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济夫
在梁山泊故地，会通河起首，有一座古码头，历经七百余年风雨，前世陈迹已深埋地下。昔日济州河与会通河在此衔接交汇，十分繁荣兴旺。
梁山县文物普查显示，1996年在梁山县前码头村东北侧地下发掘出一方石碑——“大元新开会通河记事碑”，为元代至元二十六年所立。该碑为龙头龟座，碑身通高2.68米，碑文26行、满行71字，详细记载了元代开挖会通河的全过程和有关事宜。
大元新开会通河记事碑
1215年，成吉思汗攻占中都，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大元”。元世祖至元九年，忽必烈攻占燕京，1276年攻占临安(今杭州)，至此南宋灭亡。元朝统一中国后，定都燕京，俗称元大都。
元朝定都燕京初年，每年需要江淮供给粮米100万担，开始时多用海运。由于海上风大浪急，每年沉船耗米达20多万担，溺死船夫五六千人，损失惨重。后来，南粮漕运从杭州经运河到淮安北，转入黄河，逆流西上，至河南中泺镇卸船，由人担、车拉、骡马驮，陆运行走90公里，到卫河边淇门装船，再经“御河”(卫运河)运达元大都。此道偏西，河南、安徽、江苏段系都是逆水行舟，装卸运输费时、费力，且速度较慢。
元代至元二十五年，寿张县尹韩仲晖、前太史院令史边源建议开运河引汶水。次年，都漕运副使马之贞奉命与韩仲晖、史边源同勘地势；断事官忙速儿、礼部尚书张孔孙、兵部尚书李处巽等主持开挖小安山湖(梁山泊北移余流)，自码头为起点，分梁山泺水源，经寿张、聊城125公里的运河，至临清会于御河(卫运河)，元世祖忽必烈赐名“会通河”，会通河南接梁山码头至济宁的济州河，再通淮安。
这一段运河修通后，比隋唐大运河缩短了900多公里。据史料记载，元代运河通航102年，通过运河北调的南粮占全国总税粮的六分之五。
忽必烈和会通河
“然当时河道初开，岸狭水浅，不任重载”，在元代，由于“北运每虞浅阻”，会通河时通时塞，再加上对运河疏于管理和黄河溃决侵犯运道等原因，沿京杭运河运输至京师的粮食，不及海运的十分之一，因此南粮开始以海运为主，通过运河的漕运逐渐没落。元代末年，会通河陷入淤塞，基本废弃。
明代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为纪念北方平定，改元大都为北平。
明代永乐元年，明成祖朱棣获得皇位后，将都城从南京迁都北平，为与南京对应，更北平之名为北京。这时，重开大运河成了当务之急，但因政局不稳，没有急于兴师动众、调集民工开挖京杭大运河。直到永乐九年，济宁州同知潘叔正上疏，浚会通河一段，大运河即可以全线贯通。永乐皇帝欣然同意，急派工部尚书宋礼前往济宁治理京杭大运河。
宋礼初到济宁后，任命潘叔正督理疏浚工程，以济宁为分水岭，调集大量民工和军士，开挖河道，并很快竣工，然而由于济宁以北河道水浅，漕船难以通行。
宋礼忧心忡忡回到济宁，沿河踏访，在汶上访到运河上的“老人”（十余名运河民夫的领班）白英。白英给出借水行舟、引汶济运的建议，这便是名垂青史的“白英策”。白英十分熟悉运河及附近地势，他认为，漕河无水，关键在于汶上县的南旺，因黄河淤积，南旺成为运河的水脊、驼峰道，所以应该在地势较高的东平县戴村附近的大汶河建一座大坝，遏汶水下泄，从南边开挖一条小汶河引水到南旺制高点，南北分流，漕河就可以通航了。
宋礼采纳了白英的建议，按照白英设计的图纸组织施工，并开挖了安山湖、蜀山湖、马踏湖、马场湖和南旺湖等五大湖泊作“水柜”。夏秋汛期可储存洪水，冬春运河水少时，可把湖水调到运河补充水量，以保漕运。接着，重开会通河，一是将被黄河淤积的运道，改地重新开凿出来。旧道由小安山湖西面的码头北注卫河，新道改从小安山湖东面袁口、靳口至东平县城附近的大安山经戴庙、十里堡、张秋镇北注卫河。会通河改道湖东，黄河泛滥时有小安山湖泊容纳洪水，可提高运道的安全；又因这里地势西高东低，可保运河水位，利于漕运；二是展宽浚深会通河道，一般深挖到13尺，拓宽到32尺，重载漕船可顺利通过。河道东移至东平州城附近的大安山，这里迅速发展为繁华的水旱码头。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乘船经东平时，曾赞叹“这是一座雄伟美丽的大都市。”原会通河段起首处的码头及运道从此废弃。
清咸丰五年，黄河北徙，夺大清河入海，会通河畅通了五百余年后，在梁山十里堡村拦腰冲断。当时，南来船只能在十里堡平渡黄河。南方漕船到此不熟悉黄河水性，常有沉船、人亡、粮失。清光绪二十六年，京杭大运河漕运停罢，会通河废弃。
（本文作者为梁山县政协文史委原主任）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