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刚从国外访问回来的彭德怀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的通知，7月上庐山，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

彭德怀由于工作繁忙，他本来不想去参加，关键时刻，他的助手，时任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的黄克诚开口道：“这次会议是毛主席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你是政治局委员，怎么能不参加呢？”

那个时候，黄克诚并没有想到，他这次的提醒，竟然意外结束了彭德怀的政治生命。

1959年7月2日，由毛主席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拉开了帷幕，这次会议的原定主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

大会刚开始时，气氛比较轻松，很多人都是白天开会，晚上看戏，似乎开的是一场“神仙会”

可是就在7月14日这天，一切都变了。

这天，彭德怀的一封“万言书”（实际上只有三千余字），被送到了毛主席的面前，由此，庐山会议的风向彻底改变。

随后，黄克诚等人接到通知，前往庐山开会。

接到通知的那一刻，黄克诚还有些惊讶，自己不是政治局委员，为什么会突然通知要参加会议呢？恐怕有意外的事发生。

前往庐山的一路上，黄克诚有些担忧。

等到了庐山后，黄克诚看到了彭德怀写下的“万言书”

周恩来见到黄克诚来了，有些意味深长地说：“你来晚了一步，如果你在7月14日之前上庐山，彭总的那封信就不会拿出来了。”

这个时候，黄克诚后悔万分，他知道，如果要是自己当初代替彭德怀来参加会议，是不是这次庐山会议的风暴，就掀不起来了呢？

可是事已至此，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

彭德怀得知黄克诚来了，非常高兴，他当即找到了黄克诚。

彭德怀问道：“我给主席写的信，你看了吗？觉得写得怎么样？”

黄克诚坦然道：“我看了，这封信写得不怎么样，有意见可以当面说嘛，写信干什么？信里的一些提法和用词也不妥当。”

彭德怀听后，陷入了沉思。

这天晚上，黄克诚彻夜未眠，他知道，自己已经面临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抉择。

此时庐山会议开了一半，而庐山会议的风向也已经改变，黄克诚自然知道毛主席通知他上山的原因，是要他来讲话，是要他来批判彭德怀的。

明明知道这些，可是黄克诚却过了不了自己心中的那道坎。

在之后的会议上，黄克诚发表了讲话，他坚持真理，秉公直言，在很大的程度上支持了彭德怀的意见。

一些老战友看后，纷纷劝阻他，但是黄克诚毫不领情，把心中的话一股脑都给倒了出来。

谈完话，黄克诚的“麻烦”很快便来了。

一些政治局常委找到黄克诚，要他和彭德怀撇开关系，但是彭德怀都没有让步。

几天后，毛主席在“美庐”亲自召见了黄克诚。

见到这位自己多次器重的大将，毛主席十分感慨，那个时候，黄克诚也明白，这是自己最后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但是思来想去，黄克诚终究，还是故意的放弃了这次机会。

在聊天中，毛主席回忆了中央苏区的红一，红三军团，随后，他问黄克诚：“黄克诚，有人反映，你和彭德怀是“父子关系？”

黄克诚平静地回答：“在江西时，我被打成“AB团”，是彭总救了我，我同彭总的感情很好，但也常常发生争论。”

在平淡地谈话中，毛主席委婉地向黄克诚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希望他和彭德怀划清界限。

黄克诚对彭德怀写的信一些用词和提法很不满意，但是主体上来说，他还是支持的。

因而黄克诚回答道：“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都是基本一致，但我们的争论不伤感情。”

毛主席听后默然无语。

不一会儿，他们又谈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四平战役”

毛主席：“难道四平战役打错了？”

说到这次战役，黄克诚的话多了起来，他的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

当时守卫四平时，部队刚开始守是对的，但是后人加大了攻击，黄克诚认为不该继续守，因而就给林彪发电，要求撤退。

让黄克诚疑惑的是，林彪明明收到了自己的电报，可是一点也没看，也没有采用，这是为什么呢？

毛主席的一句话，让黄克诚茅塞顿开。

毛主席说：“当时守四平，其实是我决定的。”

黄克诚的“蛮劲”上来，回答道：“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

毛主席听后很是惊讶，随后，他顿了一下开口道：“那就让历史和后人评说吧。”

谈完了四平战役，一时间气氛变得尴尬起来，黄克诚也明白自己和毛主席的关系不会再向之前那样融洽，随后起身告辞。

离开了“美庐”，黄克诚伸手推了推自己的眼镜框，一股咸咸的液体，流在了他的眼睛和脸上，顿时，他周边的景物，渐渐地模糊起来。

屋子里的毛主席，内心也不平静。

对于黄克诚这位湖南老乡，毛主席早在中央苏区时就有耳闻，抗战时期黄克诚做的两件事，更是让他记住了这位小老乡，也正是由于如此，在之后，他多次点名黄克诚，要他担任要职，事实证明，黄克诚也没有让他失望。

可是最终两人渐行渐远，这样的结果，也不免让毛主席感伤。

黄克诚抗战时期做了哪两件事？毛主席又是何时多次点名黄克诚担任要职呢？

1937年9月平型关战役后，整个八路军都陷入到了狂欢中，可是时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黄克诚在视察115师后却是语气沉重地给中央拍了一份电报：我们的部队出问题了。

“西安事变”后，我党与国民党的关系缓和，进入到了谈判时期，到了抗战前夕，所有的条约基本已经签订。

全面抗战爆发后，根据约定，红军整编为了八路军，隶属于国民党指挥，当然，部队一旦改编，就要和在制度上和国民党军接轨，军官们都要授予军衔。

像是师长一般是中将，旅长是少将，团长上校、营长少校等。

就是这件事，出了问题。

在红军以往的历史中，没有授予过军衔，但是了这时，由于军衔的标识，一些人开始飘飘然起来，甚至摆起了军阀作风。

这种在115师发生的现象和我军一贯主张的官兵一致原则严重不符，黄克诚认为，这种情况，甚至不只是单单发生在115师，在其他的两个师，也有此事。

除此之外，黄克诚还发现，自从我军被迫取消了政委制度后，部队的风气大变，军阀主义有了抬头的迹象。

之所以说我军被迫取消政委制度，全是因为蒋介石的原因，当场国共两党合作，蒋介石强令八路军取消政委制，按国民党的制度，只设师长、副师长、参谋长等，不许有政委、政治部主任等。

而此时，由于我军取消政委制度，部队的风气有了很大的改观。

因此，此时黄克诚的建议，就是重新在我军建立政委制度，约束部队，纠正不正之风。