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摄影到底拿来做什么？赏心悦目，看一些穿衣服或者是不穿衣服的姣好的身体吗？人体摄影可不可以是我们通过身体来建立主体意识的方式？这个话语同时是艺术的也是社会的，甚至是政治的。
谈人体摄影的一个原因，既然我关切的是摄影，它作为一个艺术表现了它在文化、社会各方面的一些意义，我就会关切人体摄影到底拿来做什么？赏心悦目，看一些穿衣服或者是不穿衣服的姣好的身体吗？人体摄影可不可以是我们通过身体来建立主体意识的方式？我们作为观者，首先我们可不可以通过别人的身体建立我们自己对身体的各方面的意识？如果作为一个拍照者，通过你拍摄的对象、你的材料、你的模特，可不可以传达这样一个具有主体意义的话语？这个话语同时是艺术的也是社会的，甚至是政治的。
荒木经惟摄影作品
荒木经惟被认为是天才摄影家，他确实有一种对影像艺术的本能的捕捉能力和感知能力，是相当有才华的。他拍各种各样的题目，但是他最主要也是最为人所熟悉的是女性的身体。首先，也许在道德的角度，这样的影像肯定是有争议的。如果不是在日本国内，在其他的地方，尤其是在西方国家，摄影圈或者是艺术圈或者是评论界或者是美术馆、艺廊，在批评他作品的同时，有足够多的人非常喜欢他的作品。
他这些照片的争议在哪里呢？他非常赤裸把异性恋男性的欲望呈现出来，还有更多的东西。随便挑选几张采样，可以看出他的表现手法直接、赤裸、充满争议。但是他的表现力也得到巨大的好评，因为不管日本国内还是全球范围内，都认为他表现的是非常诚实的人的欲望，毫不遮掩，把人性欲望的本质、人的情欲、窥视的欲望、想要去施虐于女体的欲望直接、赤裸而且更强烈地表达出来，这是一个不虚伪的展现。
荒木经惟的照片里缺了什么？如果是用这些女体摄影呈现我们最原始欲望的话，什么样的欲望在这里面没有看到？是的，女人的欲望。女人没有欲望？女人只能被视为被欲望的客体？他的作品里基本上没有一张男人被吊起来让女人去看的。为什么不呢？如果你觉得情欲这件事情是健康、开放的，而且是可以被摊到桌面上解释的话。其实他还是在复制日本父权文化下的那一套情欲话语。情欲只属于男性，女性只是男性行使情欲的工具或者道具或者一个客体。女性被动也可以达到快感，但是她没办法主动以什么方式去获得快感，只能等待男性给她一种制式化、规范化的，且常常不是快感只有痛苦。这样绑起来会很有快感吗？可能有些人会有快感，但是多半会很难过吧？
乔-彼得·威金摄影作品
关于表现身体的社会化这一方面，一些摄影家专注于去表现一些坏掉的、或者被遗忘的身体和社会，这里看到的呈现“坏掉的身体”的系列，是一个摄影集里面不同的西方摄影家拍的。
例如，乔-彼得·威金（Joel-Peter Witkin）是很有名的一位西方摄影家，他的艺术手法特别的细工，做很多美术上的讲究和处理。他拍一些身体的残缺，甚至是死亡的身体，把它拍成像宗教化的表现，或者是用很多西方的、宗教绘画的典故，以影像摄影方式把它拍出来。
约翰·科普兰斯摄影作品
约翰·科普兰斯（John Coplans）的自拍照，则是自己六十来岁拍的，垂垂老矣的身体，充满了粗糙的皮肤、赘肉跟垮掉的身体，但是他以这样的画面看他自己。西方人普遍比较有此勇气跟意愿解释自己的身体，不管是身体衰老的、有病的、残缺的，甚至死亡的，以此解释自己和别人的生命，通过他们的身体来呈现。
有个摄影家拍一些自残的或者是死掉的身体，这也是身体的状态。我们看到人体从生老病死，从欲望、医疗到疾病，到性的幻想，各种各样的题材，都可以是身体摄影。传统的人体摄影在取材跟想象上显然是太过狭窄和单一。
我们看一下身体作为政治话语的一些表现和问题。董振良是台湾的一个人体摄影家，他是金门人。金门在国共敌对的态势下相互发射炮弹，每个单日发射炮弹过来，单打双不打。所以金门是一个战地，在台湾的角度来说是前线，是一个赋予了军事政治意义的重要岛屿。董振良作为金门人，在这个历史情境过去后，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乡，拍摄了《解放战地》这个专题。他带两个裸体女性模特，他自己是这个摄影计划的导演，设计情境，带着摄影师执行他的安排。这其实可以是具有政治话语的非常有意思的作品。可以想象，把女体放在之前军国主义、穷兵黩武的男性文化，和具有好战、权力斗争象征的金门，是非常具有颠覆性和政治批判性的。但他没有做好，非常可惜，他的政治话语弄得轻浮了。大陆摄影家枫翎的《向父亲致敬》，有一些过去的政治符号在里面，比如说红领巾，显然是对“文革”、红卫兵的历史记忆的一个再现与陈述。也有点像优秀的摄影家王宁德的“有一天”系列，那个是非常表演性的。
索德克（Jan Saudek）是在捷克社会主义时期的优秀摄影家。东欧社会主义时期，当然也是精神上的压抑，艺术话语在政治压抑的年代，常常艺术话语会发展得特别好，所以会创作出一些复杂、语义暧昧的好作品。作品的针对性不是非常明显，魔幻写实的东西，常见于文学或者是电影上。黑眼伏特加广告牌里的一个社会的眼睛，这个社会的眼睛看到有个人在广告牌上面，这是他早期的作品。索德克更多的作品，是他棚内摆拍的设计性的影像，涉及记忆、爱情、性的身体。大量身体与性的表现里，我觉得其实隐含了很强的政治性。我们也许没办法立刻说它一定指怎样的政治。他摄影里的情欲跟身体，光看艺术性已经非常可观，包括丰富的美术手法来处理他的照片。
索德克摄影作品
屋里的窗户，这成为他许多作品共同的场景安排。屋内空无一物，通过窗户看出去是美丽的阳光与草地，令人有一种期待感，一个敞开有风的窗户代表一个清新的、有希望的世界。屋内是空洞的，演员面对窗户望出去，有各种各样的情境，窗户外有青年在阳光下昂首阔步地行走，屋内却看到一个女子吊死自己。很多上彩的照片里，女子涂了很浓的胭脂，穿着很性感又古典。或者两个赤裸的身体拥在一起，可以有很多解读的可能。男女的关系，爱情可能变成一个锁链，同时也可能象征着政治上的压抑。他们赤裸自己，身体是解放的，也许象征着精神上解放，也许根本没有精神性的层面，可以有很多的解释角度。如果身体是开放的，灵魂还是被扣住了。这种超现实的、或魔幻写实的场景，我认为有很强的政治性，不只是对于生命的某种荒谬。很可能他认为生命的荒谬，来自于无法说话的政治处境。
最后看看帝国势力下关于身体的摄影呈现。“帝国下的身体”常常被当做数据，成为这样或那样的帝国主义者，方便统治其殖民地的一种影像的答案。
约翰·汤普逊是一位英国旅行摄影家，在1870年代走遍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拍了很多照片。他到台湾拍了很多“原住民”，在19世纪末期“原住民”的一些造型、他们的生活的一些情境、站的或者是坐的姿势、一些特写，以及他们的服装、脸孔的正面与侧面。
我们也看到鸟居龙藏的作品。这是1895年台湾割给日本以后，日本帝国所派遣的一位影像人类学者。我称其为“殖民人类学者”，是因为他来记录台湾原住民的 身体，跟约翰·汤普逊的几张照片是很像的，鸟居龙藏记录了台湾的很多原住民族。1895起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三年后他就来到台湾，前后进出四次，大量地 采集台湾各族原住民的影像。
鸟居龙藏摄影作品
台湾原住民博物馆出版了一份鸟居龙藏的摄影作品集，前面有五六篇台湾汉族人类学家写的序，他们对鸟居龙藏在台湾所做的早期人类学影像数据的贡献大为赞扬，而且认为在台湾摄影史上是重要的遗产。最后一篇序，是台湾一位原住民人类学者孙大川写的，叫做“鸟居龙藏特展罪言”；他说，“我带着一种歉疚的心情在写”，但其实孙大川是非常严厉地在批判鸟居龙藏的摄影。他说，在这种摄影里，我们原住民不是人，而是标本，像博物馆里被采集的蝴蝶标本，原住民在鸟居龙藏的摄影里，就是这种概念，他们以此作为统治、管理我们的数据。
基本上殖民人类学影像都带这个功能，早期人类学的纪录片也有这个功能。1920年代西方帝国还有着许多殖民属地，很多的原住民族、少数民族和人类早期的一些生活方式，以一种搜刮的概念建立。这种拍法，跟拍犯罪照片没有什么不一样：正面、侧面、背面。其实，影像对统治者而言，可以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控制的数据。西方帝国主义者喜欢建立数据，这可以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最后看一组马丁·帕尔（Martin Parr）的作品，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英国摄影家，善于抓文化符号。他拍很多题材，包括嘲讽英国中产阶级可怕的品位这样的主题。帕尔拍过一个叫做“小世界”的作品，是描述西方观光工业发达的情况下，观光客（以西方观光客为主）到全世界各地，包括非西方国家（常常是西方国家过去的各殖民属地）的观光行为。他们过去殖民第三世界，今天继续实行文化帝国主义，以观光去消费这些地方的文化，某种殖民心态还是持续存在。他用一个比较细腻的方式拍摄，但是他的抓拍很犀利准确。我们看到一个白人女性的身体穿梭于非洲的场景，我把她看成一个带有文化政治符号的身体。他们到亚洲来找一个老婆或者临时的导游兼性伴侣，这在亚洲国家或西加勒比海一带非常常见。
马丁·帕尔摄影作品
也许最有代表性的是一张在土耳其拍摄的作品，把所有关于马丁·帕尔想要说的话，都总结进去了。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观光客的身体，穿梭在非西方世界的土耳其风景区里，进行他观光客的猎影。帕尔通过景观或者经济消费行为，观看西方社会新的文化殖民方式。因为大量的观光客到过去这些前殖民地方去，那里就会生产很多提供这些消费者消费的空间，美式酒吧或者咖啡厅应运而生。当地变得没有特色，只剩下一些千篇一律的场景，西方观光客也只是换一空间，过他原来熟悉的生活，旁边有一些作为背景的海滩等等配件。这是一种新的文化殖民，跟经济上一种新的入侵，虽然不是通过国家力量支持，但是效果一样。这个是帕尔在拍观光客的行径时，可以把它视为身体的话语，有文化与政治在其中。这些是我分享的关于与性别、社会话语和政治意涵相关的身体摄影实践。
（郭力昕系台湾政治大学广播电视学系副教授，摄影与纪录片评论工作者。本文节选自《摄影与人体：情色、政治与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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