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的态度,历来褒贬不一。认为好的要发扬杂文精神,针砭时弊,努力说真话,不说假话、空话、大话、套话;认为不好的要摒弃杂文精神,不要杂文表明什么态度,甚至要封杀杂文这种文体。那么杂文到底应该秉持怎样的态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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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杂文的作者精神可嘉,一定要找出社会发展中的毛病,深挖人性中的各种毛病,甚至横挑鼻子竖条眼,看不惯所有的事物发展。他们自认为说了真话,对事物进行一番评价,除了抒发胸中郁闷之气,就是要秉持公理,宣扬公平公正的精神。而这种宣扬并不一定起到很好的作用,从他们本身来看,写作杂文的作者有认知限度,能力有限,认识的视野有限,以为自己说了真话,写了针砭时弊的杂文,其实并没有说真话,或者只是绕着弯子说话,以求自保,不能引发读者的强烈共鸣,也就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了。如果杂文作者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丰富经验,会有相对客观的认知,也会用杂文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见,并且努力说真话,说实话。如此一来,杂文就成了不受欢迎的文体,但分明有些人喜欢看。

杂文的精髓在于求真,求善求美,而不在于绕着弯子说话。如果只是绕着弯子说话,语言变得委婉和谐,而没有针砭时弊,没有说出心里想说的真话,那么杂文就失掉了存在的理由。自古以来就有杂文,有说真话的风格。无论是韩愈的《谏迎佛骨表》,还是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都算是地地道道的杂文。到了鲁迅写杂文的时候,杂文已经变得非常灵活了,天地万物,无所不包,无所不写,甚至可以直接谩骂。虽然谩骂并不是文章的风格,但杂文却可以谩骂。

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样的文章就是杂文。或者说杂文这种文体有利于嬉笑怒骂,有利于抒发真性情,直接说话,不绕弯子,说真话,讲实话才是杂文的风格。小说这种文体喜欢绕弯子,即便是长篇大论,也不一定能把事情说得明明白白,尤其是加入了后现代手法的小说写作更是如此,让人摸不着头脑,如入五里雾中。诗歌更加朦胧化,不是美丽的描写就是抽象的描写,却不能直接说实话,不如杂文更加自由,更加随意,也更加淋漓尽致。杂文的态度就是要带有作者主观情绪,甚至表达的是偏见也在所不辞。因为杂文这种文体就是为了表达意见而生的,为了说实话而生的,而不是为了婉转叙事或婉转抒情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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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呼唤杂文的出现,在乱世的时候,杂文满天飞,很多作家都可以写杂文来针砭时弊。在盛世的时候,杂文似乎被冷落了,也就衰落下去了。权贵们不再重视杂文的写作,作家们写的杂文没有地方发表,也就失去了战斗的阵地,当然就不能凭借杂文来养家糊口了。而小说写作却如日中天,不论是权力还是资本,都允许人们写小说,甚至允许人们胡编乱造写小说。于是小说蓬勃发展,而杂文逐渐式微。杂文的态度很明显,似乎不符合权力系统的意志。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似乎社会上的弊端更多了,但不能指出来直接说明,也不能做针砭时弊式的评价,作者只能默默写了文章,发在一些小刊物上,算是成就了自己的梦想,却并不能引发广泛的社会讨论,也不能引发一定的社会反响。如此一来,杂文的态度就出现了问题,不被主流意识形态接纳,也不能真的发现社会弊端,即便发现了也不能直接说出来,不能实话实说,那么杂文就成了非常优美的抒情散文或叙事散文。尤其是社会工作和生活节奏加快以后,人们已经没有心思去欣赏杂文了,欣赏的都是一些优美的散文,或者是离奇的小说,连诗歌都被打入了冷宫,那么,杂文也就面临着很严重的生存危机了。

杂文的态度转变之后,就失去了立身之基。本来应该发现社会发展中的弊端,指出来之后加以改正;本来应该发现人性的弱点,甚至要发现整个国民性的问题,指出来,引起疗救的注意;本来应该发现经济、政治、哲学等领域的问题,指出来,加以改正,却被有意忽略,甚至被作者有意忽略。那么杂文就会沦为小丑,沦为不被关注的文体。当杂文只会议论随地吐痰对不对,灯绳掉了到底应该由谁来安装的时候,杂文也就彻底丧失了生命力。杂文不应该受到权力的打压,也不应该受到资本的排挤,应该蓬勃发展起来,只有指出错误,认识到错误才有改正的希望,倘若躲避错误,有错不改,还要美化错误,那么整个社会以及个人、群体就无法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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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在任何时代都不应该妥协,保持自己鲜明的态度,哪怕只是岩石缝里生出来的小草,也要保持倔强而旺盛的生命力,对抗着西北风,对抗着严霜和冬雪,对抗着周围的一切恶劣伤害。或许,这才是杂文的态度,也是杂文存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