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让人类进入了核物理的时代，核武器的巨大威力让世界为之震惊。1955年1月，毛主席在一次会议期间提出了研制核武器的伟大决策。
当时的中国虽说工业基础比较落后，但并不缺乏人才，从1949年到1955年的时间里，除了说得上名的钱学森、邓稼先、赵忠尧等人，另有一千五百多名在海外深造的学者不远万里回归祖国，支援新中国的建设。
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决定与这些知识分子见一面，邓稼先当时坐在最前排，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与毛主席接触，他的内心既激动又紧张。
为了活跃气氛，毛主席说道：“在座的都是物理学、数学的专家，不瞒大家说，我上学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上数学课，我数学考试还经常不及格。”
毛主席在文学上的造诣人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毛主席也是个“偏科生”。在场的人无不瞪大双眼，聆听毛主席诉说学生时代的往事。
在众人面前，毛主席多次提到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读书时遇见的一位数学老师——王立庵。每次提到这个名字时，毛主席的眼神里总会有几分忧伤。
恩师的教诲
说道毛主席的老师，可能人们第一反应就是杨昌济、徐特立，与这两位相比，王立庵的确没什么存在感，但他却同样对毛主席产生了很深影响。
王立庵虽说是湖南一师的一名数学教员，但是他却是个精通书法、文学的人，毛主席之所以考入湖南一师，主要原因就是出色的国文成绩。
王立庵曾阅读过毛主席的国文试卷，发现不仅笔迹苍劲有力，而且观点十分独特，于是对这位素未谋面的学生十分欣赏。
然而，师生二人一见面，王立庵就发现毛主席是个严重偏科的学生，虽说国文成绩名列前茅，但数学成绩一塌糊涂。
其实毛主席学生时代数学成绩差，家庭原因占很大因素。众所周知，毛主席的父亲毛顺生曾经营过一点小买卖，家境比一般农民要殷实。
毛顺生一直都希望儿子将来能够接管自己的生意，虽过不上大富大贵的生活，但至少能够衣食无忧。
所以毛顺生经常强迫毛主席学习一些与做买卖有关的技能，比如记账。然而，毛主席从小就志向远大，不愿永远留在小山村之中，所以一直排斥学习记账，甚至一见到数字就头疼。
阅读古典名著是毛主席的最大爱好，每当毛顺生看到儿子读这些“毫无用处”的书，总会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
尤其是看到毛主席床头的《红楼梦》、《西厢记》等书籍，更气气不打一处来，毕竟毛顺生生活的那个年代，这些书被称为“秽书”，只有社会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才会看。
当你试图改变一个人的内心时，你们的关系距离破裂也不远了。毛顺生的强势让父子关系十分紧张，间接导致毛主席决心外出求学。
无论到了哪个学校，毛主席都是班里的异类，国文试卷堪称典范，至于数学试卷，写上的字都不一定有题目字多。
后来去湖南一师读书，毛主席曾说过，自己要当个“奇男子”，同学们还称呼他为“毛奇”，从严重偏科这一点来看，毛主席当时的确挺“奇”的。
1917年，毛主席的作文《心之力》被杨昌济打了105分，其实满分是100分，由于内容过于完美，杨昌济又额外给了五分。这篇作文被抄写了许多份，经全校师生传阅。
看着毛主席的作文屡次登上“光荣榜”，王立庵的心里五味杂陈，因为在过去的几次数学考试中，毛主席很少能考到60分的及格线。用今天的话讲，毛主席在数学上几乎是“不开窍”。
王立庵自身也是个文学爱好者，所以毛主席越是文章写的好，王立庵越是迫切的希望能够帮他提升数学成绩。
王立庵认为，文科、理科考察的是人的不同思维，这就好比是人的两条腿，瘸子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跑过双腿健全的。
随着交往的时间越来越长，王立庵终于发现了毛主席的问题所在，之所以学不好数学，不是天赋问题，而是态度问题。
他发现，毛主席对数学毫无兴趣，到后来甚至连课都不上了，只是委托同学带来一张假条。
于是王立庵主动找到了毛主席谈话，询问他为什么对数学一点兴趣都没有。
毛主席却说：“王教员，您出的题我不明白，您要是能帮我解释明白，我就好好学数学。”王立庵示意毛主席继续讲下去。
“您看这个‘鸡兔同笼’的问题，您为什么要把鸡和兔子放在同一个笼子里养呢？难道他们不会打架吗？”
从毛主席反问王立庵的话中就能看出，他从小就是一个从实际出发的人，这种思想对毛主席一生的影响很大，也是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重要指导思想。
王立庵认同毛主席的这种思想，但也看出了他认知的局限性。数学培养的是人的逻辑思维，“鸡兔同笼”问题虽说没有实际意义，但这并不妨碍它教会人们用数学的思维去解决问题。
毛主席补充道：“我觉得当今中国要振兴，首先要从改变人心开始，如今的国人太过麻木，洋务运动时期，晚清也曾‘师夷长技以制夷’，但终究没能让中国走向强大。所以，理科不能从根本上拯救中国。”
毛主席忧国忧民的思想让王立庵极为欣赏，但他没有强行的去改变毛主席的思维方式，而是把话题带入了毛主席最感兴趣的历史话题：“你作文里经常写到‘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们有坚船利炮，而晚清没有？”
王立庵的话让毛主席陷入了沉思：“不知老师有何高见？”
王立庵说道：“因为欧洲自古以来都重视自然科学的发展，相比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能够解释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现象。假如没有积累足够的自然科学知识，英国又怎么能发起工业革命？”
听完王立庵的话，毛主席恍然大悟，认识到了数学的重要性，立志今后要恶补数学。
见爱徒的态度走向了端正，王立庵十分开心，对他说道：“以后周末要是有时间，可以来我家里，我给你‘开小灶’。”
这次沟通让师生二人的关系更近一步，从此之后，毛主席再未缺席过数学课，放假后也经常去王立庵家里做客。
后来毛主席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创办文化书社时，毛主席急需资金，王立庵还为毛主席寄去了一笔钱。
但由于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毛主席忙于革命，与恩师一度失去了联系。延安时期，毛主席还经常和身边的人提起王立庵，称“王立庵先生是个好人”。
“遇到难事，去找毛大哥”
由于毛主席经常去王立庵家做客，久而久之也就和王立庵的三个孩子产生了联系。王立庵的三个孩子中，最属三儿子王人路与毛主席走的最近。
每当王立庵在孩子们面前提到毛主席，都会十分得意：“毛大哥通晓古今，你们平时多交流一下，我教他数学，让他教你们历史文学。”
王人路虽说是家里最小的一位，但思想前卫，每次与毛主席聊天，他都会受益匪浅。后来王人路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或多或少与毛主席有一定的关系。
参加革命后，王人路踌躇满志，参加了北伐战争，并立下了不朽战功，但是革命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王人路的处境十分艰难。
大革命失败后，王人路没有为了自身安全而背弃组织，在危机四伏的上海潜伏了下来，从事地下工作。
在上海期间，王人路与一名叫吴启瑞的进步学生坠入爱河，结婚之后，吴启瑞为王人路生下了八个孩子。
起初，夫妻二人都在上海从事宣传工作，由于孩子太多，需要人照顾，吴启瑞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成为了一位全职太太。
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极其恶劣，全家十张嘴都靠王人路的微薄收入吃饭，日子过得十分清贫。吴启瑞原本也是个大家闺秀，与王人路结婚后过上了苦日子，但她从未怨天忧人，无条件的支持丈夫的革命活动。
革命战争期间，王人路多次遭到保密局逮捕，在狱中受尽了折磨。虽说每一次都有惊无险，但这段经历让他的身体受到了巨大摧残。
1948年，全国革命形势有所好转，但王人路的身体状况却越来越差，他意识到自己可能看不到革命胜利的曙光了，于是给爱妻留下了一封诀别信：“以后孩子就靠你了，辛苦了。天快亮了，如果以后遇到了什么事，就去找毛大哥。”
写完这封信不久，王人路便病逝。收到丈夫的来信后，吴启瑞悲痛欲绝，但她只是将这封信好好珍藏，一名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独自抚养三个孩子，的确不怎么轻松，但她从未给毛主席写信。
一是因为毛主席日理万机，她不希望因为自己的事打扰她，二是因为吴启瑞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了，毛主席可能早就忘了那段往事。
新中国成立后，吴启瑞进入了一所小学当老师，其中有三个孩子在自己所在的学校读书。1950年，学校组织学生接种疫苗，不料三个孩子都出现了过敏反应。
吴启瑞焦急万分，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落款是“王立庵先生儿媳”。
当时志愿军即将入朝作战，毛主席桌上的文件堆得像小山，但他敏锐的从信件中看到了“王立庵”的名字，于是迫不及待的拆开了信封。
吴启瑞一家的遭遇让毛主席十分心疼，于是立刻致电地方政府，把吴启瑞的三个孩子送到了条件稍好的市级医院，最终三个孩子转危为安。
帮助吴启瑞解决完这件事后，毛主席还让地方政府把三个孩子送到了苏南干部子女班学习，并让学校为吴启瑞提供免费的宿舍，每月还会为她发放一笔可观的补贴。
收到毛主席的回信后，吴启瑞十分激动，她没有想到，三十五年过去了，毛主席从一名学生成长为了人民的领袖，但他依然没有忘记王立庵的恩情。
之后的几年里，毛主席偶尔还会给吴启瑞写信，询问她近期的状况，每封信的结尾，毛主席都十分贴心的告诉她：“如果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随时给我写信。”
1960年，毛主席南下视察，还在上海与吴启瑞见了一面，当两人提到已经病逝的王人路时，毛主席哀伤的说道：“真怀念我们当时盘腿坐在地上畅谈古今的日子，王人路同志是好样的，没有辜负王立庵先生的教诲。”
1962年春节，毛主席再次写信对吴启瑞表示慰问，这一次信封中还有一千元稿费。在那个时代，普通公职人员的月工资才不到50元，一千元完全是一笔巨款。
当时全国人民刚刚度过了困难时期，大多数家庭都是一贫如洗，毛主席寄来的这笔钱让吴启瑞一家人顺利度过了难关。
如今，吴启瑞的八个孩子均已步入老年，他们见证了祖国从弱小到强大，每当提到毛主席的恩情，他们总会情不自禁的流下眼泪。
结语
毫无疑问，王立庵是毛主席人生的贵人。人们都说，认知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升。这句话看似有道理，实际上却比较片面，影响认知的因素有很多，先有“感知”，才有“认知”。
但是，人在年轻的时候，对事务的理解大多不够全面，如果在年轻时遇到一位恩师带你去“感知”这个世界，你的“认知”才会逐步完善，而王立庵就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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