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6月21日，由大连市委宣传部、金普新区党工委等联合摄制的电影《唤醒者》在全国院线上映。作为大连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影片，无论是在沈阳、大连的首映礼现场，还是在各高校的观影礼堂，无不深深感染着每一位观众。许多大学生朋友观影后热泪盈眶，感慨万千。在豆瓣和小红书等社交媒体的影评专区，更可以看到诸多好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3周年之际，大观新闻将陆续推出四篇由大连市评论家协会组织撰写的影评文章，从多个视角对这部影片的艺术价值和时代意义进行专业探析。
《唤醒者》——
革命早期的大连英雄群像
——电影《唤醒者》评介
薛媛元
大连外国语大学汉学院讲师
大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唤醒者》作为今年上映的红色革命历史片，最令我惊喜的，是它不仅刻画了关向应这位革命前辈的早年革命生涯和英雄气节，也展示了上世纪20年代大连地区不甘做奴隶的反抗者的群像。
所以，这部影片不能被单单看作一位革命家的传记，而是全部有骨气的大连人的传记，我想这也是它之所以被定名为《唤醒者》而非《青年关向应》的主要原因。
《唤醒者》中被着力刻画的配角人物众多，有二男一女经典三人组合中的另外二位许阳和曲小妮，有关治祥（即影片中的关向应）的私塾蒙师范先生，有民间武装力量的组织者黄大哥，有对日本人阳奉阴违的巡捕队苟队长，还有虽然出场不多却对主人公起到不可忽视之引领作用的傅立鱼、石三一、李震瀛等革命先驱，甚或还有仅作为受害者闪现的疯乞丐和裁缝媳妇……每一位配角，无论是英勇无畏还是一度怯懦，无论立场坚定还是走过弯路，最终都汇入了反抗者的洪流，成为燎原的星火。
私塾蒙师范先生，是老一辈有良知、有风骨的传统知识分子的代表。影片自私塾的朗朗书声始，稚气的《满江红》是范先生传递给孩子们的最朴素的爱国之情。
以关向应为首的主角三人组之所以能在日本的奴化教育中保持本心，能够在可须水毒打说汉语的学生时挺身而出成为罢课请愿的领袖，都离不开范先生早年的启蒙。即使孩子们的私塾已在日寇的燃烧弹下化为灰烬，范先生启蒙的初声却早已将他们唤醒。
后来失业的范先生不得不转行做码头工人，却因站出为被日本人欺压的工友鸣不平而被打成重伤，导致失去劳动能力、全家因生活无着而饮卤水自尽。
这件事成为关治祥的反抗从学运走向工运的导火索。可以说，范先生个人英雄主义的反抗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他就像播撒在地的麦种，终究会在学生们、工友们的心中结出籽粒，并将国族之爱的种子撒向四方。
比起铮铮傲骨的范先生，巡捕队苟队长则是另一种圆滑世故的老油条的代表，一口海蛎子味的大连话让大连观众感到无比亲切——这也是本片中最接地气的大连元素。
苟队长身着制服、腰别枪棍、顶着汉奸的骂名招摇过市，但骨子里却依然是疾恶不已的中国人。巡捕队队长的身份在他这里是与日本人周旋、保护中国百姓的工具，他在大连民政署前与激动的学生对峙时会苦口婆心、挤眉弄眼明示暗示学生暂避锋芒不要吃亏，也会在掏枪威吓的一瞬间把枪插回去换上大棒，还会在追捕“乱党”时故意带手下走错路，甚至把受伤的小伙子扛上墙头试图帮他逃走……正是他这样的存在，使许阳最初产生了“如果我做了巡捕，一定能帮助很多中国人”的幻想。
然而苟队长的结局意味着左右逢源的尝试是行不通的——在援救武装队事发之后，苟队长被可须水下令公开处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选择不让被勒令杀死自己的许阳为难，撞上刀锋自尽，以轰轰烈烈的死亡，破除了可须水试图驯化中国人之奴性的阴谋。
同为巡捕队队员的许阳，是走过弯路但最终改邪归正的回头浪子的代表。
他是主角三人组中形象最为复杂的一个，作为关治祥的发小和兄弟，他的心志不似治祥那样坚定，特殊的身份让他夹在朋友、族人和上司间左右为难：苟队长死后，他面对治祥和小妮的指责委屈不已，但在治祥警告他巡捕之路上会遇到更多的身不由己时，他还是在友谊与利益间选择了后者，没舍得放弃这份收入不菲的职业；在听到被可须水凌辱的裁缝媳妇呼救时，正义感也曾使他挥起大棒破门而入，但上司可须水的脸又让他生生止住自己的棒子，在正义与前途中选择了后者，纠结地在裁缝媳妇的惨叫中当起了守门的帮凶。
然而他的良心又没有完全丧失，在可须水对领导工人运动的治祥举枪时，他明知会被误会，还是选择抢先一步冲上前，举棒对好友进行殴打，试图消除可须水的杀意；在追捕赤色分子风声日紧的时候，他也会在忠实执行搜捕任务的同时，给治祥几句由衷的警告。
然而，他企图委曲求全、做稳奴隶的打算，最终还是在被捕的曲小妮被可须水凌辱致死后彻底破灭了。
治祥的质问再次唤回了他的人性和初心，他选择了揭竿而起，为反抗力量引路，杀进巡捕房大牢，救出了游行中被捕的革命者们，而自己选择引爆炸弹，与日本巡捕们同归于尽，以自己的生命对曾经犯下的过错进行了令人唏嘘的忏悔。
《唤醒者》中很引人注目的一点，是这些反抗者的悲壮结局。
与当下不少“谨慎发刀”的影片相比，本片中充斥着各种残酷的死亡，它没有理会当下流行的爽文逻辑，丝毫不曾回避抗争的残酷性。
除了之前提及的个人英雄型、左右逢源型、委曲求全型反抗者之外，民间自发武装力量的组织者黄大哥、天真的学生革命者曲小妮、以身撞车试图讨个说法的疯媳妇等，都在不同程度和类型的反抗中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这些残酷的死亡从侧面说明了一个事实：没有正确思想指导与党组织领导的反抗与革命，就无法取得真正的胜利。
正是在这些死亡与牺牲的映衬中，傅立鱼、石三一等初代马克思主义精神的传播者与李震瀛等初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在关治祥成长中的意义才得以凸显，治祥最终离开大连、寻找胜利之法的抉择，才成为合理的发展与唯一的结局。
来源：大观新闻
编辑∣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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