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只是真相。
7月5日上午，李金的代理律师向四川高院提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要求赔偿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申诉合理支出，共3772万余元，并要求四川高院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等。
冤屈半生，受尽无数屈辱，当日青葱少年，归来已白发苍苍物是人非。
李金今年57岁，云南元谋人，1994年，元谋火车站招待所发生一起抢劫杀人案，两人在房间内遭抢劫杀害。1995年9月，李金被带走收容审查。
1996年，当地另外两人也被带走审查，这三人被指共谋抢劫杀人。
1997年，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一审判李金与另一人死刑，还有一人被判死缓。在3人上诉后，成都中院改判李金无期徒刑，其余两人无罪。
李金再次上诉，检察机关却同时提起抗诉。最终，四川高院维持原判，李金被判处无期徒刑。
经过多次减刑后，李金于2017年出狱，至此，他在监狱中被羁押了21年零9个月。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平民百姓，面对命运的不公，毫无反抗之力。但好在李金并没有放弃，在出狱后坚持上诉，李金说案发时他在云南盈江县务工，根本就不在元谋。
2019年，多家媒体关注到此事，并进行了报道，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2020年，四川高院决定启动再审程序。结果这一审，发现了大问题。
首先，当年给李金定罪的证据与犯罪事实，居然主要来自于李金自己的有罪供述，也就是说当年给李金定罪，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李金自己承认的罪行。然而很多事实与法律都在告诉我们，有罪供述并不能作为定罪的主要依据，因为在这其中可能掺杂着刑讯逼供。
其次，这些供述又和客观证据存在矛盾，这就导致李金的有罪供述真实性存疑。说得直白点，就是李金自己的口供，很可能不是他本来想说的，也许只是有人想让他这么说。
最后，现场没有客观证据指向李金作案，认定李金伙同他人犯罪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
终于，2023年12月，李金被判无罪。
有意思的是，当年李金等人上诉后，成都中院再审将死刑判为无期徒刑后，成铁分检居然提起了抗诉，认为应该依法严惩，成铁中院“有罪判无罪、重罪轻判”适用法律错误。
这一纸无罪判决，李金等了太久。一桩冤假错案，背后是一个个无辜的人的人生被颠覆。如今李金重获自由，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但我们不知道究竟该高兴好，还是难过好。因为在这其中，暴露出了太多的问题。
现在我只庆幸，当年李金二审被判无期徒刑，否则此时此刻，这世间又多了一个枉死的冤魂；我只庆幸他在狱中表现良好获得提前出狱，否则他可能永远等不到洗刷冤屈的那天。
与此同时，我们忍不住好奇，当初如果没有媒体的介入，如果没有舆论的关注，李金何时才能获得清白？是不是说，他这二十多年的冤屈都白受了？是不是说，他这差点被毁掉的一生只能自己默默承受了？
我们更忍不住好奇，当年那些办案人员、司法人员，在这样一起差点酿成无法挽回的冤案中，在这样一起差点让无辜之人枉死的冤案中，各自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现在又在哪里高就？是已经退休了？还是高升了？每个月领着多少退休金？如何做到这么多年心安理得的？在他们手上，是否还有类似的案件？
二十多年才发现无罪，我想问问，在这期间相关人员到底在干什么？良心不会痛吗？每每夜深人静时，不会觉得后背发凉吗？
上半生失去自由在冤屈中度过，下半生无处可依，人生崩塌只因为一次错判。现在他被判无罪了，但当初办理这起案件的有关人员却置身事外，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于个人情感、于法律来说，这都是无法被接受的。
如今，李金申请国家赔偿和道歉，我支持这种做法。可是，这个赔偿从哪里来，如果从纳税人身上来，那么我们纳税人为什么要替别人的罪过和错误买单？
自己造的孽自己还，这个赔偿应当由当时所有参办这起案件的人来还，而需要道歉的，不仅仅是四川高院，更应该是审查这起案件的相关所有机关和人员。
冤枉了无辜的人，最终纳税人买单，更细思极恐的是，因为这一次错误的判罚，真正的凶手却逍遥法外了，甚至成为了潜在的社会隐患，这个罪，又该谁来承担？谁又能承担得起？
曾听过一句话：
什么是权力，当一个人犯了罪，他被依法判处死刑，这不是权力，这叫正义。而如果一个人没有犯罪，他可以被判死刑，也可以不被判死刑，这就叫做权力。
还有一个问题其实也值得深究和讨厌，就是这些冤假错案究竟怎么发生的，该如何避免？这些年，仅导致舆论轰动的相关案件，就有不少，从呼格吉勒图到周永刚，再到李四强...
一个又一个无辜之人的人生被改写，甚至被草草画上句号。为什么这种事屡禁不绝，该如何避免？这是同样需要关注的，因为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将是每个人都难以承受的。
最后，我想问问李金案的所有参办人员。
现在李金无罪，那你们呢？
你们，有没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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