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红舟、黄发祥《启航——中共一大会议》，油画，中国美术馆藏
七月·风华录
一大代表当年是什么样子？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穿着打扮、衣食住行等都是我们十分感兴趣和关注的。由于缺乏原始资料，我们对于100年前的这些历史人物，依然只能是一个模糊印象。
不过，对于他们的归宿，历史上则记载得清清楚楚。
一大的原始资料，国内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更别说系统的资料。1971年，董必武回忆说，“一大”在中国文献上是一个字也没有的。有些事情缺乏文字根据。为什么会这样呢？
第一，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会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把所有文件资料带走了。这种可能性应该比较大，因为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方面交给我们大量资料中就有关于一大的。这些资料能够到莫斯科去，而且资料是以俄文记录，可见肯定有人把资料带走了。
第二，还有研究者根据回忆资料指出，一大所有资料装在一个公文包里，被陈独秀不小心弄丢了。这种说法有点八卦，甚至有故意栽赃之嫌，没有史实依据。
第三，最遗憾的是，中国人本来多有写日记的习惯，但是在代表们身上都没有体现。他们没有写日记的习惯，还是因为那几天情势严峻，没有写？不得而知。
一大最可靠的原始资料，一是苏联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转交部分，另一个就是一大代表陈公博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陈公博的论文长期收藏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1960年该校中国史教授韦慕庭发现并整理出版。全文共分七个部分，附录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六个历史档案的英文译本尤为珍贵，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1922年)、《中国共产党党章》(1922年)等。
一大的官方文件资料国内没有留存，而民间性的记录也几乎为零，这应该跟当时的社会环境恶劣有关，毕竟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件很秘密危险的事情。为了慎重起见，大家都尽量不留下证据。
另外，是不是也与当时代表们普遍的不那么重视有关？否则怎么事后居然没有一个人记得一大是什么时候举行的。
由于以上原因，对于一大代表在会议期间的衣食住行、音容笑貌、言行举止、性格特征等档案，当时并没有组织或个人有意识存留，日记记录也没有。人世沧桑，时空变幻，若干年后当事人也难以凭记忆留下完整的记录。
因此，我们今天对这个特殊群体的了解只能依靠片段性、零零碎碎的回忆文字，甚至是只言片语，互相佐证，来得出一个粗线条的素描印象，这当然是历史的遗憾。
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
关于李汉俊。
1979年12月21日，刘仁静在《一大琐忆》中回忆了对各地代表的印象，其中写道：
李达、李汉俊都是文弱书生，当时在共产主义者中也小有名气。我在《星期评论》上读过李汉俊的文章，留下很好印象。还读过李达翻译的几本小册子。由于他们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自然成为会上的重要人物。不过，李达那时满口湖南土话，有时我听不大懂，因而李汉俊给我的印象更深些。
张国焘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写道，李汉俊“不轻易附和人家，爱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见解，但态度雍容，喜怒不形于色”。
在一大代表中，李汉俊的理论水平比较高。他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知识储备可谓出类拔萃。陈望道翻译的第一本《共产党宣言》，就是经陈独秀、李汉俊两人校对。李达翻译《唯物史观》遇到困难，也是李汉俊热情相助。李达曾在书序中致谢：“我有一句话要声明的，译者现在德文程度不高，上面所说的那些补遗的地方，大得了我的朋友李汉俊君的援助。”
一大后向共产国际提交的会议报告，是由李汉俊和董必武共同起草的。
在会场上，虽然李汉俊的一些看法不被认同，但他没有固执己见，也未作意气之争，而是服从了多数人意见，体现了“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纪律意识。
关于李达。
张国焘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写道：
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是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张国焘后来成为叛徒，但他没有抹黑李达，而是很恰当地刻画了李达的性格特征。李达的这种性格特征伴随其一生。
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
关于张国焘。
毋庸置疑，张国焘是一大最重要的人物。
刘仁静在《一大琐忆》中谈到张国焘时说：
在我的记忆中，张国焘、周佛海是会议主角。李汉俊、李达、陈公博、包惠僧、陈潭秋和我都积极参加了讨论。其余的人发言不算太多。张国焘是很精明能干的人，也是喜欢出风头的人，凡有出头露面机会，他一般不肯错过。在北京时他总抢着与李大钊联系、与苏俄人打交道。到上海开会他更积极，主持会议，研究议程，样样少不了他。应该承认，他掌握会议确实很机敏，包打听来窥测会场时，他当机立断，布置大家退场。所以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大最活跃的人物。
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张国焘也已去世，刘仁静则历经风云磨难，活了下来。他的回忆抛弃了历史恩怨，有褒有贬，相对客观。
陈公博在《我与共产党》中也曾提及张国焘，他说：“我本来性格是硬邦邦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到了现在有警报又张皇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相对于刘仁静，陈公博明显带有个人不健康的情绪，甚至对于自己的组织和同志遭遇危险，显得有些幸灾乐祸。
1954年2月23日重新入党回到组织内的李达则回忆说：“张国焘阴谋诡诈，我对他很不满，他所以借这个机会在大会（指中共二大）上打击我，‘打倒你，我起来’这就是他的秘诀。他以后叛党做特务，就从这个时候发芽的。我从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起，早已确定他是一个坏蛋。”
1955年8月2日，李达又回忆说：“张国焘原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带着旧官僚的作风，投机到党里来。他只知个人利益，不顾党的利益，他眼映眉动，诡计多端，若与别人有利害，就遇事倾轧冲突，‘打到你，我起来’，这是他唯一的本领，我早就看破他是‘大不老实’的人。”
李达说自己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就确定张国焘是“一个坏蛋”。这个话显然是马后炮，甚至显得有些不厚道。1959年3月27日，李达把他和张国焘之间的嫌隙说出来了：“张国焘这家伙最坏。是个非常阴险的人，他跟我是死对头，专门跟我别扭。”
关于刘仁静。
张国焘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写道：“他那时是一位埋头于书本的青年，读过许多有关共产国际的文件。他主张这次大会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信念，逢人便滔滔不绝地说教。”
事实确实如此。年纪最小，读过北京大学物理、英语、哲学专业，很早就接触到马列著作的刘仁静，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加上确实读了不少外文版马列书籍，因此开口闭口引经据典，表现非常活跃。在与李汉俊辩论时，他甚至边说边拿出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一下子背诵好多章节。
但是，这种看似了得的纸上功夫，如果不积极投身实际的革命斗争，恰恰就成为软肋。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善于观察思考的毛泽东当时就敏锐地意识到刘仁静的弱点，出于对同志的关心爱护，当面给他提出建议。
刘仁静回忆：“大会结束后，我被留在上海等待新成立的中央分配任务。当我与回到各地去的代表握别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以后要多做实际工作。’这当然是针对我在会上夸夸其谈不结合实际而发的。”对于年轻的刘仁静，28岁的毛泽东像宽厚的兄长一样，表示了他的爱护。
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
关于毛泽东。
毫无疑问，就历史的结果来看，毛泽东在一大代表中是最杰出的，只有他领导中共夺取了全国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回到1921年7月的一大会场，毛泽东是不是很突出呢？刘仁静曾经回忆说：
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则年龄稍大，是脚踏实地的活动家。其中毛泽东和我同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在北京就认得。那时我喜欢跑北大图书馆，知道他是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很重视学习时事，什么报纸都认真阅读。在我的记忆中，毛泽东在一大上采取谨慎谦虚态度，不轻易发表意见，也没有坚持什么特殊主张，很难将他突出来作为某种主张的代表。
刘仁静还说，在一大会议上，毛主席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
笔者认为，在所有回忆资料中，刘仁静的回忆是比较客观的。他没有因为当时的哪个人后来倒霉了或成功了，就改变自己的历史印象，作出迎合性的历史解释。由此可见，刘仁静保持了传统士人的骨气与良心。
对于已经是“毛主席”的毛泽东，刘仁静并没有把他回忆得那么“高大上”，而是客观地说毛泽东“没有坚持什么特殊主张，很难将他突出来作为某种主张的代表”。
再来读一读李达的回忆，就别有一番滋味：
毛泽东同志在代表住所的一个房子里，经常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他苦心思索竟到这样的地步，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招呼，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殊不知他是正在计划这回到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要想出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办法。
包惠僧于1953年也回忆了一大期间的毛泽东，他说道：
我是一个庸人，同毛泽东是在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时才见面……在第一次代表会议中我对他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如果要说话即是沉着而有力量。除此之外，我对他并没有更深刻的了解。
他还说：
“毛泽东在一大会上，只是代表长沙作了一次简短的发言，其他没谈什么。”
包惠僧的回忆小心谨慎，但仍然坚持了历史的底色。
张国焘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回忆道：
毛泽东也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
张国焘比较客观真实地讲述了一大会议期间的毛泽东，但我们能感觉到，大地主家庭出身的张国焘，在字里行间流露出那种高高在上看不起人的语气。 所谓的“湖南的土气”，倒是让我们感觉到了毛泽东的质朴。
28岁的毛泽东在与会代表中属于“中间一代”。他既不像19岁的刘仁静那么激情活跃，也不像46岁的何叔衡那样老成持重。会议期间，他没有侃侃而谈，一直在观察、思索与学习。会上，毛泽东担任记录，只作过一次发言，即介绍长沙共产党的情况。
毋庸讳言，就当时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而言，湖南一师毕业的毛泽东确实比不上李达、李汉俊、刘仁静等人，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语言能力。当时很多马列经典没有翻译过来，需要用英语、德语阅读，毛泽东显然比不过曾经留学的李达、李汉俊，或者读名牌大学的刘仁静等人。因此，在不少人引经据典大谈理论时，毛泽东只是默默地听着，很难插上话。加上毛泽东的性格沉稳内敛，就给大家留下“不突出”的印象。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国人民的命运却是因为“不突出”的毛泽东的领导，才走向光明的未来。
经过与一大其他代表的接触，毛泽东意识到了自己理论知识包括外语水平的差距。会议开完，8月回到长沙，毛泽东就给正在法国的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写道，要“把英文作为主课，每天多少必读几句，诚已晓得非读不可” 也许是会议期间受到的一些启发激励。
1921年9月29日，毛泽东向中国少年学会提交志愿时再次谈道：“所志愿之事业现时还只着手预备，预备三年或四年。后个人须赴国外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后再回国，从事所欲办之事业。”毛泽东也考虑出国留学，多学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提高理论修养。
由此可见，从一大会议受到启发，毛泽东十分重视理论学习和提高。一个好的政党，好的团体，总是促使其成员不断进步。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具备了这种特质。
关于何叔衡。
一大会场最年长者是何叔衡，当时虚岁46岁。何叔衡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从小一边务农，一边断断续续读了8年私塾。1913年考入湖南第四师范，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与毛泽东结识。相较于其他代表，何叔衡的马列知识不多，但革命热情甚高，他真心向往共产主义实践。
张国焘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回忆道：“何叔衡是一位读线装书的年长朋友，常常张开大嘴，说话表情都很吃力，对马克思主义懂得最少，但显出一股诚实和热情的劲儿。”。何叔衡懂得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并不多，但是他对革命是真诚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与忠诚是坚定的。
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
关于董必武。
刘仁静回忆说：“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则年龄稍大，是脚踏实地的活动家。”
张国焘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回忆：“董必武为人淳朴，蓄着八字式的胡子，活像一个老学究，在谈吐中才表现出一些革命家的倔强风格。”
关于陈潭秋。
张国焘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回忆道：“陈潭秋老是一本正经，教员风味十足。” 文字不多，基本是素描式的。
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
关于王尽美和邓恩铭。
1979年12月21日，刘仁静在《一大琐忆》中谈了对各地代表的印象，其中对王尽美、邓恩铭的印象是，“在发言比较少的人中，王尽美、邓恩铭是两个年轻学生，是抱着虚心学习态度参加会议的”。
陈潭秋在《回忆党的一大》中写道：“那时，王、邓两人是非常活泼的青年……”
张国焘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回忆道：
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也到得较早，他们都是刚毕业的中学生，因曾在五四运动中积极活动而著名。我这次到上海路过济南，曾在那里耽搁一天。他们约集济南的八个党员，在大明湖的游船上和我聚谈了一天。他们视我为他们的先进者和老朋友，向我提出许多问题，不厌其详地要我讲解。他们一面静听，一面记录要点，并商谈如何执行的方法。他们来到上海以后，仍本着学习的精神贪婪地阅读有关书刊，有时且向到会的代表们请教。
一大期间，王尽美住在毛泽东隔壁，二人初次相识，就结下深厚友谊。多年后毛泽东还记得，王尽美“耳朵大，长方脸，细高挑，说话沉着大方，很有口才”，大家都亲切地叫他“王大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到青岛视察时专门讲：“你们山东有个王尽美，是个好同志。听说他母亲还健在，你们要养起来。”
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毛泽东历数牺牲的一大代表，第一个就提到了王尽美。
1961年8月21日，董必武在纪念王尽美的一首诗中写道：“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
从毛泽东、董必武两人多年后的记忆来看，王尽美、邓恩铭这两个年轻人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广州代表：陈公博、包惠僧
关于陈公博。
刘仁静在《一大琐忆》中回忆：“周佛海和陈公博是另一种类型，他们不是专程来开一大的。陈公博带着夫人顺便到上海来度蜜月，住在上海南京路上豪华的大旅馆里，举止阔绰……”
陈公博出席了一大，但并不认真开会。张国焘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同样写道，陈公博“带着他的漂亮妻子住在大东旅社，终日忙于料理私事，对于大会的一切似乎不甚关心。在一般代表心目中，认为他像是广州政府的一位漂亮的青年政客，而他与我们所谈论的，也多是关于广州政局的实况” 可见，陈公博对开会确实是心不在焉。
关于包惠僧。
张国焘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写道：“包惠僧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爱任性谈笑。他们都不多谈理论，对实际问题的探讨则表现得更为起劲。”包惠僧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知识，当然谈不出来。
对于包惠僧，陈独秀说过公道话。因为民间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的说法，意思是说湖北人比较灵活。陈独秀不这么认为，他说包惠僧、刘伯垂就是“好人”！
旅日代表：周佛海
刘仁静在《一大琐忆》中谈到周佛海时说：
在我的记忆中，张国焘、周佛海是会议主角。……周佛海和陈公博是另一种类型，他们不是专程来开一大的。……周佛海则在开会期间不忘谈恋爱，甚至还引来了桃色纠纷。……就会议上的表现看，他们当然都善于辞令，讲得头头是道。我记得周佛海主持过会议。
张国焘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写道：“日本留学生代表是周佛海。他是一位很活跃的青年，那种湖南土气似乎早已消失殆尽，看来风流潇洒，倒像是个老上海。他对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谈得头头是道，对大会的筹备工作也是积极参加。”
张国焘在回忆中说毛泽东身上有湖南人的“土气”，倒是体现了青年毛泽东身上保持着农村出身的朴实。“倒像个老上海”的周佛海，则是变坏了，变得洋气十足，是一个地地道道流里流气的“老上海”了。这样描写他，并不是夸奖，而是讽刺挖苦。周佛海这种生活追求，最后促使他走上歧路，成为一个历史的可耻人物。
节选自《伟大从此开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一书。
《伟大从此开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中国青年出版社
祝彦/著
本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导，充分吸收了党史研究成果，通过大量翔实丰富的史料、鲜活生动的故事，从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创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中共一大召开的经过、一大代表的不同归宿、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若干特点等多个维度，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时代背景、困难挑战、传奇经过和伟大意义，并从建党领袖和代表人物的人生轨迹诠释信仰的力量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永恒课题，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本书还就中共一大为什么在上海和嘉兴召开、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什么缺席、“七一”的由来、“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经历、共产国际与中共创建的关系等热点问题正本清源，引人入胜。
本书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参考。
【作者简介】
祝彦，江西省新干县人，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思想教研室主任，兼任教育部学位中心评审专家， 百色干部学院特聘教授，青岛市委党校兼职教授，辽宁省委党校、遵义干部学院、鄂尔多斯市委党校客座教授。
曾任职于江西省新干县教师进修学校、吉安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研部、中国市场经济报社等，著有《晚年陈独秀（1927—1942）》《救活农村——民国乡村建设运动》《陈独秀思想评传》《中国共产党怎样治理腐败问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导读》《思想热点问题》《陈独秀与近代中国》《大革命后的陈独秀》《在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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