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聂文华 王健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摘要：《周一良全集》第10册所收书信，以当时的条件，仍有些书信漏收，且在书信的释读、定年上难免有些失误，本文以该书信集中收录的照片及相关图录与相应录文对校，纠正一些释读错误，对信函内容略作解释；另补充两封现在能看到的相关书信，以示周一良书信的收集仍大有作为，并就他与师友的关系略作阐释。此书信集若有机会重印，希望能再仔细校勘一过，为学界提供一个更准确的标准版本。
关键词：周一良 傅斯年 胡适 洪业 书信整理
2015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周一良全集》第10册《书信·色纸》（以下简称《书信》）之“本册编辑说明”指出，是册由家属负责收集、汇总档案馆及周一良师友处所藏书信，并由他们负责大部分信件的录文,但因当时条件所限,周一良1970年之前的书信保存很少。现《书信》仅收录了傅斯年图书馆藏的7通书信，致胡适、杨联陞等、谭其骧书信各1通。我们在阅读、使用过程中，发现编者对以上书信的录文或定年不无问题，并且没有详细交代这批书信的出处。此外，周一良书信的收集、整理仍有空间，即使就当时条件而言，辑录也难称全面，有一定的遗漏，整理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就周一良与傅斯年、胡适、洪业等书信略作补充，并就他与这些师友的关系稍作阐释。为避烦冗，凡提及学者名讳时均不加尊称，直呼其名，非敢不敬也。
一
傅斯年1928年建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周一良1936～1937年入该所第一组（历史组）任助理员，奠定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基础，对他后来的学术影响甚大，这点他在《史语所一年》一文中有详述。故从学术史的角度论，若要发掘他与史语所的关系，傅斯年图书馆（以下简称傅图）所藏档案关系极大。而傅图档案实有两个系统：一是傅斯年私人档案，文件号以罗马数字为首，只能室内查询其目录；二是史语所公文档，以汉字为首，可在官网查询到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并有简扼的“摘由”和部分定年。《书信》收录的7通傅图藏书信即源自公文档。
首先，查史语所公文文档目录，确实只能查到7通周一良的书信，已全部收入《书信》中，但傅斯年私人档案中仍藏有5通致傅斯年函和1通致陈寅恪信，事关他回国后去何处工作，却未能收入《书信》。
其中周一良致骥尘信（档号：李16-15-11），《目录》已将收信人确定为史语所的陈钝，《书信》未能吸收，且将其系于1938年，亦有误。陈钝资料较少，据《中央研究院职员录》（1929、1935、1947年度），知其字骥尘，1904年生，安徽和县人，在上海南方大学肄业，1928年11月入史语所作练习助理员，1935年已升为助理员，但似未随史语所西迁，1946年史语所复员时又重新入职，10月已成为史语所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事务管理员。与周一良同属皖籍，故周在信中询及其父情况。信中问及“京中又大遭空袭”，那此信应作于南京史语所1937年西迁前后。
信中尚有数事，稍需解释。周一良和余逊（字让之，余嘉锡之子，即下文的让兄）均在“七七事变”前离南京回北平，8月中周氏已回天津英租界家中。“浙江兴业银行”是史语所发给薪酬之银行，“洋二百元”疑为助理员二月之薪酬，陈钝通过周一良给余逊寄钱、给陈寅恪寄信，是其职责所在。信中录文略有不确，如“寄平嘱转寅公函件”即被点断。信中所说“寅公际此事变，复遭大故”之“大故”，指陈寅恪之父陈三立去世。
其次，致傅斯年的5通书信，有2封落款年份明确，其余3封中1封编者推定的年份有误，1封据已出版之书信影印件对照，录文颇有错误。现分别说明如下。10月9日致傅斯年信（档号：李16-15-13），《书信》将其系于1938年，实误。“彦通先生”指陈寅恪之弟陈方恪。1937年9月14日陈三立在北平绝食而死，陈家兄弟需“北来奔丧”。周、陈两家均系官宦子弟，有通家之好，故周一良知悉陈寅恪家情况。信首录文亦有问题，当为“昨奉手书，祇悉一是。汇津之二百元，已转让兄；汇平之款，以到时一良早已返津，舍亲亦俱离平，止余仆人留守，遂将汇条退回”，内容恰与前述书信相合。
1939年4月24日致傅斯年信（档号：李15-3-2），周一良谈他治学的兴趣和为何去哈佛等问题，对了解其学术有重要意义，但录文存在一些问题，可据《史语所旧档文书选辑》所收周一良信校正。如“不意两年来索居北国，亲炙末由”，“索”“末”误作“所”“未”。“一良大约八月初由沪启行，去国年限既不能定，所中助理员职务似应呈请辞去”，“似”误释为“自”。原信无标点，故录文有些标点不合理，此仅就点断不当者略举二三。“藉作游历，亦可一扩眼界也”，“临颍神驰，不尽依依”，录文均未点断。“无任感激待命”，系书信熟语，“待命”误属下。
最后，周一良致夏鼐、芮逸夫信（档号：京28-30-3），《目录》中已将其定在1948年，《书信》却将其系于1947年，有误。公文档中有几封陈寅恪未刊书信说及此事，宗亮即据此材料，对此有详细的介绍。②程曦是陈寅恪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1948年初毕业于燕大国文系，陈对他的毕业论文《恽南田研究》评价很高。当时陈寅恪为清华大学史学系教授兼任史语所研究员，已失明，傅斯年为照顾他的特殊情况，批准史语所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给他预留一个助理员的名额，陈氏特提出程曦“堪称适当”。但1947年6月，傅斯年赴美就医，由夏鼐代理所务，李济、芮逸夫等史语所老人辅助，程曦入职事在沟通中略有波折。在这种情况下，陈寅恪不仅给他熟识的史语所同人陈槃、李济等写信推动此事，还让在史语所工作过、时在清华任教并常来陈家帮忙的周一良写信，询问相关情况。信末提及“又一良所存书籍北运事，亦祈赐与方便”，涉及傅斯年对周一良的赏识和爱护。
周一良1937年夏回北平探亲，只是临时请假，并没想到会有抗战、留学等事，故他在南京鸡鸣寺史语所之藏书，一直未取回。而傅斯年一直很看好周一良，即使1938年4月24日周一良给他的信中，明确提出辞职，并说“存韭菜园书籍，想不至有意外，将来规复以后，仍盼能寄存所中，如无处存储，请饬亚农兄等函告内子或舍弟珏良，当设法搬运”（第17页，亚农指史语所庶务员吴巍，江苏茸城人。以下正文所引页码均指《书信》中的页码）。后在史语所迁转过程中，傅斯年还特意叮嘱李光宇，“各助理书酌运，周一良书全运”（档号：李45-17/18）。据1940年11月13日周一良致傅斯年信（档号：李15-3-4，第18～20页），在周一良哈佛尚未毕业之时，傅斯年就已经“代擘画归国后位置”，并“保留（周）所中地位”。周一良虽认为史语所“为唯一理想职业”，但限于与燕京大学之默契，“道义上有尽先至母校服务之义务”，“恐难他就”，并提出“万一燕京方面不见聘，定当回所服务，薪俸名义皆所不计”。1945年9月傅斯年暂代胡适为北大校长，10月17日致胡适信，积极规划北大史学系人才，明确提出“周一良甚好，乞先生接洽一下，但他恐非教授不可（也值得）”，可见他对周一良的器重。这也是当时很多大学者的共识，赵元任1946年1月给傅斯年写信，“史语所需要newblood，周一良是第一个要紧的人，万万不可放去！！！”史语所欲聘周一良为专任研究员，但洪业要求他仍按原约，最终进燕大国文系，北大则因宿舍条件未备而未能如愿，史语所不得已乃聘请他作兼任研究员。
二
《书信》中有1通周一良致谭其骧的书信（第38～39页），编者将此信系于1939年7月27日，其定年、录文亦有些问题此信最早见于1997年出版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中，葛剑雄已定为1938年，非常准确，但他对书信的解释尚有不够确切处。史语所西迁昆明后，周一良原打算销假返所，1938年10月3日致傅斯年信（档号：李15-3-1）中说：“因室人有身，恐不堪舟车劳顿，决意俟明年春间只身入滇”（第15页）。故此信中“南行约在冬末春初”，是指他拟从天津经上海、香港、越南等地前往昆明的史语所。但1939年春夏之际，周一良经洪业推荐，决定领取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前往哈佛留学，并于该年8月由津到沪，乘坐邮船赴美。这样的话，此信就不可能作于1939年7月，编者系年显有误。
1938年，谭其骧正在北平的燕京大学等校兼课，而周一良滞留天津英租界家中。当时，严景珊（周一良的姐夫）和吴玉如（吴小如之父）在天津英租界基督教女青年会办了一期补习班，为中学生补习国文、英文和算术，周一良在这个补习班教初中国文。曾廙指后来著名历史翻译家姚曾廙，1934年燕京大学政治学系毕业，毕业论文题为“一九一七年来之中俄关系”，1935～1936年在广州学海书院与谭其骧同事，当时住北平基督教青年会。
信中还说到了俞大纲和邓嗣禹的近况，颇有价值。周、谭、俞、邓四人系燕京大学先后同学，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俞大纲后来才成为戏剧史专家，前在光华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受徐志摩影响写新诗；在燕京大学研究院时则研治唐史，1933年入史语所，1936年12月正式辞职去浙江大学附属工农高级中学，后转入仕途。而周一良1935年燕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先入研究院肄业一年，后才由陈寅恪推荐进入史语所工作。信中所说的“庆曾”指俞大纲的内弟邓庆曾，后成为协和医院的医生，也是谭其骧的朋友。邓嗣禹字持宇，1935年燕大研究生毕业，留校任史学系讲师，1937年应同学房兆楹之邀参与编写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1884—1975）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1938年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在哈佛念博士，指导老师为费正清，信中却称“佐外人治清史”。当时出国留学研究中国史者多已学有所长，对美国汉学水平评价一向不高（当时汉学研究中心在法国，且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尚不流行），外人多需依靠他们研读中国材料，与现在形势迥异，两人此时正合作撰写《清代行政管理》书中三文，后均发表在《哈佛亚洲学报》上。
另外，此信录文亦有多处错误，姚曾廙是“住青年会”，而非“往青年会”：邓嗣禹“兼领”哈燕奖金而非“弟领”；“韶华中学”应作“耀华中学”；“幽忧穷感”应作“幽忧穷蹙”；“八字足以当之”应作“八字足以尽之”；“日者径佐”应作“暑后佐”。
其余致谭其骧书信亦有一些释字断句之误。如1978年10月21日信（第41页），“以供将来认真读此十二部正史者之参考”中“供”字误作“待”，“匆匆敬候，盼能赐我好音”，原未点断，且将“匆匆”释作“为之”。1978年11月11日信（第43页），“录奉吾兄，以见当时心情一二”，原作一句，且误“录”为“亦”。1983年1月29日信指出（第50页），“过从较密之友朋，自愧弗如者又有三人”，“又”字误作“仅”，指邵循正、张政烺、杨联陞，其中“张、杨两公著述皆不断，有新意，非一般所跂及”，原句读有误，且“所”误作“者”；邓庆曾“景况甚好”，而非“景观”；“记性更日坏”，“更”误作“亦”。1983年11月30日信（第53页），“终乏科学良心”，“乏”误作“亏”；商鸿逵“教授职称事生前解决”，“生前”误释“去年”；“昏迷后曾尽一切手段”，“尽”字未识出；明清史“郑（天挺）、谢（国祯）二公之后又弱了一个”，“弱”误释为“殁”；春寒、秋暖、老健、君宠不可恃，“虽为封建社会语”，“虽”误释作“好”。1988年2月10日（第59页）信，说及邓广铭为陈寅恪纪念论文集请周一良向谭其骧约稿，“故径函阁下，邓公并告”，原未断开，误。1990年4月24日信（第60页），末有“知注”而非“知往”。1990年8月31日信（第61页），“便中祈嘱健雄同志见告”，原录文中间有句读，亦误，“健雄”应指葛剑雄。尚有几处漏字，文繁不录。
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中有3通周一良致胡适的信，其中2封已收入1994年黄山书社出版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9册，但《书信》只收录了1945年7月21日周一良请胡适帮他家老二（启博，周父所取）取名字的信，估计是家属从2001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郊叟曝言·前言》所附照片整理的，故没注意到《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还有一封1948年9月6日的信，此信学术价值更高，兹先录文如下：
适之先生：
羡林兄交下您的信的改定稿，多谢多谢！承您答应我们在《东方语文学会会报》中发表，尤其不胜荣幸。您是我们会里的赞助会员，真可谓名符其实了，我希望锡予先生读了拙作后，也能给我们他的宝贵的意见！
您给家父的信已转寄。大著中讲“建德周氏”，我们这个小县县名却屡有更易，清代称“建德”，民国初改“秋浦”，在民廿左右又改名“至德”。不知道您征引时是否用“至德”更合适些？
匆匆，敬请
着安！
晚一良谨上 九月六日
“大著中讲‘建德周氏’”，大著指胡适1948年7月刚写成的《戴震自定〈水经〉一卷的现存两本》，其中一本即周一良父亲周叔弢送给胡适的《水经注》抄本（抄自戴震乾隆三十年的写定本）。原文称呼周叔弢为“建德周氏”，胡适后听取了周一良的意见，故现在的《胡适全集》中收录的修改本已作“至德”。
季羡林是北京大学1946年新成立的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周一良与他及北平其他几位对东方学有训练、感兴趣的学者，如北大的金克木、马坚、王森，燕大的翁独健，清华的邵循正组织东方语文学会，或是鉴于国内相关刊物稀少，拟出《东方语文学会会报》发表他们的成果，并与国外相关学术刊物交换。②但此时国内动荡，没有特别的经费支持，刊物维持已甚艰难，更别提创刊，此刊应是胎死腹中了。周一良1948年暑假作的《〈牟子理惑论〉时代考》，原本准备发表在该会刊上，此文最终发表在1949年6月的《燕京学报》第36期，时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但在学报主编齐思和的支持下，文后还是附了胡适讨论此文的长函。
胡函即本信中所说“您的信的改定稿”，原函已退还给了胡适，现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9册。公开发表的改定稿论学书信与私下的原函文字差别挺大，后者信首有长段关于《水经注》的讨论，与此文主题不符，故由胡适做了删改，行文和逻辑也做了调整。1960年1月19日胡适又对此信做了修正，并取名为《从〈牟子理惑论〉推论佛教初入中国的史迹》，体现他对中国早期佛教传播的认识。“锡予先生”指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的汤用彤，著名的佛教史专家，著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该书第四章“汉代佛法之流布”专节讨论《牟子作〈理惑论〉》，这个问题也是十多年来中国佛教史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像周叔迦、余嘉锡、陈垣等都有参与讨论。周一良在周叔迦编《牟子丛残》上有一题记：“近年稍稍涉猎内典，于此书颇致疑惑，终以序文史实之确切莫能解释。今日复取阅一过，恍惚若有所悟，亦不敢自信耳必是也。……时三十七年七月十六日灯下炎热识于清华园。”又有一1950年6月26日的补记云：“予撰《理惑论时代考》既系，汤锡予先生见告朝鲜有单行本《牟子》，与弘明本颇有异同，而遍觅不得。”正可与信中所言印证。
又据台湾胡适纪念馆网上公布的胡适档案检索系统，知北京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中尚存一封未出版的书信，落款在7月21日，信中提及两点，“（1）还胡适赵太太的自传。（2）写了一篇介绍的文字请胡适指正”。赵元任太太杨步伟1947年出版了《一个中国女人的自传》英文版，周一良夫妇合写了一篇书评，发表在天津《大公报·图书周刊》1947年11月29日第31期第6版上，故知此信作于1947年。可能是胡适告诉了赵元任此篇书评的作者是谁，赵元任、杨步伟在“戊子年元旦”寄赠一本给“一良邓懿惠存”。
四
洪业是燕京大学史学系的灵魂人物，对众多燕大出身的学者有极深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他们早年的史学训练上（洪业开设史学方法课程），还因为他是哈佛燕京学社在中国的代理人，掌握雄厚资源，往往能规划他们的学术人生。周一良就是其中代表性的学生之一。1946年，洪业去哈佛访学后一直留美未归，其国内藏书后归中央民族学院（1993年改为大学），在美国的藏书和档案则留在哈佛燕京学社，里中或许有不少周一良致洪业的书信有待发掘。现在仅能从周兴陆《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出版的前前后后》（《文汇报·文汇学人》2015年6月12日，第23版）一文的网络版《见信如晤：洪业〈杜甫〉出版前后》，见到一封应出自哈佛燕京学社洪业档案的周一良来信，内容非常丰富，兹先录文如下：
煨莲夫子大人函丈：
前托伊同兄转呈一书，谅达记室。钟翰兄返国，复获悉近况一二，知道履康强为颂为慰。一良乏善可陈，生活困苦如故。金圆劵发行后曾稍稍安定，而一月之后，情形又变，原定发二亿之金圆券竟发至十亿，油粮肉等，数日中涨十倍，其他限价之物资，复因商家不售，形成抢购状态。各大都市皆尔，棺木寿衣俱成抢购目标。
公教人员之生涯濒于绝境，而军事局面亦日益险恶，国外报章所载或较在平所闻为多，平津是否能维持过冬，殊未敢断言，但盼不至如长春之围困过久，以至人相食，亦不至如开封、济南之巷战，即为大幸。而过渡期间之恐怖与混乱，自不能免矣。
中共对知识分子态度如何不可知，传闻齐鲁大学已开课，中共广播称梅校长可留、胡校长必去，至对教会大学如何处置尚无所闻也。
一良本年就清华，授亚洲诸国史一门，日文二门，在燕京授日本史一门、魏晋六朝史一门，颇为忙碌。内子亦应观胜兄之约，在燕京授洋人国文。近年学术界沉寂异常，盖从事研究撰述者不少，而纸张过贵，印工复昂，各种刊物皆不能出版也。南方唯有中研院史语所之《集刊》颇有佳作，北方则燕京、清华两《学报》而已。燕京方面，似陆志韦、高名凯两先生关于语音文法方面文字为多；清华则陈寅恪先生最勤，其《元白诗笺证》一书已写成，分章在各杂志刊布。
一良年来亦草成六朝史方面论文及敦煌写本题跋若干篇，分在两《学报》发表，均祈吾师郢政。暑假中又写《牟子理惑论时代考》一文，此书十余年来诸家皆目为真后汉三国时著作。一良细绎之，其序中史事虽不伪，本文则颇有问题，一部分为三国时著作，关于佛教部分则大似后人增益涂附。一良等近鸠合故都同志组织东方语文学会并拟出《会报》，此文即欲在《会报》中刊布耶。出后当寄奉诲正也。余不一一，敬请
道安！
师母均此问安！
受业一良谨上 十月廿八日
懿附笔问安
此信作于1948年，周一良时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对时局、学界情形和个人近况都有详细介绍，对了解当时学术生态不无帮助。
信中提及的“伊同兄”“钟翰兄”“观胜兄”，指王伊同、王钟翰、陈观胜，三人同毕业于燕京大学，后均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去哈佛留学。陈观胜系华裔，燕大硕士，与周一良几乎同时在美留学，晚一年回国并主持哈佛燕京学社工作，治佛教史。王伊同1944年从成都金陵大学去哈佛，1949年以《日明交聘史》取得博士学位，打破哈佛博士论文必须选译一部中文书籍的选题传统。王钟翰治清史，1946年去美读博，1948年夏回国，接替聂崇岐担任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工作。
信中特意提到“近年学术界沉寂异常”，但当时“从事研究撰述者不少”，只因刊印费用太贵而出版者少，故才有《东方语文学会会报》之创刊设想，后来未果，也应与国内时局动荡、物价飞涨等有关。
时局不稳、生活不定，但并没有影响到周一良的研究和激情，从他的学术训练、兴趣及人事关系看，在当时大有如鱼得水之感，他在上课、研究、学术组织活动等多个领域的锐意进取，已经隐然有大家之象。
周一良晚年回忆他回燕京大学时，说到燕大内部如史学系洪业与国文系陆志韦之争，影响到他在燕大的“待遇”。但或许他自始在洪业那里就受过些委屈，只是不提而已，这点他在致傅斯年的五封未刊书信中即有所披露。这些情况，当时人就有所闻，如1946年6月17日赵元任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洪威廉来了，给周一良讲师名义，又非去不可，又不给太太旅费，但给陈观胜太太旅费，因为陈是美国籍，周气得要命。”
五
杨联陞是周一良在哈佛的同学，也是他平生最佩服的几位同辈学者之一。1956年5月2日，周一良响应国家号召，给他这些留学海外的同学好友写了封长函，介绍国内史学界的情况，内容非常重要，但《书信》录文颇有遗漏和错误。
如“希望慎重考虑我提出的问题”，而非“我们”；“诚恳地盼望大家都能早日归国”，而非“平日”；“我想一定也能了解一些”，原作“也许”，后发现错误，改正为“也能”；“我们回国以后又生男女孩各一”，缺“以”字；“历史系的课程和旧日残缺不完”，而非“不全”；“严仁赓在北大经济系”，误释为“严红庚”；“以上所谈的可能都是你们所想要知道的事”后，原有“从这些情况”五字被遗漏；“请将此信先给洪先生一阅，将来我还要给他去信”，缺“先”和“还”二字；“卞学鐄兄夫妇、陈观胜兄如尚在剑桥”，这都是他在哈佛留学时的朋友，“兄”误作“氏”，“陈观胜兄”漏掉未释。
杨联陞很快就收到此信，5月14日致胡适信，“今天收得周一良由北大来长信一封，是给王伊同、邓嗣禹同我三个人的，起结都是发动回国。中间有很多关于师友同学的消息（如陈寅恪先生仍在广东，新发表文章讲王导的功业），日内抄出再奉上一阅”，16日即“附上油印周一良五月二日自‘北京大学’（信封上印好四个大字，红色）来信，不足为外人道也”。不知《书信》中收录的此信照片源自何处？或是晚年周一良在美国时通过杨家复制。
与“义宁而后称祭酒”的唐长孺，周一良亦有五封信，但四封录文都略有问题。如1983年10月20日信（第33页），“匆匆致谢”而非“陈谢”。1984年7月23日信，“溽暑想兴居清吉为颂”，而非“如颂”；“又拟网罗海内外名贤诸家新说”，而非“明贤”；“诸公斧削”而非“斧前”。1984年12月8日信，“日前已皆顺利完成答辩”，而非“此前”。1991年5月18日信，“割除隐患”而非“革除”；“不胜惶悚”而非“愧悚”；“定将嘉惠士林”而非“定当”；“一二疑点仅供作者参考”而非“此数点”。
另《书信》第152页有一封致邓经元的信，云
兹有一事想麻烦你，听说邓广铭先生所编宋代文集索引你局有一份清样，不知尚在北京或已借给上海标点《宋史》的同志？如尚在京，请代查一下以下两人是否有传记或墓志铭之类！窦从周（此人见《京口耆旧传》），钟唐杰（此人燕京引得中找不到）。如已寄沪，请告是在上海师院或历史所，当再设法打听。我因写一有关中日文化交流小文，涉及这两人，所以想查一下。
落款在11月17日，无具体作年。邓经元，196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时任中华书局编辑。“小文”是指《介绍两幅送别日本使者的古画》，后发表在《文物》1973年第1期（《全集》收录此文有增补），故此信作于1972年。
当时中日恢复邦交，中日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周一良特意在1963年12月3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荣西与南宋时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几个侧面》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历史上中日文化交流的广泛进行。文中提及日本鸟尾氏旧藏南宋古画《荣西禅师归朝宋人送别书画之幅》，有钟唐杰和窦从周赠别日本“上人”诗。虽然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卷六六、六七已收录两诗，并有二人小传，但他想找更多更直接的数据，只能先从工具书入手，1939年2月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纂之《四十七种宋人传记综合引得》即是首选。他已经查过此书，但觉得不够用，想进而去查邓广铭在聂崇岐基础上编纂的《宋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但此书编纂出版颇有周折，此时尚未正式出版，故去函询问出版社的编辑。
他为何不直接请教同在历史系任教的同事宋史学者邓广铭，而是辗转询问出版社未刊的《索引》校样？邓广铭此时应在忙于二写他的《王安石》，或许已经问过了，才知道这书校样很可能被《宋史》点校小组借到上海的事。这颇能反映周一良总结他与邓广铭之间关系“交往并不密切，但相知颇深”的前半部分。
六
以上所举问题，大概是因为编者并非专研近现代学术史，且对书信的草体释读、内容和前人成果不熟悉所致；对可能收藏周一良信札的机构档案没有仔细排查，致有遗珠之憾：这也是整理出版书信集时难免出现的共性问题。好在不少书信录文都附有相关照片，这也是《书信》的优点，读者阅读使用时只需稍加对照，或能避免录文的误导。从书信整理的角度论，希望将来重印时，能请人再全部核对一遍，若再能将有些书信的来源出处一并补上，相信阅读体验会更佳。
2021年1月动念；22年4月底动笔，7月26日完稿，10月13日修订；2023年2月21日再修订
本文原载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3年下卷，注释从略。如需引用，请核原文。
采编：金建峰
排版：刘嘉诚
统筹：许洪冲
审核：朱露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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