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最终计票结果截止发稿时尚未正式公布，但不论出口民调或已决出的议席数均毫无争议地表明，在7月4日举行的英国立法选举中，由斯塔默(Keir Starmer)领导的工党将获得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以远超过下院过半数（326席）的绝对优势赢得阔别14年之久的执政党地位，斯塔默也将成为14年来首位工党籍英国首相。

“草根高学历者”

斯塔默1962年出生于伦敦泰晤士河南岸的平民区——萨里郡奥克斯特德镇一个普通双职工家庭，父亲是工具制造商，母亲是一名英国医保体系（NHS）的护士。他自小早熟，学习成绩优异，是这个普通家庭史上首位考上大学的成员，拥有利兹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和牛津大学民法学研究生学历。不仅如此，他还早早流露出从政兴趣，在这个传统左翼社区，耳濡目染的都是劳工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因此他16岁就加入了工党的青年组织—— “青年社会主义者”，他曾自称“素食习惯和社会主义者称号是我始终不变的两大原则”。他在大学毕业之初还参与经营一本名为《社会主义替代品》（Socialist Alternatives）的著名左翼杂志。

如今他经常提到自己卑微的出身作为与英国选民联系的纽带，并表示母亲终生与严重疾病作斗争，让他对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NHS) 深表感激，这让被公认“缺乏个人感召力和偶像特质”的他在工党基本受众中平添了不少好感。

完成学业的他自1987年起担任律师（英国审判律师），接手过许多名噪一时的焦点案件，包括针对壳牌、麦当劳等大型企业的诉讼，针对时任保守党籍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关闭煤矿的诉讼等，工党领袖布莱尔(Tony Blair)1997年出任首相后，他在英爱签署《北爱尔兰耶稣受难日协议》期间担任内阁的人权事务顾问。2008年，他出任刑事检察专员，成为英国皇家检察署（CPS）的负责人。任上他曾多次主持对政要的起诉，包括起诉4名下议员（3名工党，1名保守党），并在2012年让时任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休恩（Chris Huhne）成为英国史上首位因“吃官司”丢官罢职的内阁大臣。

直到此时他都以一位专业司法人士的身份著称于世，并在2014年因“在司法界贡献卓著”获封爵士——但不到一年他就投身政坛。

2015年，他以正争夺工党领袖的科尔宾 (Jeremy Corbyn)左右手身份首次参选霍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并成功当选，从此转入政坛，这个选区是工党“铁票仓”，让初来乍到的他在此“出道”，充分表明工党对他的看重。

2016年科尔宾成功出任工党领袖，他被委以重任，出任在当时曝光度极高的“脱欧影子国务大臣”，2019年英国立法选举中，他提出的“重新举行脱欧公投”被列入工党竞选纲领，他也被看作“反脱欧”干将。但那次选举以工党空前惨败告终。选举惨败加上被指责“对犹太人出言不逊”导致科尔宾辞任工党党领，2020年1月4日，顶着“科尔宾好助手”标签的斯塔默作为仅从政5年的“菜鸟”接任工党党领。

当时分析家认为，此前的工党党领布莱尔、科尔宾虽一个“右”一个“左”，但都出身殷富家庭且是典型精英标签的“公学系”出身，在基本面偏工团、草根的工党凝聚力不够，而草根工团领袖们组织力、专业性又不强，身为“草根高学历者”的斯塔默左右逢源，两头沾光。虽然他很迟才进入政坛，但自学生时代起至整个司法界供职期间，他的工党色彩鲜明且从不动摇，也为其顺利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变革”与扬弃

即便在科尔宾因败选和“反犹”四面楚歌之际，斯塔默仍不动声色地留在“八面漏风”的科尔宾“影子内阁”，在科尔宾辞职、他出面竞逐党领时，也低调地拿出一套带有鲜明科尔宾色彩的纲领，包括免除大学学费，提高所得税，将英国大部分公共服务国有化等，因此人们一度相信他上台后将萧规曹随。

但他刚刚走马上任就打出“变革”的醒目口号，并在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后将自己的“老领导”科尔宾逼出了工党；他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工党长期尊奉、自己也一直附和的许多传统左翼纲领，如高税收、高福利、国有化、大手笔公共支出，强调“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必须齐头并进”，自称“亲商主义”，撤回了对加税、免除大学学费和大手笔公共开支的支持，还不顾党内多位元老强烈反对，把工党多年来的承诺——一旦上台就每年投资350亿美元用于“绿色能源替代”撤回，表示“盲目扩大开支是不负责任的”。他还不惜剥离自己长期的“反脱欧”标签（这也是工党一贯立场），多次明确表示“英国没有理由重新加入欧盟”。

此次短短六周的仓猝竞选周期，他率领工党提出了被公认“沉闷乏味”的五大纲领：推动经济增长、投资绿色能源、改革 NHS、打造更安全的街道以及通过新技能议程提供“机会”，此外就只有创建新的公有能源公司、减少 NHS 等待时间、建造新住宅和重新将铁路服务国有化等“碎片化”的愿景，即便这些平淡无奇的承诺他也大方表示“不保证当选后都能兑现”，因为这都是“长线计划”，要落实“需要迈出第一步”——这个“第一步”自然就是让工党上台。他表示，上述愿景不过是“首付”，如果给工党更长的执政时间，“工党就能为英国提供更多帮助”。

许多分析家，如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贝尔（Tim Bale）、伦敦研究小组 UK in a Changing Europe研究员拉特（Jill Rutter）和选举分析专家柯蒂斯爵士（Sir John Curtice）认为，斯塔默公开标榜“国家重于党派”，这是他敢于抛弃许多传统工党左翼纲领、不惜清洗科尔宾一系，甚至连自己昔日标签也不怕被撕掉的关键。近几十年来工党最辉煌的胜利，是1997年布莱尔的胜选，而布莱尔的宗旨正是“傻瓜，什么左翼，中间摇摆选民才是最关键的”，是不惜背离传统工党主线推出的一系列中间调和纲领。斯塔默选前所抛弃的，几乎都是容易被对手“抓历史小辫子”、被评估为不受中间派选民欢迎的“负资产”，如容易让人想起战后至70年代末工党执政时期一系列执政灾难的全面国有化、高税收、高福利，和近年来被认为“过犹不及”的“激进减排”等，甚至，放弃“反脱欧”标签也经过周密计算，因为对手“命门”在经济、社会问题，“重返欧盟”既无法操作，又容易在选民普遍担心的非法移民问题上“混淆视听。

他的缺乏“个人魅力”被认为是“重大缺陷”，今年早些时候的一项YouGov民意调查显示，在个人公众支持率方面他远不如极右翼政客、改革党党领法拉奇（Nigel Farage），更要命的是，工党支持者平均年龄较轻，偏偏他不受年轻人喜爱且“越来越不受他们待见”。

对此一些分析家指出，传统上英国人更喜欢稳健的建制派政治家，代议制的政体也决定了党领不必像美国那样去做全国每一个选区的“公关大使”，因为首相只需要保证自己的党获得下院多数，以及自己在本选区当选下议员，公认善于公关、个人形象和口才极富感染力的法拉奇连续选了八次，才在刚刚第一次当选下议员，而“缺乏个人魅力”的斯塔默已不动声色连任10年之久。甚至有人怀疑，鉴于过去几年里保守党连续3位“网红首相”都给选民留下恶劣印象，此时此刻“中规中矩”反倒是最保险的，今年1月接手英国独立电视台采访时斯塔默曾表示“如果个人形象无聊乏味是我唯一可被吐槽的地方，那我就可以放心了，因为如果别人总在说你无趣，那么你一定就要赢了”。

一些知情者透露，前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与斯塔默关键助手拉米（David Lammy）有旧，经常通过Zoom“指点迷津”，他鼓励斯塔默“不要害怕暴露私生活中脆弱的一面”，以及“最大限度争取摇摆选民”的风格，都让斯塔默受益匪浅。

至于对科尔宾的冷酷，则是斯塔默为数不多个性鲜明之处，他稍早接受《时尚先生》（Esquire）杂志采访时直言不讳“有时，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领导者，你必须要冷酷无情”。

正如贝尔所言，斯塔默会被许多左翼人士斥责为“叛徒”，认为他“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又会同时被右翼人士指责为“反复无常的变色龙”，但“如果非这样工党和他才能赢，他就会毫不犹豫去做，因为他的性格就是为上台不惜一切代价”。

他本人说得好，说这说那都是以后的事，关键是第一步，而第一步就是上台执政，在这“第一步”之前一切都最多是第二位的。

对华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化

工党在野期间对华“刺耳之音”并不比保守党少多少：去年11月斯塔默本人就曾揪住前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曾为中国投资基金工作的“小辫子”对苏纳克(Rishi Sunak)穷追猛打，今年3月，他又在下院喊话，称“将对中国干涉英国民主展开行动”。

5月22日即苏纳克宣布提前举行选举当天，可能出任未来外交大臣的拉米在智库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阐述所谓“进步现实主义”外交政策愿景，指责英国对华政策过去14年在保守党治下“反复摇摆”，称今后将“采取更一致的战略”。据POLITICO援引5位知情者透露，选举的提前导致斯塔默对华战略构想尚未完成，拉布“刚刚开始阅读有关如何进行改革、谁应该领导改革以及英国需要与中国解决的一系列贸易、投资和安全问题的提案”，但考虑到最关键的建议来自一贯对华不友好的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 (CSRI，他们是唯一在苏纳克宣布选举前就提交初步计划的)，因此其风向不难判断。另两位知情人披露，计划中包含“评估后在关键供应链和人工智能方面实行对华制约”等“鹰派”内容。

一些知情者指出，美国近年来不断向盟国施压，迫使其在贸易、安全、技术封锁等方面与美同步，保守党内阁近年来对此亦步亦趋，工党上台后会感受到来自国内不同领域的不同压力，将“不得不在中美间艰难走钢丝”。

多位知情者指出，包括对华政策在内的“进步现实主义”构想由工党联合组织地缘政治总监加维（Jon Garvie,）在拉米的办公室领导，评估参与者中也包括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Kevin Michael Rudd）这样的知华派，因此最终拿出的版本会较为折衷，出台也不会很快，“弄不好会拖一年”。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英国与世界项目主任、曾参与保守党政府在 2021 年综合评估中对华政策研究的奥沙利文 (Olivia O’Sullivan) 表示，英国对华政策的全面改革“值得欢迎”，但不论保守党或工党都“缺乏对权衡利弊的详细讨论”，而这些权衡利弊是管理政府与北京关系所必需的。她主张新战略应该创建一个“政府中央部门，帮助裁定经济和安全需要之间的权衡利弊”，工党的战略“需要避免编写一份被束之高阁、不再被提及的审查文件”，并致力于采取具体行动，比如更好地让公务员掌握了解中国所需的技能。

GMTL Advisory Ltd.高级顾问巴福德（Brandon Barford）和《从北京到英国》（Beijing to Britain）杂志创始人霍格（Sam Hogg）担心，一旦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势必在迫使英国对华施压方面变本加厉，而这未必附和英国和工党内阁的利益，一旦处理不好，“甚至可能令美英关系出现一些微妙”。

曾在 2010 年至 2012 年担任卡梅伦内阁首任国家安全顾问的里基茨 (Peter Ricketts) 表示，“考虑到未来几十年与中国的关系将变得多么重要和复杂，从一开始就认真考虑并制定一个可以持续一届甚至两届议会的战略是一个好主意”，但“情况很复杂”，因为中国“在某些领域是安全威胁和外交政策对手”，但也是英国的主要市场和关键进口来源——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的重要合作伙伴，如何平衡取舍，对远离执政地位14年之久的工党和斯塔默而言，都绝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