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嘱我写顾城，纪念纪念他。
一转瞬，顾城已经走了二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正是从青年到中年，倘若活着，应是向晚的年纪，而如今，留在记忆中的，还是大孩子的形貌。不知道老了的顾城会是什么模样，要是小去二十年，却能想得出来。
顾城的父母与我的父母是战友兼文友，尤其是他父亲诗人顾工，常到我家来。之前我并未见过顾城，他父亲虽为熟客，双方的儿女却没有参与大人的社交。
我母亲见过顾城，仿佛是在北京，诗人顾工招待母亲去香山还是哪里游玩，顾城也跟着。顾工带了一架照相机，印象中，他喜欢拍照，在那个时代拥有一架照相机也是稀罕的。
顾城出事以后，母亲感慨地想起，那一次出游，父亲让儿子给大家照合影，那孩子端着照相机的情形。小身子软软的，踮起脚，极力撑持着从镜头里望出去。
那小身子早已经灰飞烟灭不知何乡何野，他的父亲亦一径颓然下去，度着几近闭关的日子。原来是个何等兴致盎然的人啊！
做儿女的令人齿寒，全不顾生你养你的血亲之情，一味任性。再有天赋异秉，即投生人间，就当遵从人情之常。贾宝玉去做和尚，还在完成功业之后，并且向父亲三叩谢恩。哪吒如此负气，也要最后喊一声：爹爹，你的身子我还给你！
而顾城说走即走，没有一点回顾，天才其实是可怕的。
一个无人认领的小姑娘
二十年的时间，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一眨眼都不到，尘世间却是熙来攘往，纷纷扰扰，单是诗歌一界，就有几轮山重水复。我不写诗，也不懂诗，感兴趣的只是人。
人和人的不同是多么奇妙，有的人，可将虚实厘清，出入自如，我大约可算作这类；而另一类，却将实有完全投入虚无，信他所要信的，做也做所信的，从这点说，对顾城的责备又渐渐褪去，风轻云淡。
他本来就是自己，借《红楼梦》续者高鹗所述，就是来“哄”老祖宗的小孩子，闯进某家门户，东看看，西看看，冷不防拔腿逃出去，再不回头。
我与顾城遇见的记忆有些混淆，总之1987年，是5月在德国，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团访德，他单独受德国明斯克诗歌节邀请；还是后几个月秋冬季节的香港，他和妻子谢烨从德国直接过来举办诗歌讲演，我则在沪港交流计划中。不论时间前后，情景却是清晰和生动的。
那是他第一次出国，经历颇为笑人，方一下飞机，时空倒错，不免晕头晕脑，踩了人家的脚，对人说“thank you”，然后，接机的到了，替他搬运行李，他说“sorry”。
其时，顾城在北京无业，谢烨从上海街道厂辞职，就也是无业。八十年代，许多问题，如就业、调动、夫妻两地分居的户籍迁移，都是难以逾越的关隘，一旦去国，便从所有的限制中脱身，麻烦迎刃而解。
谢烨长得端正大方，因为即将要做母亲，就有一种丰饶、慵懒的安宁和欣悦，地母的人间相大约就是像她。有一回我们同在洗手间，聊了一会儿，像洗手间这样私密的空间，人与人自然会生出亲切的心情。
她在镜前梳头发，将长发编成一条长辫，环着头顶，盘成花冠。这个发式伴随她一生，短促的一生。这发式让她看起来不同寻常，既不新潮，又远不是陈旧，而是别致。
我问她原籍什么地方，她听懂我的问题，一边编辫子，一边说：反正，南方人也不认我，北方人也不认我——这话说得很有意思，她真是一个无人认领的小姑娘，就是她自己，跟了陌生的人走进陌生的生活。
那时候，一切刚刚开始，不知道怎样的危险在前面等待，年纪轻轻，憧憬无限。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生活突然间敞开了，什么都可以试一试，试不成再来。具体到每一人每一事，且又是漂泊不定。
在香港，正逢邓友梅叔叔，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主任，率代表团访港，汪曾祺老从美国爱荷华写作计划经港回国，还有访学的许子东、开会的吴亮、顾城夫妇、我，全中途加盟，纳入代表团成员，参加活动。
倘没有记错，代表团的任务是为刚成立的中国作协基金会化缘，接触面很广泛，政界商界、左派右派、官方私交，我们这边的作家色彩越丰富越好，也是时代开放，颇有海纳百川的气势。
团长很慷慨地给我们这些临时团员发放零用钱，虽然不多，可那时外汇紧张，大家的口袋都很瘪，自然非常欢迎。在我们，不过是些闲资，用来玩耍，于顾城却有生计之补。不是亲眼看见，而是听朋友描绘，顾城向团长请求：再给一点吧！好像纠缠大人的小孩子。
一直保留一张夜游太平山的照片，闪光灯照亮人们的脸，背景却模糊了，绰约几点灯火，倒是显出香港的蛮荒，从大家吹乱的头发里，看见狂劲的风和兴奋的心情。顾城戴着他那顶牧羊人的帽子，烟囱似的，很可能是从穿旧的牛仔裤裁下的一截裤腿，从此成为他的标志。
帽子底下的脸，当然不会是母亲印象中，小身子很软的男孩，而是长大的，还将继续长大，可是终于没有长老，在长老之前，就被他自己叫停了，此时正在中途，经历着和积累着生活的，一张脸！
如果不发生后来的事情，就什么预兆没有，可是现在，布满了预兆。仿佛彼得·潘，又仿佛《铁皮鼓》里的那个不愿意长大的孩子。到处都是，而且从古至今，几乎是一种普遍的愿望，及早知道人世的艰困，拒绝进入。
生存本就是一桩为难事，明明知道不可躲避终结，一日一日逼近，快也不好，慢呢？谁又想阻滞而不取进，所以也不好；没希望不行，有希望又能希望什么？暂且不说这与生俱来的虚无，就是眼前手边的现实，如我们这一代人身陷的种种分裂和变局，已足够让人不知所措。
顾城选择去国，是为从现实中抽离，岂不知抽离出具体的处境，却置身在一个全局性意义的茫然中，无论何种背景身份都脱逃不出的。抽离出个体的遭际，与大茫然裸身相向，甚至更加不堪。
从某种程度说，现实是困局，也是掩体，它多少遮蔽了虚无的深渊。我想，顾城他其实早已窥视玄机，那就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他睁着一双黑眼睛，东走走，西走走。有时在酒店，有时在大学宿舍楼，有时在计划项目提供的公寓，还有时寄居在朋友家中……
在一个诗人忧郁的感受里，这动荡生活本身和隐喻着的，必将得到两种方式的处理，一种是现实的，另一种是意境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抑或停留在心理上，终至安全；抑或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不幸而挑战命运。
我终究不忍把他想得太坏
1992年初夏，我到柏林文学社做讲演，顾城和谢烨正在柏林“作家之家”一年期的计划里，那几日去荷兰鹿特丹参加诗歌节，回来的当晚，由一群大陆留学生带路到我住处玩。
房间没有多余的椅子，大家便席地坐成一个圈，好像小朋友做游戏，气氛很轻松。
当问起他们在激流岛上的情形，我深记得谢烨一句话，她说：在现代社会企图过原始的生活，是很奢侈的！从天命的观念看，谢烨就是造物赠给顾城的一份礼物，那么美好，聪慧，足以抗衡的想象力，还有超人的意志恒心。对付天才，也是需要天分的。
可这个不肯长大的孩子，任性到我的就是我的，宁愿毁掉也不能让，就这么，将谢烨带走了。
许多诗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有，都落入顾城的结局，简直可说是哲学的窠臼，唯有这一个，还饶上一个，这就有些离开本意，无论是旧论还是新说，都不在诗歌的共和精神，而是强权和暴力。
然而，我终究不忍想顾城想得太坏，我宁可以为这是蛮横的耍性子，只不过，这一回耍大发了，走得太远，背叛了初衷。
回到那一晚上，谢烨说出那句深明事理的话，却并不意味着她反对选择激流岛。
倘若我们提出一点质疑，比如关于他们的儿子木耳，顾城有意将其隔绝于文明世界，后来，也可能就在当时已经证明，只是不愿承认，这不过是一种概念化的理想，完全可能止步于实践—讨论中，谢烨是站到顾城的立场，旗帜相当鲜明。
于是，又让人觉得，虽然谢烨认识到做起来困难，但同时也有成就感，为他们在岛上的生活骄傲。
当事人均不在场了，我们必须慎重对待每一点细节。最明智的办法是不做推测，也不下判断，保持对亡者的尊敬。
那个让顾城感到累赘的身子早已摆脱，谢烨也是属这累赘的身子里面的物质一种吗？长期的共同生活，也许真会混淆边界，分不清你我。这累赘脱去，仿佛蝉蜕，生命的外壳，
唯一可证明曾经有过呼吸。那透明、薄脆、纤巧，仔细看就看出排序有致的纹理，有些像诗呢，顾城的诗，没有坠入地活着，如此轻盈，吹一口气，就能飞上天。
在北岛终于安顿下来的香港的家中，壁上有一幅字，应该是篆体吧，写的是‘鱼乐’两个字。北岛让我猜是谁的字，我猜不出，他说：顾城！想不到那软软的小身子，永远不愿长大的小身子，能写下力透纸背、金石般的笔画，一点不像他，可就是他。
人们都将他想得过于纤细，近乎孱弱，事实却未必。他蜕下的那个蝉衣，也许还是一重甲，透明的表面底下，质地是坚硬的，坚硬到可以粉碎肉身。
2013年8月1日于伦敦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