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丨 陈美秀

自7月1日以来,东森电视台相关事件成为舆论焦点。梁文杰在接受电子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虽未直接找到爆料者,但掌握有间接证据,并透露正在深入调查中。此番言论随即引发了蓝白阵营的强烈不满。

首先,针对“陆委会”及文化单位、NCC(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表态,公众质疑其行动迟缓与回应的充分性。特别是文化单位,仅通过公文要求电视台进行解释,被批评为敷衍了事。而NCC则表示待调查完成后将视情况采取罚款措施,但其处理速度与此前的高效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引发公众对其拖延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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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陆委会”声称缺乏直接证据,但据内部消息透露,该部门确实进行了详尽调查,并得出以下四点结论:一是不明爆料者身份;二是相关涉事人员已离境;三是全面调查后未发现确凿证据;四是希望绿媒能提供更详尽的访谈细节及背景,以助调查。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调查中提及的爆料人疑似新华社驻台记者,但这一信息在公开场合被谨慎处理,未直接点名,仅在私下讨论中提及。这一做法再次加剧了外界对于处理透明度及公正性的质疑。

当前状况因调查陷入困境而显得扑朔迷离,此次“乌龙爆料”事件中,三大机构表现出强烈的反应,其背后原因复杂多样。第一是存在一种“秋后算账”的猜测,即由于东森电视台在选举期间未全力支持赖清德,可能因此遭受了某种形式的报复性调查。其次,这些机构可能认为东森电视台与大量陆媒驻台机构存在密切联系,甚至存在委托关系,这一点成为了他们行动的重要考量因素。

再者,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此事件被某些势力视为可乘之机,试图通过操纵舆论来达到某种目的。这种背景下,沈伯洋的言论——他早在两个月前(即4月22日)就已获悉此事却未采取举报行动,反而让所谓的“陆媒记者”安全离境——显得尤为引人关注,并被视为处理失当的重大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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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陆委会”提及的“间接证据”,在法律层面,间接证据通常指不能单独直接证明,而需要与其他证据结合起来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在刑事案件中,仅凭间接证据定罪需要格外谨慎,以确保法律的公正与严谨。因此,对于“陆委会”所称的间接证据,其真实性与可信度仍需进一步验证与评估。

7月2日,吴子嘉通过律师向台北地方检察署递交了一封正式律师函,请求对特定案件进行侦查处理。过往经验中,我们曾主动发起并告发了多起案件,共计10例,其中8例涉及贪腐问题,但这些案件大多在涉案人员离职后才得以处理,而在职期间则未见任何行动,且均以“查无实据”为由结案。

针对此背景,卓荣泰于7月2日在答询时承诺将在一周内给予明确答复。即从7月2日至7月9日这一时间段内,公众期待其公布调查结果。若最终确认并无此事发生,我们期望相关机构能向受影响的电视台及人员致以诚挚的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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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风波中,某电视台在开播初期便不幸卷入,甚至波及到包括我在内的无辜人士。我们被反复询问关于某位所谓“陆媒”记者的具体情况,包括是否曾在摄影棚见过他、是否与其有交往、是否认识他等。事实上,我与该记者的接触极为有限,仅限于节日聚餐等公共场合的短暂交流,且此类聚餐通常规模较大,参与者众多,与驻台记者的日常交往更是少之又少。

在特殊时期,如中秋节、春节(因无法返乡)或台湾遭遇重大自然灾害时,我们或许会组织一些互助活动,通过联络各地救援队伍为驻台记者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但这些都是基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互助行为,与此次事件无直接关联。

综上所述,针对此次乌龙爆料事件,若经查证确无实据,相关方理应承担起道歉责任,并撤回之前的不实言论。目前,“陆委会”已明确表示查无实证,爆料人身份存疑,且相关人士均否认此事,使得整个事件更显扑朔迷离。爆料中直接点名新华社赵小姐,并声称其监控台湾政论媒体及审核节目内容,此等言论不仅缺乏事实依据,且极具侮辱性,实属无稽之谈。此外,将矛头指向新华社或民进党内部影射,试图模糊焦点、转移视线的做法,更是令人反感。

对于卓荣泰所承诺的七日内给予答复,公众期待其能公正、透明地处理此事,避免再次引发不必要的争议。同时,针对NCC(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人事审查问题,若此前存在因造谣而加速通过的情况,现既已证明无此事实,则继续审查该人事案显然有失公允,甚至有损机构公信力。最后,关于议事堂延会及NCC民意代表的问题,若存在因个人私利而操弄议程、阻碍公正审查的行为,实属民进党“附随组织”之弊,应予以严肃反思与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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