在那些拥有相当丰厚教育资源的“精英阶级”的手中，而这些人往往又是“专制”国家的施权者。
也正因如此，在面对社会矛盾激烈的时候，这些“专制”的施权者，便会有意识地引导大众进行“言论自由”，以转移社会矛盾。
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作者认为：“‘群体”一词是指聚集，作者勒庞认为“由于群体中的个人都将自己的情感与思想融入群体中，个体的差异从而被隐藏、模糊。”
“自觉地个性的消失，以及感情和思想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是就要变成组织化群体的人所表现出的首要特征。”
而个性的消失与感情的强化，往往会从一个极小的问题上“引爆”群体的情感共鸣，甚至发展成为一种“情感”的“疯狂”。
而在那些所谓的倡导“言论自由”的国家，往往“专制”阶级为了转移社会矛盾，就会通过引导民众的注意力，制造一些所谓的“焦点问题”，使得关注这些焦点问题的群体陷入一种集体性的“同化”之中，而失去了所谓真正的自由思考的能力。
最近这些年，美国一直在国内引导大众对“LGBT”以及“黑命贵”的关注，就是要转移大众的视野，让大众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上，而丧失掉独立思考的能力。
而这些问题往往与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之间并没有太多的联系，往往是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
像美国这样的“伪民主”国家其实很有意思，民众饭都吃不上了但却并不关心粮食与就业，相反却有大把的时间与别人去讨论自己的性别。
不得不说，西方人真是将这样的“愚民”政策玩得贼溜。
当然，对于群体性的社会心理的操控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群体行为本身还具有以下的特点。
第一，冲动与多变。当面临问题时，群体通常不会做预先的策划安排，危机出现时往往会情绪压倒理性、盲目冲动代替思考，正被“无名氏”的群体所裹挟。
第二，易受暗示和轻信。勒庞指出，群体成员彼此间通过暗示、情感传染等加快了无意识个性的显现，人们立即将接受暗示的思想外化为自身行为取向。
第三，情绪的夸张与单纯。勒庞认为，虽然群体中的个体表达出来的感情各有不同，但普遍极为简单而荒诞。
第四，偏执与专横。群体中的个人会表现出明显的从众心理，在心理学范畴又被称为匿名状态，个体借助“数量即正义”之名行不负责任之实，勒庞称之为“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定律”，最易滋生出如教条主义、摒弃责任、顽固偏执的心理。
以上的这些群体行为特点的来源主要无外乎三个原因：心理趋同、情绪感染、心理暗示。
因此只要善于利用，就能通过在群体中制造舆论的焦点，而“引爆”群体心理的共鸣。
所以西方国家在享受到“言论自由”转移矛盾的优势时，往往也深受“群体行为”的危害，通常表现为极为严重的社会性冲突。
当然，前面已经论述过。西方国家其实是“资本主义专制”因此，对于国家的施权者和精英阶级来说，下层人民之间是否存在着严重的社会性冲突并不重要，相反下层社会的混乱还有利于上层阶级的稳定。
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同了。因为我们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权力本身授权者是人民。
因此，下层社会的稳定和谐就显得十分重要。
而一旦按照西方国家的那种无限制的方式实行“言论自由”，往往会使得下层人民的意识形态处于极度的混乱之中。
而当人民的意识形态处于混乱之中的结果，往往就是反作用于国家机关，使得国家的权力机构同样处于一种混乱之中。
前苏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美国人正是很好地利用了民众因为社会问题而产生的焦虑而使得前苏联的领导人出现严重的意识形态上的混乱，盲目地向西方国家进行学习，而这种学习的结果就是前苏联的解体。
为什么我们要谨言慎行
因此，稳定团结，在意识形态健康向上的基层舆论环境对于真正有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极为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特别专注于“舆情”控制与整顿“键盘侠”的原因。
其实，无论是否是通过立法的方式进行整顿，谨言慎行都应该刻在每一个人的脑子中。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西方自由世界”。
所不同的是，在我们国家“谨言慎行”是指能够不让那些别有用心者利用群体性的无意识行为制造社会矛盾。
而在西方“自由”世界，面对事实上的“专制”更需要谨言慎行，因为只有脱离了群体性的干扰，才能真正地产生真正的思考。
参考资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读本·国家篇》2015年6月新华出版社出版 作者：甘守义。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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