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1927年,29岁的陈延年被捕。因为宁死不跪,以站立的姿态被刽子手杀害。一年之后,他的弟弟陈乔年,也不幸被捕后英勇就义,享年26岁。

在《觉醒年代》中,“二陈兄弟”的牺牲画面令人印象深刻,引得无数国人在荧幕前,为他们流下了热泪。

在不久前,中国历史研究院展出了陈乔年烈士的文献履历。通过这些历史文物,我们更走进这位年仅26岁的青年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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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到上海求学后,他不再怨恨父亲

对于父亲陈独秀,兄弟两人曾都不大待见,甚至可以说是怨恨。

“陈独秀!”

这样直呼父亲名讳的称呼,经常地出现在陈延年、陈乔年两兄弟的谈话。

起因是1913年8月份,也就是陈独秀与继母高君曼结婚4年后,陈家三兄弟遭遇一场飞来横祸。

一队搜查的士兵冲入家中,15岁的陈延年带着11岁的陈乔年,以及不到4岁的弟弟陈松年,爬上屋顶躲避搜查。

慌乱之中,陈松年从房顶坠入水缸,被邻居大妈救下。

而陈乔年与哥哥,则藏身于他人家中,勉强躲过搜查。当天晚上,他们被送入乡下亲戚家,开始了一段寄养的生活。

不久后,从亲戚的口中,他们得知自己之所以险些丧命,原来是“拜父亲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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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讨袁失败”之后,遭到了疯狂的报复。不仅他自己疲于奔命,就连怀远老家也遭受牵连,陈乔年兄弟自然难脱干系。

被人救下且送到乡下的兄弟俩,只得过上东躲西藏的日子,他们无法在当地上学。他们一边自学,一边渴望着外面的世界,直到2年之后,父亲来了一封信。

“延年、乔年,接到上海来念书。”

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杂志)。在安顿好自己以后,他写信到安徽老家,将两个儿子接到上海念书。

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两人,就这样辞别了母亲与祖母,来到了繁华的大都市上海。他们在这里接受新式教育,逐渐步入青年的兄弟二人,也慢慢地理解了自己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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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上海时,陈延年进入了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补习学校”学习法语,而陈乔年因岁数较小,暂时无法入学。

陈独秀不愿见到次子荒废时光,便在空闲的时候亲自教他,陈延年有时候也辅导弟弟。在将近2年的时间中,父子三人与姨母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的一些误会逐渐消弭。

“来到上海求学后,我不再怨恨父亲!”

陈乔年在上海,感受到了久违的父爱,他们开始理解自己的父亲。同时,随着年岁渐长以及学习的深入(陈乔年不久后也入学了),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只有启发民智,国民思想进步,国家才能进步!”

陈乔年兄弟两人,不再纠缠于小家的恩恩怨怨,而将视线投射到更大的地方。此时的他们,明白父亲创办进步杂志的意义,对他的情感更多的是尊重与敬佩。

1917年,陈独秀受蔡元培邀请,奔赴北大教书。陈乔年则与哥哥一起,留在上海继续学习,他们在这一年双双考入了震旦大学。

19岁的陈延年,带着15岁的陈乔年,依靠着父亲每月支付的10元生活费,开始了独立的求学生涯。

在繁华的大上海,要想靠10元的生活费,维持两个学生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在节衣缩食之余,兄弟二人在课余时间勤工俭学,他们由此目睹了社会的现实。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这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有人在十里洋场夜夜笙歌,也有人整日奔波无法糊口。陈乔年兄弟,对这样的现实极为愤懑,他们不仅同情劳苦大众,还开始了救国之路的探索。

在上海的陈乔年兄弟两人,没有直接参加“五四运动”,但他们对此是支持的。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走了不少的弯路,其中“无政府主义”的思潮,对他们的影响很大。

“反对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

这是“无政府主义”标榜的口号,这对于陈乔年等学生团体来说,吸引力相当大。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宣传、组织这方面的理论以及组织,满怀欣喜地以为这是“救国良药”。

1919年1月份,陈延年等人在上海组织了“进化社”,并且创办了《进化》杂志。陈乔年虽然不是组织者,但是积极的参与者与支持者,他协助哥哥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随后“五四运动”爆发,为他们打开了新的世界,使得他们走上了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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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北京被捕!”

在上海的陈乔年兄弟两人,没有直接参加“五四运动”,但他们对此是支持的。

陈独秀以及大批学生被捕的消息传来,他们逐渐意识到“温和的改良”有所缺陷,为此他们决定走出国门去看一看。

1919年12月下旬,兄弟二人在父亲陈独秀以及吴稚晖等人的支持下,从上海启航奔赴法国留学。他们与一批旅法青年,经历40多天的海上颠簸,在1920年2月份抵达马赛。

由于生活上的拮据,原本生活在巴黎的陈乔年兄弟,不得不搬到里昂。但即便是如此,他们还是要依靠“半工半读”来维持,与一大批中国留学生一样,进入当地的工厂做工。

“本来经济就不景气,工作难找工资又低,加上资本家七扣八扣,到手的钱没有多少。”

正是这样艰难的生活,使得兄弟二人体悟到了资本主义的黑暗,他们开始对“无政府主义”产生怀疑。

1921年,陈乔年放弃了原先的理念,转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以及俄国的十月革命。

与很多留学生一样,他们陷入了极度的苦闷与迷茫之中,但正是这样的磨砺生涯,铸就了若干年后的一批革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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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个人的先后牺牲,让他真正懂得革命

“当时的很多留学生,一方面对无政府主义感到失望,一方面又找不到出路。(他们)陷入迷茫与苦闷,一部分人开始研究马克思,一部分人还在坚持无政府(主义)……”

吃得差、住得差、穿得差,这些生活上的困难,对于陈延年等人来说,都是能够接受的。但唯独精神思想上的迷茫与苦闷,令人无法承受,当时的留学生之中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

但陈乔年兄弟在法国并未消沉下去,这得益于周恩来的帮助。

1922年,周恩来与赵世炎等人,在法国留学生中进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筹建。正巧,周恩来获悉陈乔年兄弟二人,在思想上偏向了马克思主义。

于是,他便积极地动员他们入团。同年6月,陈乔年与陈延年出席了巴黎西郊布伦森林召开的会议,“中国少年共产党”就此成立。

不久后,兄弟二人双双加入共产党,开始正式投身革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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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陈乔年、陈延年等人奔赴莫斯科留学,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莫斯科,他们完成了唯物史观、经济学、俄国共产党史、自然科学以及俄语等课程,成为了具备理论知识的进步青年。陈乔年与肖三一起,将《国际歌》的歌词,译成了中文。

“革命的成功,是需要流血和牺牲的!”

在莫斯科学有所成的陈乔年,终于真正领悟到了“革命”的含义,他与兄长陈延年一起,实在是经历了太多太多。

当年在上海求学时,兄弟二人总是目睹底层民众遭受压迫。他们想要为百姓说话,却只能无奈地屈服于棍棒之下——两个学生,能做什么呢?接触到“无政府主义”后,陈乔年本以为那就是“良药”,可法国之行又令他失望。

直到遇见周恩来等人,他们才确信救国的途径除了“革命”之外,别无其他途径。而要想革命,必然要付出鲜血与生命的代价,这便是它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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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明白一个理论的含义并不难,难的是要将其付诸实践。

1925年,陈乔年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被委派到北京工作。在这里,他结识了自己的革命导师李大钊,甚至可以说,这是用生命教会他“革命”真正意义的导师。

回到北京的陈乔年,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工作,他主要负责的是宣传方面的事项。

“当时风声很紧,印刷厂经常(因印刷革命资料)遭到搜查,他们借此抬高价格。所要印刷的资料过于进步,很多印刷厂都不敢承接,自己创办印刷厂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