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在瑞士东北部边境城市圣加伦，生活着一个衣食无着的贫穷老人。他曾提出申请，想开一家当铺，却遭到当局的拒绝。到工厂和店铺去打工，也没有人愿意要他。
为了活下去，这个老人和妻子离开圣加伦市，投靠生活在乡下小镇的岳父母。人们有时会在当地一家小店里，看到这个老人喝着苹果酒，吃力地嚼着花生米。这些是菜单上最便宜的东西。
老人于1972年去世。即使在他去世后，他的名字在瑞士仍然算不上光彩。受他的影响，女儿大学毕业找工作也成了问题，不得不当了一名纺织女工。
这个老人名叫保罗.格鲁宁格，他曾是圣加伦州警察局的总警长。格鲁宁格1925年成为警长，至1939年被解除职务之前，深得下属尊重。为人低调，能力出众，多次被委以重任。
保罗.格鲁宁格之所以被解除职务，并遭受审判，是因为违抗上级命令，涂改奥地利犹太人的过境签证。因为他的涂改，数百名原本会送到死亡营的奥地利犹太人穿过瑞士和奥地利的边境，在瑞士活下来。
1938年7月，33个国家的代表们齐聚瑞士日内瓦，商议如何帮助遭受纳粹追杀的犹太难民。与会的各国政要纷纷表达了对犹太难民的同情，却没有人承诺愿意接纳更多难民。
瑞士没有限定接收犹太难民的数量，但它有一项法令，把犹太人入境签证的日期限定在1938年8月19以前，同时，瑞士驻维也纳领事馆按规定只能向“雅利安”血统的犹太人发放这种签证。
按照这个条件，邻国奥地利的许多犹太人便无法进入瑞士，只有眼巴巴等待着纳粹的围猎和杀戮。
1938年11月的一个夜晚，一个名叫埃里希·比利格的奥地利14岁男孩偷偷穿过边境线，进入了瑞士，被瑞士边防警察抓住。在确认了比利格没有入境签证后，把他赶回奥地利。
第二天夜里，强烈的求生欲让埃里希·比利格再一次越过瑞士边境。这一次，瑞士引路人把他送到离边境约20英里远的圣加伦市。在这里，圣加伦市警察局的指挥官保罗.格鲁宁问了他几个问题后，告诉他可以留下来。当然，保罗.格鲁宁格为这个犹太少年伪造了一份签证。
美国作家埃亚勒.普雷斯在纪实文学《美丽灵魂》中介绍说----
1938年到1939年的八个月里，格鲁宁格悄悄地无视上级的命令，私自伪造签证，让大批难民越过边境。见到抵达的难民又冷又饿又害怕，他还帮助建立了一个难民营，为他们买了冬装，指示营地负责人对待难民要宽大。他自己还为一个小男孩买了双新鞋。
格鲁宁格对下属说:“如果我不能为他们做任何事，那些可怜人将不得不被遣送回去。”逃到瑞士的奥地利犹太人，大都记得那个性格安静的警察指挥官和他的善意。一个幸存者回忆，格鲁宁格对他说:“下车吧，老兄！你自由了！”
许多犹太人逃到瑞士的事引起德国人注意，他们向瑞士施压，要求严查。瑞士虽然是中立国，但也害怕得罪德国人，给自己带来麻烦，于是对此展开调查。
1939年4月3日，格鲁宁格走进他警察局的二楼，他的办公室设在那里。在里面等待他的一名新警官告诉他：“警官，你从今往后无权再来这里了。”
格鲁宁格不仅被解职，而且受到瑞士当局的刑事调查。1940年的秋天，法官宣判格鲁宁格违背就职誓约，给21个非法进入瑞士的难民安排伪造文件，此外还伪造了118份调查表。他被判处支付300瑞士法郎的罚款，外加1013法郎用以支付此案的调查费用。
埃亚勒.普雷斯在书中写道，格鲁格宁没有上诉，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法院的判决，远不及他违反法律的严重程度。
格鲁宁格失去工作，牵累了家人。更有甚者，在讲到他为什么要帮助犹太人逃亡时，始终有一种谣言，那就是格鲁宁格向犹太人收取了好处，甚至有权色交易。
多年来，瑞士记者兼历史学家斯蒂芬·凯乐也被这个传言所困扰，他一度认为这个说法是真实的。为了查明真相，斯蒂芬·凯乐走访当地档案馆，也想方设法访问了不少格鲁宁格的拯救者，他们有一些依然健在。
凯乐先后找了几十个格鲁宁格曾搭救过的人，他们的说法都一样：这位来自圣加伦市的警长没有索要过任何东西。有一位犹太妇女被传与格鲁宁格有染，凯乐向她提出这个问题时，这位妇女恼火地说：“我这辈子只和一个男人睡过——这个人就是我的丈夫！”
在详实的调查基础上，斯蒂芬·凯乐出版了他的书---《有违人道：格鲁宁格事件》。他在书中表现的主题是，真正的不人道者不是违抗上级命令的格鲁宁格，而是一个人拒绝执行令瑞士人蒙受羞耻的政策，却因此失去了工作，而且从来没有得到正式的道歉。
1993年，在格鲁宁格去世21年以后，瑞士联邦司法和警察部发表了一段讲话，对保罗·格鲁宁格表示感谢和尊敬，同时决定恢复其政治名誉。1995年，圣加伦州地方法院撤除了格鲁宁格“为了救人性命而倒填日期及伪造文件的犯罪性欺诈罪”。
2006年，霏霏秋雨笼罩着宁静的山谷。在一棵雨水打湿的苹果树下，人们聚集在保罗·格鲁宁格和他妻子的墓前，竖立起一块石碑。石碑上刻着这样一行字：“保罗·格鲁宁格在1938年至1939年拯救了数以百计的犹太人。”
2014年，根据保罗·格鲁宁格事迹拍摄的电影《铁蹄下的英雄》被搬上银幕。
关于格鲁宁格拯救犹太人的动机，人们经过很多探讨，有人说他是出于政治动机，但斯蒂芬·凯乐否认了这一点，他认为保罗·格鲁宁格之所以这样做，更重要的是出于自己的信仰。保罗·格鲁宁格出生于瑞士一个新教 徒家庭，他既是当地警察局最高级别的警长，也是一个教 堂唱诗的成员。
在为自己辩护的一封信中，保罗.格鲁宁格写道，他与难民接触时眼里看到的不是“犹太人”或“外国人”，而是“饱受残忍虐待的人”，这决定了他采用什么方式来对待难民。
正是发自内心的爱和怜悯，给了保罗.格鲁宁格对抗不义政策的力量。格鲁宁格虽然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受了不少苦，但有句话一定深深刻在他的心里----祂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
从《纽伦堡法案》通过到二战结束，面对犹太难民哀求的目光，欧洲国家不少在检查站、领事馆和边防哨所任职的官员在良知和命令之间苦苦挣扎。然而，却只有像保罗.格鲁宁格这样的极少数人顶着抗命的压力，向那些遭受追杀的人伸出援助之手。
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须拦阻。若不是扎根于真理磐石上信心，谁能拥有这抵抗邪恶、坚守爱与公义的力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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